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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南方经济的逐步开发 一、耕作技术的提高与农业的发展 三国时期，江南的农业生产虽有一定的发展，但与发达的北方地区相比，仍然是地广人稀，“田多恶秽”（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5），而且耕作粗放，产量很低。东晋以来，随着北方农民怒潮似地涌向江南，给南方增加了大量的劳动人手，也带来了中原地区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与耕作技术，江南的农业生产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庄园模型 江南原来普遍使用“火耕水耨”的耕作方法，就是先放火烧荒，再灌水种稻，草和稻并生，长至七八寸时，一并割去，再放水灌田，于是草死而稻长。也有待稻秧长得高于野草时，再放水淹死杂草的。这样原始的耕作方法，产量自然很低。东晋南朝时期，这种耕作方法逐渐被淘汰，代之以施肥法，粪田得到推广，这就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刘宋大将到彦之微贱时，就曾以挑粪为业。除了水稻田外，南方还开始推广种植菽、麦，并采用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区种法适宜于干旱地区，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宋文帝明令南徐州、兖州、豫州及扬州等地种麦，并要求各地因地制宜，“桑蚕麻纻，各尽其方”（《宋书·文帝纪》），改变了过去农作物品种单调的状况。 南方的水利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东晋时，于曲阿（今江苏丹阳）兴建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晋书·张闿传》），使当地连年丰收；于是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筑荻塘，“溉田千顷”（《太平广寰宇记》卷94）；另外，又修复了“毁废数百年”（《晋书·孔愉传》）的句章（今浙江宁波市南）旧陂，开凿了“谢塘”等。刘宋时，又于乌程筑吴兴塘，“溉田二千余顷”（《元中郡县图志·湖州乌程县》）；于雍州襄阳（今河南邓县）修复了可以灌溉“良田数千顷”的六门堰，“雍部由是大丰”（《宋书·刘秀之传》）；荆州有一“荻湖”，就因“堰湖开渎，通引江水，田多收获”（《太平寰宇记》卷146）而得名。萧齐时，筑赤山塘（今江苏句容西南），上接九源，下通秦淮。梁朝时，于苍陵（今安徽寿县西）立堰，“溉田千余顷，岁收谷百余万石”（《梁书·夏侯亶传附弟夔传》）。江南水源充足，河道纵横交错，为开发水利事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由于上述原因，南方的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长江中下游的吴郡、会稽郡、丹阳郡一带，已成为当时最丰盛的地区。《宋书·孔季恭传》载：“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这虽难免有溢美失实之处，但南方农业发展很快，却是客观事实。 二、庄园经济与寺院经济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东晋南朝土地集中的现象日趋严重。北方士族南迁时，都带来大量部曲与佃客，唯独缺乏土地。因此，他们或恃力兼并，或贱值夺买，或恩幸受赐，不择手段地攫取土地。一些自耕农及中小地主，在战乱的威胁与赋役的重压下，也往往自愿献出土地，依附于豪门世族。南方士族自然不甘落后，也疯狂地掠夺土地。这样，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此时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士族地主先是占领肥田沃野。以后，为了发展园林业、养鱼业等多种经营的需要，又进一步封山占水，把山川湖泽等公产占为私有，百姓捕鱼砍柴都得向其交税。南朝君主虽曾多次下令禁止，均无实际效果，只得承认既成事实，“名山大川，往往占固”（《宋书·孝武帝纪》）的现象有增无减。会稽士族孔灵符的一处庄园，周围30多里，里面有田26500亩，山2座，果园9处。大地主谢灵运的一处产业，里面有南北两座山，有纵横交错的沟渠。渠水灌溉的水田，种着稻子；高地上的旱田，种着谷、豆、麦、麻；还有大片的果树、竹林和菜园。 庄园经济以农业为主，多种经营，有畜牧、养鱼、纺织、酿造、制作等多个部门，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田庄里的生产者，主要是佃客、部曲和奴隶。依附农民要把收获的一半以上交给庄主。庄主可以任意把他们随着土地赏赐或转让他人。 东晋及南朝前期，士族地主还比较关心生产，把大量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垦植，孔灵符任会稽太守时，也曾治理了当地的水患，庄园经济对江南地区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士族的腐朽没落，只求享乐，不再过问生产，庄园经济也就成了束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谢灵运（385年-433年） 与庄园经济并存的，还有寺院经济。由于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寺院经济也迅速膨胀起来，大量的佛寺，大量的僧尼，占有大量的“白徒”、“养女”（没有出家而为寺院服役的男人和女人）等劳动人手。僧侣与世族地主一样，享有种种特权，不负担租赋和徭役。梁时有人指出，天下户口几乎被寺院占去了一半，建议检括僧尼，不许畜有白徒、养女。梁武帝拒而不纳。 寺院不但广占田园，坐收地租，还大放高利贷，残酷剥削人民，甚至要地方官为其讨本还息。南朝君主大多佞佛，和尚尼姑往往能自由地出入宫禁，结交后妃、臣僚。与政权、皇权的结合，更使寺院攫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南朝初期，僧侣中已经出现了百万富翁。有个名叫竺法海的和尚，一次就被强盗劫去财物几百万钱。 南朝四百八十寺 庄园经济与寺院经济是南朝封建经济的一对双胞胎，都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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