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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汲冢书的发现 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一个名叫不准的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人盗发战国时魏襄王（一作魏安釐王）冢，得竹简古书十余万言，字皆科斗文，装载十余车。第二年，汲郡官吏上报武帝，第三年，即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晋武帝即命荀勖、和峤、束晳等人相继整理，镇南大将军杜预亦得以参预编次，将科斗文改为当时通行的文字，并编入《中经》，列为典籍。此书因在汲郡魏王冢中发现，故称“汲冢书”，篇目如下： 《纪年》12篇，《易经》2篇，《易繇阴阳卦》2篇，《卦下易经》1篇，《公孙段》2篇，《国语》3篇，《名》3篇，《师春》1篇，《琐语》11篇，《梁丘藏》1篇，《缴书》2篇，《生封》1篇，《大历》2篇，《穆天子传》5篇，《图诗》1篇，杂书19篇。 共计16种，原有75篇，因不准在盗墓时，曾点燃竹简照明，有7篇被焚烧残缺，无法考知书名，完整的只剩下68篇。 汲冢出土的竹简，轰动了当时的史学界，其中《纪年》又被称为《竹书纪年》，为编年体史书，史料价值最高，记载了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至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为止。内容很多与传世史书相应，但也有不少歧异处，如夏朝时间长于殷朝；益要夺取启的王位，被启杀死，而不是禹禅位于启；周厉王出奔，诸侯共伯和“摄行天子事”（《晋书·束晳传》），而不是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等。这些记载虽非定论，但是给历史研究者以很大的启发，并可校正《史记》所载战国史事年代的错误；司马彪还根据《竹书纪年》，指出谯周《古史考》中不当之处达122条之多。 《穆天子传》主要记周穆王驾八骏西游故事。考诸先秦古籍，足证穆王西征为史实，只是作者采录了大量夸张了的传说内容。它虽非信史，但据研究，周穆王自洛阳渡河，逾太行，出雁门，过贺兰，穿沙漠，经凉州直至天山东麓，则是很可能的。春秋以前，一般人仅熟悉中原一带，战国时，邹衍才提出大九州之说。《穆天子传》扩大了人们的地理知识，鼓励人们旅行探险，又为后世小说增添了不少素材，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汲冢琐语》为相卜之书，但对古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比如内载尧被舜放逐于平阳，也不同于传统的尧禅位于舜之说。 除了上述三种外，其余十几种汲冢古籍均已失传，这是一大损失。但现存部分对研究先秦历史，仍有重要的意义，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四、五言古诗的形成 五言诗出现于汉代，乐府歌辞中，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不等。东汉初期，在民歌影响下的文人诗歌，开始有了完整的五言篇章，但数量很少，不受文坛重视。直到建安时期，五言诗才成为文人普遍运用的诗体，并逐渐发展成为一股巨流，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诗人，如曹操、曹植、王粲、陈琳、蔡琰等，打破了两汉以来辞赋独盛的局面，使诗歌成为文学创作上的主要形式，五言诗也盛极一时。 曹操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他的《蒿里行》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生动缩影：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成就最大的是曹植，他的诗语言质朴明朗，感情真挚坦率，又能在使用优美辞藻的同时，仍然保持着雄健浑厚的笔力，如“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赠白马王彪》；又如“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赠徐干》）；“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杂诗六首》）等。他的名作《白马篇》结尾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报国难，视死忽如归。”抒发了他慷慨报国的豪壮情怀。 王粲是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遭乱流离，诗多悲凉情调，在代表作《七哀诗》里，真实地写出了关中遭受战祸的惨况，“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百里不见人，草木谁当迟？”表现出诗人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蔡琰，字文姬，生卒年不详 其他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女诗人蔡琰的《悲愤诗》等，均堪称佳作。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首我国最长的民间五言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全诗共357句，1785字，叙写庐江府小吏焦仲卿与妻刘兰芝恩爱异常，但焦母不喜兰芝，逼迫仲卿将其遣回娘家。兰芝回娘家后又被亲兄强迫许嫁于太守之子，她只得与焦仲卿约定“黄泉下相见”，于太守迎亲之夜，“举身赴清池”，不屈自杀。焦仲卿闻讯，也“自挂东南枝”，自缢而死。 此诗通过生动的艺术表现，无情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标志着两汉乐府民歌的最高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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