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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一部历时33年的长卷描摹中国文人风骨， 她年过90仍笔耕不辍， 她见证了清华文科上世纪30年代的辉煌时刻， 她是哲学大家冯友兰“岂独文采传三世”的女儿， 从文七十载，勤恳守文心， 潜心作文章，入世顾大局。 她就是当代作家，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得主，宗璞先生。 宗璞，1928年生于北京，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其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第二卷《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第四卷《北征记》获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弦上的梦》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三生石》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散文《紫藤萝瀑布》被选入人教版语文教材。 宗璞的文字里流动着一种积极的情感和对国家民族的思考。她的早期小说《红豆》就充满了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刚参加工作时创作的《一年四季》和《暮暮朝朝》充满使命感和理想主义，《热土》与《废墟的召唤》则抒发了浓浓的爱国之情。文革后的《三生石》《弦上的梦》等作品则写出了她反思苦难和寻找光明，对理想社会的探求。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更是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民族风骨，留下了百万字的文人抗战史诗。这种高尚的创作内核深受宗璞渊源家学和成长经历的影响，也使宗璞的作品充满温暖与鼓舞人心的力量。  家学渊源，至精至诚  宗璞的父亲是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姑姑冯沅君是著名作家。出生在书香世家，宗璞的文学之路受父亲的影响颇深。从宗璞五岁开始，冯友兰就会选一些诗词，让她每天在母亲的监督下背诵。1944年，15岁的宗璞就写了一篇关于滇池的散文发表在刊物上；1948年，她在《大公报》发表短篇小说《A.K.C.》，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与父亲冯友兰先生 宗璞的创作生涯中，一直有父亲的支持和指导。1957年，宗璞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说《红豆》，为她带来了一些声誉。冯友兰当时将龚自珍的《示儿诗》写给宗璞，告诉女儿“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还需弱冠争。多识前言蓄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意在让宗璞好好学习，不要有一点小小的名气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冯友兰还曾对宗璞寄语：“当一个作家，要努力读懂自然、社会、人生这三部'无字天书’，还要用至精至诚的心劲儿把'无字天书’酿造为'有字人书’。”冯友兰在宗璞60岁生日时作了一幅寿联送给她，其中写道“莫让新编代双城”。宗璞解释说，《野葫芦引》最初的书名是《双城鸿雪记》，因为她同时也在照顾父亲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父亲就通过这幅寿联鼓励她不要因为照顾父亲而牺牲《野葫芦引》的写作进度。“这是父亲对我创作的态度。” 宗璞说：“父亲常常说张载的那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那一代人常常以这个自许,我自己也想要做到这一点，但离得太远了,只能说知道有这样的精神和境界。”在父亲的影响下，宗璞将儒家的“入世”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读者带来一定的现实影响:或指引读者的人生,或净化读者的心灵。这种指引，有对祖国热土的深爱，也有对自然、对人的博爱与鼓励。 ” “热土难离！我们的泪水、血汗灌溉着它，怎能不热！我们的骨殖身体营养着它，怎能不热！因为我们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在这里寄托着青年时代的梦想，我们还要永远安息在这里。因为这是我们的，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祖国土地。” ——宗璞《热土》 ” “总要尽力地发光，尤其在困境中。草丛中漂浮的、灵动的、活泼的萤火常常在我心头闪亮。” ——宗璞《萤火》 ” “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 ——宗璞《紫藤萝瀑布》 从清华到西南联大 宗璞幼时生活在清华园，“七七事变”后，随父亲南渡昆明，见证了西南联大师生抗战、迁校、复校的艰辛流离。她亲眼见证了中国一代学人在战火硝烟中南迁，一边保存中华文脉，一边投身抗战，也看到了他们毁家纾难，先公后私的精神境界，《野葫芦引》的种子早在当时就深深埋下。 亲身经历过战争的苦难，一部展现中国知识分子投身抗战的长篇小说对宗璞来说是不得不写的：“西南联大先后毕业学生共2000多人，从军者800余人，从军抗日是他们的爱国行动，如果不写上这一笔，就是不完整的；滇西战役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次重要战役，把这段历史从尘封中磨洗出来，是我的责任。”她力求填补抗战中知识分子在文学作品中的空白，“不然对不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宗璞的笔下不只是学生，军人，还有普通民众，她说：“我要表现的是我们整个民族那种同仇敌忾的那种精神。”  宗璞在书房 《野葫芦引》是小说，也是历史。宗璞在小说中融入了大量真实故事：“我写了三代人，有许多细节都是大家提供的。梅贻琦先生的侄儿梅祖培参加了强渡怒江，他给我讲了他的经历。我哥哥给我讲他参加滇西战争的经过，讲了好几回。” “向真实的历史靠近”的初衷，支持着她坚持创作，《野葫芦引》从1985年开始动笔，2000年，第二卷《东藏记》创作开始不久，宗璞的视网膜脱落，手术后视力只有0.02，加上时常痉挛的左手和脑供血不足，她无法再阅读和写字，只能靠“口授”的方式继续写作，自状“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如此，她坚持到89岁完成最后一卷，在病痛斗争的过程中留下了一部百万字的文人抗战史诗。“我写这部书，是要寻找一种担当的精神，任何事情要有人做，要有人担当，也就是责任感。在担当起责任的时候，是不能只考虑个人得失的，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部“说出来”的长卷历时33年，可以说是宗璞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份历史自叙，也是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留下的精彩一笔。2005年，第二卷《东藏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2018年，第四卷《北归记》获得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 ●“不当亡国奴是人同此心，要不当亡国奴就得把敌人打出去，这是心同此理。” ●“他们好像是和兵士们一起发过一个重誓，用生命做代价的重誓，宁愿死不投降，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重誓啊！”  《南渡记》  《东藏记》 “在顺境中我们要努力尽才，在逆境中也要在环境许可的条件下尽我们的努力。任何时候，我们要做的，最主要的就是尽伦尽职。尽伦就是作为国家民族的一分子所应该做到的，尽职就是你的职业要求你做到的。” ●“华侨都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相思’是向着祖国缠绕的。” ●“我在想，社会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最应该做什么？我想去从军，像玮玮哥那样。”  《西征记》  《北归记》 “据说，日本天皇曾经发令，还要狠狠地炸，把中国人抗战的精神炸光。难道中国人的精神能炸光吗？到底我们胜利了。” 作家王蒙曾说，《野葫芦引》“喷发着一种英武，一种凛然正气，一种与病弱之躯成为对比的强大与开阔”。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西南联大，鹿桥的小说《未央歌》侧重'青春想象’，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则更多'文人情趣’，而宗璞则颇具'史家意识’，她的系列长篇立意高远，气魄宏大”。作家刘汀评价“整个故事舒缓却不松散，暗含力量而表面平和”。 而宗璞自认为，对于那一代人的品格，她写得还不够。她说自己：“写得很苦，实在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幸有宗璞先生的坚持，我们得以窥见民族危亡时刻中国文人的风骨。  潜心作文章，入世顾大局 宗璞不仅在文学作品中倾注了对大爱和光明的求索，也积极入世，关照中国文学和国家民族的发展。她认为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研究要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上，“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应该带有中国特色，不是应该有，应该是自然就有，并不是说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也要创作，只是说要关心中国文学。”她写抗日战争，铭记我们民族的磨难哀愁，也带着高度的责任感写“文革”，反复强调“说真话”，启发我们反思历史，创造理想生活。 宗璞对清华感情很深，她曾在《那青草覆盖的地方》写，清华园“藏着一段历史和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宗璞的父亲冯友兰先生曾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她深知清华文科曾经的辉煌：“那时清华的人文学科，精英荟萃。也许不必提出学派之说，也许每一位先生都可以自成一家。但长期在一起难免互有熏陶，就会有一些特色。”如今，她对清华的文科建设也寄予厚望：“应该弄清楚，清华文科在三四十年代是一个高峰，当然以后还可以创造很多个高峰。” 从文70余载，宗璞留下了一段段隽永的篇章。铁凝曾评价：“读宗璞的小说和散文，总是联想到这样的词句：典雅、雍容、淡泊、真诚、严谨、坚忍、清白以及天性淳厚。”孙犁也形容她的文章“肺腑中来”，“流淌在胸间的万般感受”能打动无数人的心。 而宗璞曾用一首散曲自述生平：“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这份文人风骨和思想光亮，是中国文坛的一隅光明温暖，也滋养着无数的后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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