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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祝姮 在宗璞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印迹最深的是西南联大。她曾经在少年时，跟着父亲冯友兰来到这所著名的战时大学，在昆明度过了8年时光，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正是从那时起，讲述这段难忘的历程，介绍这些知识分子的故事，就成了她一生的使命。因而也有读者，喜欢称她为“西南联大的女儿”。 在西南联大度过的少年时光 1928年7月，宗璞出生于北京西郊成府路槐树街。命运之神似乎对她优厚有加，一下子便置她于中国最深厚的文化渊源之中。她的父亲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叔叔是地质学家、“丹霞地貌”的命名者冯景兰，姑姑是“五四”时期作家、古典文学专家冯沅君。她的母亲任载坤，则是辛亥革命先辈任芝铭之女，是那个时代不多的知识女性，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但在结婚后甘愿做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在3个月大时，宗璞就随冯友兰搬入清华大学。那时，他们住校长梅贻琦的隔壁，两家人的孩子经常在一起玩耍。大概在她5岁时，有一天冯友兰下班回家，看到自己的儿子和梅贻琦的女儿在一起玩，而宗璞受到冷落而格外失望，于是招手让她过来，教会她第一首启蒙诗《百炼镜》，还给她详细解释每句话的含义。从那时起，她就爱上了背诵诗词。在幼稚园毕业典礼上，她还指挥小朋友们进行乐队演奏，从小就展现出音乐天赋，后来她的散文就充满了乐感、韵律。 据宗璞回忆，冯友兰特别注意对孩子的言传身教。曾有一段时间，每到吃饭的时候，长幼围坐在餐桌旁，冯友兰也从纷繁的工作和思想中走出，和孩子们坐在一起，一边品尝着妻子做的可口饭菜，一边讲述着时政、文化和哲学。在餐桌上，孩子们得到的不仅是美食，更是精神大餐。  冯友兰与任载坤 然而，宗璞的童年并非无忧无虑。她从小体弱多病，每次生病都是母亲悉心进行照顾。有一次，宗璞高烧不退，母亲就一直用小小的汤勺给她喂水，用凉毛巾给她退热。她在迷糊中觉得在一个狭窄的隧道之中穿行，一直挤不过去，原以为就要死了，直到抓到母亲的手，这才知道自己是在家里，这才“活”了过来。她得过贫血，经常会晕倒，因为肺结核休过学，还经历过名目繁多的手术，人赠雅号“挨千刀的”。之所以能扛下来，主要是靠母亲照料。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们没办法在北京待下去了，随着学校迁往昆明。冯友兰从陆路出发，在经过镇南关时，司机提醒大家把手收到车内，别人都照做了，只有冯友兰在思考“收和不收的区别何在，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又是什么？”还没等他思考完，就一下撞在城墙上，手臂都撞骨折了，到了西南联大后很长时间才恢复。这件事，也成为老教授们的谈资。后来，母亲带着4个孩子，走海路经香港来到了越南北部的海防港，朱自清过来迎接，请他们在一家饭馆里吃饭，结果朱的上衣和帽子都被小偷给偷走了。  朱自清前往越南海防港迎接宗璞一家 在昆明，他们一家人生活得格外艰苦。一开始住在一个猪圈旁边，后来搬到了庙里，晚上照明只能用菜油灯，时间一长鼻子里都是灰。日本人的空袭很频繁，每当防空警报声响起，他们就要匆忙躲进防空洞里，那种深深的恐惧，一直留存在她的脑海里。 他们还常常为吃饱肚子而发愁。有一次，宗璞的母亲生病，她和父亲一起生火做饭。那是一个木炭炉子，需要用松针编成辫子一样的“松毛”来引火，他们俩忙活了半天，却怎么也烧不着，最后只做出一锅糊饭，脸上还全是黑灰。后来，宗璞写了一篇作文记叙此事，中间用了一句“煮饭则有黑无白”，得到了老师的夸奖。当时有一些大学生为了生活，偷偷跑到滇缅公路去倒卖物资，冯友兰就此教育孩子说，人心不能二用，生活再苦，也不能分了心，必须一心一意钻研学术。为了支撑一家人的生活，教授和家属纷纷在学校里摆摊售卖，冯友兰的字画一直没卖出去，倒是妻子炸的麻花格外受欢迎，每次出摊都会排起长队，卖了不少钱。  冯友兰一家，右三为宗璞 宗璞妈妈的厨艺，在西南联大很有名。朱自清的妻子在成都，他就一个人住，因为吃饭不规律得了胃病，经常跑到冯家去蹭饭。有一次，他吃了炸酱面，觉得很好吃，一不小心就吃多了。后来，朱自清就告诉别人，冯家的面好吃，可是千万别多吃，容易胀肚子。 宗璞先后就读于南菁小学和西南联大附中，在昆明度过了8年时光。他们家与文学研究院离得很近，宗璞一有空就会过去看书，方方面面的书都看，冯友兰也不加干涉，认为不管读什么书都是有好处的。15岁时，宗璞和同学们去滇池露营，她把经历体会写成文字，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收到了人生的第一笔稿费。冯友兰怕女儿变得骄傲，就专门找她谈话，提醒她想当一个作家，就要努力读懂自然、社会、人生这三部“无字天书”，还要用至精至诚的心劲儿把“无字天书”酿造为“有字人书”。这些思想观点，让宗璞受用终生。 一部小说带来大麻烦 抗战胜利后，宗璞随父母返回北京。1946年，宗璞报考清华大学，分数差了一点，那时冯友兰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完全有权力予以关照，但他并没有“通融”，宗璞只好调剂去了南开大学。两年后，她经过考试，才转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大学时，她广泛阅读了哈代、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经典作品，对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1年毕业时，她把哈代的诗歌作为论文主题，也许是认识到与当时的环境氛围不太相符，她写道“可是我们国家今日不需要我的幼稚无益的讨论”。毕业后，她被分配至政务院宗教事务处工作，后来又就职于全国文联研究部和《文艺报》报社。 1956年底，她创作了小说《红豆》，并在《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发表。与当时作家普遍描写青年学子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洪流不同，宗璞用极其细腻的笔端，以及大量的心理活动，描写了一个解放前夕向往和追随革命的女大学生江玫，与想逃离革命的银行家少爷齐虹之间的恋爱悲剧。革命胜利后，女主人公回到了曾经的大学宿舍，在墙壁中看到了以前作为定情信物的红豆，所有感伤的回忆涌上心头。 这部描写爱情、带着忧伤的小说，在那个时候显得与众不同，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知名学者洪子诚回忆说，《红豆》发表后，他们一帮同学曾到颐和园玉带桥“考察”江玫和齐虹定情的地点，足见这则爱情故事在同代人心中引起的震撼。然而，过不了多长时间，小说就作为宣扬资产阶级爱情观、表现资产阶级“人情味”的毒草，受到了猛烈批判，并成为文学上修正主义的一个例证。  宗璞在紫砂壶上题“红豆”，右为蔡仲德 故事中的一个细节值得人们的注意，那就是男女主人公曾经是大学同学，他们因选择不同道路的决裂发生于1948年。在宗璞的很多作品中，都有相似的情节设定，时间也大都是1948年。故事之外，是否承载着作者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曾经有记者就此询问宗璞，她并没有作出回答。 受到批判后，宗璞就很少写文章了。1963年，她感受到写作不再自由，于是一直停笔到1978年，封笔长达14年。那段时间，她因为身体不好，经常躺在家中休养。冯友兰见状，每天傍晚花1元钱，带妻子和她一起在颐和园包坐大船1小时，让她静静欣赏落日余晖，也许是父母的关爱起了作用，她的身体也慢慢变好。一位当时的学生说，每次看他们的船在彩霞中飘动，就像仙人一样。 1969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老师蔡仲德与宗璞走进婚姻的殿堂。他是浙江绍兴人，比宗璞小了近十岁，两人结缘也是因为《红豆》这篇小说。蔡仲德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老师，20世纪70年代初央音附中恢复上课后，他一次课都没落下过。有一次刮起了大风，宗璞劝他别去上课了，他硬是顶着风，骑车20多里路赶去上课，再一路骑回来，回家后全身是土，变成了一个泥人，害得她洗了好久衣服。 因为两人年龄和家世的关系，形成了“妇唱夫随”的独特关系，家里的大事都由宗璞做主，偶尔发生矛盾，也多是丈夫先放低姿态，道歉赢得妻子的谅解。1972年，他们的女儿出生，随外公的姓取名冯珏。宗璞原本期望女儿能够继承家学，从事哲学或者文学方面的工作。冯珏小时候曾帮着外公给读者写回信，读过几本外公的书，结果根本读不懂，于是再也不愿意学习哲学，反而是把经济学作为主攻方向。有段时间宗璞心里还有些不悦，时间长了才慢慢释怀。 蔡仲德给与宗璞很大的支持，他是宗璞的第一读者，每次有作品新鲜出炉，他都是第一时间拜读，帮助她查找引文的出处，订正文稿的疏漏。有了丈夫的陪伴，宗璞获得了很大的慰藉。然而，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蔡仲德被长期下放，宗璞也陷入了一家人难以团圆的悲痛之中。她把思念放在笔端，写了好几首诗词，表达了朴素的伉俪之情和生别离的悲伤。 为了父亲暂时放弃写作 改革开放后，宗璞再次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先后发表了《弦上的梦》《紫藤萝瀑布》《三生石》等一系列作品，散文《紫藤萝瀑布》被选入人教版语文教材。在《三生石》开篇，她郑重写道“小说只不过是小说”，这种把常识进行强调的语言，恰恰说明了这部小说与她个人的经历关系紧密，是基于个人真实经历的创作。 除了散文、小说等创作外，宗璞还写了很多童话故事。她认为，童话就是放飞自己的思想，用想象的灵风吹散生活的尘沙，在想象的泉水中浸泡自我。她曾经想象过自己举办一场宴会，邀请7个人参加，4名中国人，分别是苏东坡、李义山、司马迁、蔡文姬；3名外国人，英国哈代、挪威易卜生、丹麦安徒生，这些都是她写作路上的“启蒙者”。在她的想象中，安徒生是不会说话的，只会拿一点东西吃，但即使如此，她也能够从心灵上靠近自己的偶像。 正当创作能力最为旺盛的阶段，宗璞却毅然放下了笔，把主要心思和精力都用在照顾父亲身上。1980年，在几近失明的情况下，85岁的冯友兰开始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其实此前已经完成了两册，但他并不满意，要推倒以前的东西。当时也有人劝冯友兰从第三册接着往下写，因为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担心他不能写完。但是他不同意，觉得只有从头写才能把他的真实思想表达出来。  宗璞照顾父亲 宗璞一人身兼数职，既是秘书也是管家，既是医生也是护士。因为眼睛看不清，冯友兰写文章全靠脑子想、脑子记，特别是到了晚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连吃饭嚼东西都比较困难，吃一顿饭要一两个小时。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冯友兰都在反复思考自己的书。每次想好了，就口述出来，由宗璞等人进行记录整理。这时，她才发现父亲的口述就是一篇成熟的文章，几乎不用怎么修改。 有一次，冯友兰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列出对他的一生中最有帮助的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吴清芝，一位是妻子任载坤，还有一位便是女儿宗璞了。他还以三位女性为题，写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在写作过程中，冯友兰多次发生危情。有一次，他在家中突然心绞痛发作，宗璞和蔡仲德一起，艰难地把他抬上了救护车。好在经过医生的照料，得以转危为安。在病床上，冯友兰心疼地看着女儿，说“小女，你太累了”，宗璞忍住夺眶的泪水，只是淡淡回复说“我不累”。 冯友兰不止一次说，只要等书写完，自己就了了心愿，有病也不必治了。那时，宗璞既期望着他早日写完书稿，千万别留下任何遗憾，又怕他哪天真的写完书稿，心中的支柱就会倒塌。 1990年7月，冯友兰终于完成了全部书稿，宗璞替他去人民出版社交稿，踏上楼梯时都感觉脚步很轻快，庆幸父亲终于完成了心愿。这时也到了宗璞62岁的寿辰，冯友兰拼尽力气给女儿写了一副寿联： 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 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 勉励女儿不要因为《中国哲学史新编》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应该继续追梦下去。11月26日，冯友兰去世，享年95岁。弥留之际，他还在反复询问床边的人是不是宗璞，父女之间的感情可见一斑。 其实不但是宗璞，蔡仲德也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冯友兰的研究之上。他出版过《冯友兰年谱初编》，与宗璞合著《解读冯友兰·亲人回忆卷》，让人们从更多维度了解冯友兰。 艰难写完“野葫芦引”四部曲 宗璞的多部作品都曾获奖，但她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为西南联大写一部具有史诗意义的长篇小说，再现那段教育史上的奇迹，反映她的父辈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其实，这部恢弘巨著，她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酝酿，到80年代开始写作，用了整整33年时间才全部写完。正如她所写道：“写小说，不然对不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 “四部曲”被称为“野葫芦引”，这个名字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宗璞解释，这和她对历史、人生的理解有关。她说：“我写的这些东西是有'史’的性质，但里面还是有很多错综复杂的、我不知道的东西，那就真是'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了。”还说：“还是把人生看作一个'野葫芦’好，太清楚是不行，也做不到。”  “野葫芦引”四部曲 1987年，第一部作品《南渡记》完成创作，描写了因为日本侵华，一所大学被迫南迁的故事。随后，宗璞因为照顾父亲而暂时放弃写作，直到父亲去世后，才开始继续创作。不幸的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因为视网膜脱落，她做了三次手术。开始还能举着放大镜看字，后来电脑上的一号字体也看不清楚了，她被迫告别了阅读，连写字都成了奢望。 那段时间，是宗璞人生的至暗时刻。靠着想象父亲的晚年生活，她才得以走出了阴霾。她这样描述自己失明后的情景：“一个夜晚，我披衣坐在床上，觉得自己是这样不幸，我不会死，可是以后再无法写作。模糊中似乎有一个人影飘过来，他坐在轮椅上，一手拈须，面带微笑，那是父亲。'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我的心听见他在说。此后，我几次感觉到父亲。他有时坐在轮椅上，有时坐在书房里，有时在过道里走路，手杖敲击地板，发出有节奏的声音。他不再说话，可是每次我想到他，都能得到指点和开导。” 雪上加霜的是，很快丈夫蔡仲德也病重住院，在病榻上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以前蔡仲德身体好一些的时候，她口述内容，丈夫进行记录整理。病床上，丈夫一边打着点滴，一边为研究生上课。宗璞劝他好好休息，他却说自己时间不多了，必须尽可能多地讲一些，把知识传授给更多的学生。  宗璞 人们大多以为长期疾病缠身的宗璞，会比爱人先走，但现实却是2004年2月，蔡仲德因病去世走在了她前面，结束了他们35年时光的相濡以沫。在一篇纪念亡夫的文章中，宗璞说：“所幸的是他的力量是这样大，可以支持我，一直走上火星。蔡仲德，我的夫君，在那里等着我。” 这些年，宗璞写作全靠口述，需要在头脑里清晰记得文章的主要内容，理清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节线索，需要查证的内容就得告诉助理，让她一下子就能找到具体位置。不同于冯友兰口述书稿基本上一次成稿，宗璞的文章经历了反复的修改，其中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在紧张写作第四部《北归记》时，宗璞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很长一段时间连说话都不清楚，更不用说写作了。当时她一度认为，自己只能弃笔。但令人惊叹的是，出院后宗璞以惊人的忍耐力，一点点恢复了正常，曾经的记忆也都回到了脑海之中。只不过她时常感觉到头晕，怎么也查不到原因。趁着清醒的时候，她就抓紧推进创作。 最终，她赢得了与死神赛跑的最终胜利，于2018年改定了全部四部曲，为西南联大的历史留下了恢弘的文学样本。在结尾时，她深情写道：“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奋斗。一直以为进步了，其实是绕了一个圈。需要奋斗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而我，要告别了。” 施耐庵文学奖对宗璞的小说作出过这样的评价：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份历史自叙，小说所呈现的深髓的文化内涵和精湛的艺术品质，填补了民族解放战争即抗日战争小说之中的一个重要空白，同时也成就了一部中华民族浩歌般的抗争史和精神史。 涉及钱钟书杨绛的笔墨官司 对于宗璞来说，维持家族的荣誉、维护父亲的声誉，是她一生的使命。为此，她曾不惜得罪过好几位知名学者。宗璞一个多年好友私下里感慨说，宗璞本是聪明人，可在维护家族问题上，有点痴，做得太过，结果事与愿违。她护得那么厉害，反而让人不相信她的公允和理性。也有人劝她说，冯友兰作为历史人物，是非功过应该留给历史评说，未必需要她冲锋陷阵，但她依然全身心投入到“战斗”之中。 1998年7月，宗璞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文章《不得不说的话》，提到了关于钱钟书、杨绛的一桩笔墨官司。原来，当时出版的《钱钟书传》《记钱钟书先生》等图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79年钱钟书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座谈会上，指责冯友兰出卖朋友，导致朋友“被迫害而死”“妻小俱死”。很多人看了文章后，都向宗璞求证事情的真实性。宗璞认为这是对父亲的严重污蔑，心急之下生病住院了好一阵。 说起来，钱钟书与冯友兰渊源很深，过从甚密。1929年钱钟书考取清华大学后，冯友兰很是看重他的才华，每次高年级开会都会派秘书请他参加。钱钟书留学归来，也是冯友兰积极向学校推荐，让他破格当了教授。冯友兰对钱钟书有知遇之恩，钱也一直把对方作为五大恩师之一来看待。为何还会出现“污蔑父亲声誉”的事情？宗璞气愤之下，于1997年10月向杨绛提出此事，并希望她婉转向钱钟书问明究竟。但是，杨绛拒绝去问，坚决否认钱钟书曾说过上述的话。但杨绛也没有公开声明，钱钟书从没有说过那些话。一直等不到答复的宗璞，干脆在杂志上公开发文，“逼”杨绛作出回应。 在随后一期的杂志上，杨绛作出了公开回应，以书面形式宣布钱钟书没有说过那些污蔑诽谤冯友兰的话，但这只是她的推测，而不是钱钟书本人的直接回应。宗璞和蔡仲德专门对此事作了调查，找到了传闻中“被迫害致死”的那个教授，证明其本人和妻子分别在1981、1990年去世，并不存在迫害致死的情形。蔡仲德还专门拟了一纸声明，希望那位教授的女儿签署，但被对方拒绝。这场笔墨官司愈演愈烈，最后以出版社向宗璞道歉、并承诺收回出版图书而草草收场。  宗璞在书房 有人曾做过研究，在《东藏记》中有这样一对夫妻，应该是在影射钱钟书和杨绛。这对留洋归来的青年教授尤甲仁、姚秋尔，家住“刻薄巷”，热衷于刻薄冷漠、造谣生事。小说中直言：“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或许，这就是文化人替父报仇、快意恩仇的方式。 历史学家、翻译学者何兆武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求学，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他回忆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2006年，他在著作《上学记》中，点评了很多西南联大的知名学者教授，其中就有对冯友兰的批评，认为他在某种意义上还属于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只能靠依附权力得到自己的地位。 宗璞得知这个情况后，特意去出版社提过意见。她认为，里面有一些情况并不属实，对于冯友兰的批评应当严肃而慎重。图书编辑把意见反馈给何兆武后，老先生不以为意，认为即使文章中引用的那首诗有错误，随便换成其它一首就是了，但并不能改变历史事实。 宗璞自称在业余、事余和病余开始写作，所以是“三余作家”，后来写作条件又多了一条，就是维护父亲形象和家族荣誉之余。因此，她就成了文坛上的“四余作家”。她的做法是否可取另当别论，但她对父亲的敬仰与维护，却让人由衷敬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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