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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 东晋南朝时，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冶铁方面，扬州的梅根冶（今安徽贵池东）、荆州的冶唐山（今湖北武昌东南）、丹阳郡的铁岘山（今安徽当涂东）等，都出产丰富的铁矿，是冶铸的主要场所。此外如剡县三白山、武昌白雉山、新兴（今湖北鄂城南）冶塘湖等，亦颇有名。梁武帝时，堵塞浮山堰缺口，用铁达数千万斤，足见产量之高。冶铸技术也大为进步，已掌握了熔合生铁与熟铁的“灌钢法”，即把生铁与熟铁混杂起来冶炼。 生铁熔点低，含碳量高，渗入熟铁后，取出反复锻炼，就成了优质钢。上虞（今浙江东北）炼钢师谢平与官府炼钢师黄文庆，造出的刀剑“穷极精功，奇丽绝世”，并称为“中国绝手”（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665）。在纺织业方面，养蚕缫丝的水平大见提高，豫章等地一年蚕四五熟，永嘉等地一年8熟。豫章一带的妇女，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隋书·地理志》）。荆、扬二州更是“丝绵布帛之饶，复衣天下”（《宋书》卷54《传论》）。造纸业也很发达，掌握了压光和染色技术，除麻纸外，又能造出赤纸、缥红纸、敕纸、法纸、藤角纸等，其中藤皮造的藤角纸质地最为优良，而且发明了用染潢治书，用以防止纸张被蛀。纸的产量也很高。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一次就送给谢安9万多张。除此之外，煮盐业、造船业、制瓷业、油漆业等，均比以前有了发展。 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商业的繁荣。当时南方的重要商业城市有建康、江陵、会稽、余杭、成都、番禺（广州）等。建康为六朝之都，城东西南北周长20多里，“城中二十八万户”（《太平寰宇记》卷90引《金陵记》），每户5人计，则有140万人。城内有四个大市，仅秦淮河北，就有大市和小市十余处，“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宋书·五行志》），成为各地贸易中心。此外，成都水陆辐辏，既是全国的绵织中心，又是西南的贸易中心，资财百万的富商豪贾，经常出没于此。番禺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南洋各国的商船，每年数次、十余次地往还于此。中国商人多以丝绸、铁器等换回南洋的珍珠、玛瑙、珊瑚、琥珀等奢侈品，再从转卖中获取厚利。 四、经济重心的南移 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即中原地区。《尚书·禹贡》将全国划分为九个行政区域，即九州，又根据土地的肥瘠程度，将九州按次分为九等： 雍州……上上；徐州……上中；青州……上下；豫州……中上；冀州……中中；兖州……中下；梁州……下上；荆州……下中；扬州……下下 这九州之中，从第一等雍州至第七等梁州，都在北方。而南方的荆、扬两州，则处于最后两位：地广人稀，生产落后，有的地区甚至处于尚未开发的原始状态。从远古直至秦汉，一直是南贫而北富。南方的生产力远远赶不上发达的北方中原地区。孙吴时，江南地区得到开发，但南方的经济仍然未能赶上北方，经济重心还是在北方。 东晋南朝时，北方连年战乱，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南方则相对安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中原人民大批南下，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与耕作技术。南北人民在生产战线上大会师，两支生产大军辛勤地开发着江南，农业、手工业与商业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在二三百年间，逐渐改变了南方的落后面貌，把江南地区建设成“良畴美拓，畦畎想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陈书·宣帝纪》）的优美胜境。原属最末两位的荆、扬二州，更是“氓庶繁息”，“余粮栖亩”，“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号称“东南之极盛”（《宋书》卷54）。 南方的生产力逐渐赶上并超过了北方，全国的经济重心则逐渐从北方移向了南方，终于改变了过去南贫北富的状况。全国统一后，江南的经济，更跃居全国首位。唐朝时，数全国的财富，便有“扬州第一，益州第二”的说法。唐代文学家韩愈认为：“当今财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送陆歙州诗》序），江南地区成了全国的物资仓库。 南方经济的发展，东晋南朝是一个重要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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