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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很多人误会葡萄酒为西方的舶来品，殊不知，她已在华夏历史的长河中静待千年。“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这铿锵诗句记录了华夏大地自古就盛产和盛行葡萄酒的历史。翻开漫长的时光书卷，我们会发现，盛产于河东夏县的格瑞特葡萄酒正从灿烂的华夏文明中向我们走来。
起源于夏 夏县是大禹故都、夏王朝建都在此地，县名也是由此而来。这里民间仍流传着仪狄酿酒供奉大禹的故事，我们在史书中也可以追寻蛛丝马迹。西汉《战国策》中记载：“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酣之。”大意是讲仪狄酿出美酒，进贡给大禹，大禹饮完陶然而醉。这则史料说明，早在大禹时期，酿酒已经出现，当时酿酒师叫仪狄。《世本·作篇》又记载：“仪狄始作酒醪，辨五味。”所谓“五味”，指的是酸涩苦辛甜五种味道，白酒明显不具备五味的特征，在现代的所有酒水类别里，只有葡萄酒才五味俱全。可见仪狄制作的酒醪肯定不是白酒，很大的可能是葡萄酒，至少是果酒。 不论是历史典籍记载，还是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都显示夏县不仅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还是华夏葡萄酒的重要起源地。 名重于唐 唐朝人李肇写的《唐国史补》中记载了唐代开元至长庆之间一百年事，涉及当时的社会风俗、朝野轶事等。在该书《卷下·叙酒名著中》记载：“......酒则有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桃，岭南之灵溪......。”从《唐国史补》中记载看，产自河东的乾和葡萄酒是当时列入名酒的唯一的葡萄酒，也是有史料记载的华夏大地最早的葡萄酒品牌。而河东在唐朝指的就是山西运城一带。因此在唐朝最有名的葡萄酒是产自古称安邑、今称夏县的河东乾和葡萄酒。 广传于宋 北宋吴埛在《五总志》中写道：“葡萄酒自古称奇，本朝平河东，其酿法始入中都。”大意是说，葡萄酒自古就被人们称奇，但是经过五代十国的战乱，酿法已经失传。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平定河东，河东葡萄酒的酿造方法才广传中原大地。可见，河东大地在华夏葡萄酒的历史传承中再一次起到重要作用。 重现于元 元代著名文学家元好问的作品《蒲桃酒赋（并序）》中记载：“吾安邑多蒲桃，二人不只有酿酒法。少日，尝与故人许仲祥摘其实并米饮之，酿虽成，而古人所谓甘而不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说明河东安邑是华夏葡萄酒自然发酵法的重拾地和推广地，也一度成为当时葡萄酒的重要产区，在历史传承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元史》记载，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六月，朝廷有令：“敕平阳路安邑县蒲桃酒自今毋供”，可见从宋金起，安邑的葡萄酒开始成为贡酒。 盛赞于明 洪武14年（公元1831年），朱元璋来到安邑禹庙祭拜禹王，当地一位名为王翰的教育官员在其《蒲桃酒赋》中记载：“洪武辛酉谒禹庙，有以葡萄酒见饷者，其甘寒清洌，虽金拌之露，玉杵之霜，不能过也”。这则食疗记录了安邑葡萄酒甘甜清凉、色泽通透、酒质上乘的特点。 明朝文献还记载：葡萄酒出哈刺火者最烈，西番次之，平阳又次之。说明晋南一带的葡萄酒以品质温和著称。 存留于清 清代中叶以后，欧洲各类葡萄酒开始大规模进入华夏大地，成为上层人士款客敬宾的上佳酒品，华夏本土的葡萄酒开始走向衰落。但是在安邑，民间依旧保持着酿葡萄酒的传统。清雍正本运城《旧制述》在描写当时运城的商业面貌时写道：向晚葡萄有酒熟，醉乡有梦不分明，说明当时的河东夏县仍然是葡萄酒的重要产区。 此后进入民国。当时的《安邑县志》记载：“种葡萄，有酿作坊。”说明河东夏县民间仍然保留着酿造葡萄酒的传统。 复兴于今 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随着格瑞特酒业有限公司的创立，夏县的葡萄酒业才加快了复兴的步伐。2011年，格瑞特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建立5000亩葡萄种植园。2013年，格瑞特确定自己的战略目标，立志做华夏葡萄酒首席酒庄，华夏本土葡萄酒开始融入世界，汇入潮流，引领今朝。 古有“河东之乾和”，今有夏县“格瑞特”。格瑞特不仅在文化和渊源上，展示出华夏葡萄酒的一脉相承，更会凭借优秀的品质和引领新生活的理念，揭开河东夏县葡萄酒业新辉煌的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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