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茂莉：中国的十里八村是怎样形成的？

作者 | 韩茂莉

来源 | 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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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八村”的地理』代发帖子

传统农耕社会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乡村生活围绕土地而存在，并追随四季的节律，往返于田头、炕头之间。

依存于土地的农耕生活，决定了村民们开展社会活动需在一日往返距离之内——集市、婚姻、祭祀、庙会乃至乡里村社组织，都在“十里八村”这一范围。

韩茂莉发现，这个村民平日里对邻里乡亲的称呼，完美概括了村民的出行范围与认知空间。“十里八村”是村民的地理，也是作为学问的地理。

以往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侧重于讨论地方历史，没有把空间、地理问题作为论述的核心。我的这本书（《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研究》）虽然体量不大，但却真正是在地理意义上表述乡间农民的生活空间，我选取了中国人俗语中的“十里八村”一词来概括这个空间。

从学术上来讲，社会地理学探讨的是社会中一个群体的形成、活动和地理分布，但这个定义听起来很枯燥，我更认同的定义是——乡村社会地理研究的对象是村民生活和生产过程中涉及到的所有空间，这个空间简单来讲就是从 “田头”到“炕头”。

▲1909年5月，直隶平原，背景是山西西部山脉

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基础，在现代话语中土地被称为 “不动产”，正是由于土地的“不动产”特征，农民的生活和生产都被束缚在以土地为中心的地理空间之上。

因此农民从事的活动都要保证在一日之内能够往返，这个范围基本上就是我们俗语中所说的“十里八村”。“十里八村”是对我这本书主题的概括，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村民活动的基本特征。

▲山西曲阳附近的沟道。一条马车队行进其中。

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是农民从田头到炕头的核心生活内容。在这两个核心内容之外，婚姻、祭祀、行政和交易也是农民生活的重要环节。田头地头以外的空间里最重要的活动是交易。

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农民的社会交往空间不限于本村，还包括他们参与交易的空间。我对此十分认同，我们讨论传统农业阶段的乡村社会地理，不管是行政活动也好，祭祀、婚姻也好，最终都和交易活动有关。因此我想和大家交流的一个问题就是村民在集市上形成的认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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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集市上形成的认知空间』

从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廖什（August Losch）的中地论和区位论传入中国之后，我们中国学者就把它奉为经典。

但是，德国经济学家探讨的对象是19世纪的德国，德国地处平原，而且那时已经进入了工业化阶段，历史上的中国农村可能不适用于类似的理论。比如山西汾河左有太行、右有吕梁，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山西农民的交易活动是以定期市为基础的，当地的商业活动处于较低的阶段。

定期市就是我们所说的赶集，赶集不是天天有，而是按照固定的周期举行，不同地区定期市的周期和密度都不同，原因在于“门槛值”。门槛值是我们地理学界十分熟悉的一个概念，通俗来讲，能够确保商人和村民彼此都能盈利的客源基础就是门槛值。能够维持定期市长期存在的门槛值需要需求力度，也就是说，以定期市为中心的地理半径之内的村民对交易有多大的需求。需求力度的高低与地区经济有关，经济发达的地区剩余产品较多，门槛值就随着交易力度的提升而提升了，那么这个地区的定期市密度就会大。

施坚雅研究过的四川就是如此，那里定期市的设置大概在一里半到四五里之间。而山西就不一样了，在这个高原丘陵地区，不是通过小面积、大人群的集聚度来达到门槛值，而是由一定地理半径内笼罩更多的人群来保证门槛值。山西的门槛值能够辐射的半径有多大呢？

那就是“十里八村”，就是在一日之内既能够往返，又能够保证完成交易的距离。

▲1907年10月1日，韩侯岭山脚关帝庙

集期的安排一般分两种，有双日集——逢二四六开集，有单日集——逢一三五开集。村民如果在二四六日没有空闲完成交易，就会在一三五日到临近的另外一个集市去交易。

之所以存在单双日这样不同的集期，原因就在于客源区。单双日集的交叉，使村落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客源区之内。客源区是一个独立的，具有共享性的地理空间，每一个单双日交叉的集期所囊括的村落都构成一个客源区。村民在集市上进行交易，同时也认识了很多邻村的朋友。

所以我们说，集市对于村民而言并不只有交换剩余产品的功能，村民同时也在集市上形成自己的社交圈甚至是娱乐圈，这为日后的结社、祭祀和婚姻等活动提供了一个交往的圈层。

▲1908年，山西的两个猎户

我还想说的一个问题是，当代地理的一些学者会用当下研究的概念来探讨历史地理问题。比如他们用中地论为中国历史时期框了一个类似于克里斯塔勒的六边形，但实际上中地论对这个问题并不适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以晋城县为样本，能够找到的数据显示，县城所在的城关镇的商家数量和住户数量都远远超过其他的集镇。我们地理学界会认为城关镇是一个较高等级的交易空间，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村民的立场上去考察他们的交易活动，由于他们被土地束缚，交易范围以一日之内往返为前提，也就是说接近城关镇的那些村落会前往城关镇赶集，但是远离城关镇的村民就会去自己的“十里八村”范围内的集市。城关镇这种较高等级的商业交易地点服务的主要是商人而不是村民。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村民并不会进行更高等级的交易，集市与集市之间物品交换的需求是由商人去完成的。商人在各个集市中往返，售卖日用品的同时也收购村民的剩余产品。这就说明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官方政策下，商人还是有活动空间的。

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贸易活动很有特色，中国的十大商帮之中晋商位居首位。晋商的交易轨迹和行商路线不但走出十里八村，遍布整个中国，甚至可以冲出中国走向世界。我们都知道，晋商不但到达过日本、莫斯科，甚至在巴黎也建立过自己的商号。

▲1907年10月22-23日，大同府街道

十里八村的村民和商人有着完全不同的交易轨迹，我以长治县为样本观察到了山西市集的一些特征。双日集和单日集覆盖的空间形成了一个个互相关联的客源区，构成了村民的基本生活社交空间。国家的统治者会认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对农业社会中为国家提供基本物质来源的农民来说，他们的生命抵达不了远在天边的土地，他们基本是在脚踏实地能够达到的空间里完成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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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水权解答乡村精英如何产生』

接下来我要谈第二个问题，关于乡村社会的另一个层面——管理者。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就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设置的基层官员只达到县一级，县级以上的官员是由国家任命的，县级以下包括刘邦曾经当过的亭长，还有乡里长、保甲长，就不属于国家命官。

这些官职由农民出任，不拿国家的俸禄却代行国家职能，负责替国家维持地方治安。那么这些官员的人选如何产生呢？20世纪 80、90年代，国外的一些学者比如黄宗智、杜赞奇等提出来，在中国乡村之中存在着一批最具话语权的精英。

但黄宗智、杜赞奇都没有从根本上解释这些精英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只是说这些人可能是乡间的秀才贡生，也可能是退役的官员。我认为问题没那么简单，在《十里八村》中我通过考察水权问题解答了乡村精英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分析水权呢？有一个背景是，山西是一个半干旱地区，水对山西来说是生存的命脉。张艺谋的电影《老井》就讲述了村民为争水不惜性命的故事。正由于这样一个特点，在半干旱地区，水权超越了乡村政权和管理权，涉及到生存权。

同我们熟知的郑国渠、白渠这样的官渠不同，山西大多数灌溉农田的渠道都是民间集资修造的民渠，管理者也是乡间农民。农民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很有智慧。我在对山西的研究中就发现，农民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创造了很多非常天才的管理体系。

与水有关的管理就形成了两个体系。第一个体系是以渠系为中心的地缘水权圈，第二个体系是以家族为中心的血缘水权圈。由于水的重要性，西北很多地区留下了各个渠道的水册、渠册，如今这些水册渠册就变成我们研究的依据。

▲1908年，山西村民打谷

渠系地缘水权圈涉及到一个问题：整条灌渠虽然共享一处水源，但上游和下游之间的利益取向和水权要素完全不一致。通利渠是山西一条著名的民渠，它跨越赵城、洪洞、临汾三县，全长百余里。《通利渠渠册》规定，上游渠段拥有“自在使水，永不兴工”的特权。

什么意思呢？上游的村民可以不必按照地亩和时间使水，可以想怎么灌溉就怎么灌溉，这就叫做 “自在使水”；“永不兴工”指的是每年渠道清淤和修缮的时候，上游村民都不用出钱和人工。为什么上游能够获得这些特权呢？事实上，上游渠段是水源的所在地、所有者，他们通过将水源出让给水渠的中下游从而获得了无限制使水的权益。

另外，在各类渠册的记载中和我们的实际考察里，我们发现，山西、陕西地区的渠长都出自下游地区。原因在于下游是水最晚到达的地方，也是最难保证灌溉权的地方，只有出自这个区域的渠长才有争取利益的迫切感，才能有效维持全渠在取水灌溉过程中的基本规则。

同时，因为水从上游发端，下游是利益最薄弱的地方，所以灌溉的次序也是先下后上。每年农历三月份农耕开始之前，都是从下游村落开始灌溉，这样才能充分地保证下游村民的水权。

▲1907年10月2日，灵石县，汾河

但是在干旱年月，水源本来就非常稀缺，用水还要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上游的村落就会在水渠上游修建堤堰截住水流。渠长发现这种违规行为后首先会进行交涉，交涉不成就引发械斗。在西北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械斗，张艺谋的电影《老井》里的械斗也是因为村民没有遵循先下后上的水规。

对以家庭为中心的血缘水权体系来讲，灌溉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农户，水册将其称为“利户”。在同属下游的这么多利户中，从哪一户选出渠长呢？水册里是这样规定的，要选择下游村落中家道殷实、家风规矩的门户。这是书面的记载，山西的各位学者对此也有大量研究，但是他们没有考察这个规定背后的利益问题。

我认为纸面上的规定背后更本质的利益驱动是“预付资本”，也就是说，这些家道殷实的人家在修渠的时候就比普通村民投入了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这些人家就像现代企业中的董事会，他们之所以不同于普通的股民，就是因为他们在公司开业之前投入的资本远大于其他人。渠长就在这些投入了大量预付资本的利户中轮换，有的一年轮换一次，有的三年轮换一次。渠长在掌管整个渠道的同时，也维护自己家族的水权。

水流到自己地里的时候，渠长就变成了血缘家族的代理者。渠道的管理者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这个权利还能够带来额外的利益，这也是大户愿意当渠长的另一个原因。农历月份有的是三十天，有的是二十九天，而农村固定灌溉周期是一个月二十八天，剩下的一天或者两天就交给渠长支配了。渠长可以利用这两天的时间来浇灌自己没有在水册内的土地，也可以把这个水卖给别人。

▲1907年10月，五台山脚下村庄的一块影壁

每个利户为了保证灌溉都投入了预付资本，但每户的投入并不一定与他需要灌溉的地亩数相符，也许他付出的资本只够灌溉五亩地，但他实际拥有十亩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村民创造出了一种灌溉规则，先测量出灌溉每亩地的时间可以烧香几分几寸，然后给每户人家规定一个灌溉的香时。我们1990年代中期在山陕一带做调查的时候，一些民国晚期当过渠长的村民还活着，当时已经80多岁了。

他们说每年在浇灌的时候，那场面就像打仗一样分秒必争，这个利户还在灌水，下一家利户的户主早早就在那里等着，香时一到马上就把水截住转到下一个区域，不管你灌得满意不满意。这就是一种保证每家每户利益的灌溉规则。

我正是从水权的问题出发观察到了预付资本这个重要的概念。乡间所有领域中推选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依据的都是预付资本。预付资本的表现是多样的，比如一个宗族的嫡传人会成为家族的中心，围绕着他繁衍出很多家族分支，这样的血缘亲疏关系也构成一种资本。

▲1907年10月2日，灵石县，乡村

总而言之，乡间的水权形成了渠系利益和家族利益两个圈层。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了省、县、乡镇三级行政区，把县以下的层级也纳入了国家管理。但是在此之前，历朝历代命官的任职只到县以上的层级，我们的乡间却在有序的管理中运行了千百年，这种秩序就是通过乡里长、保甲长这些基层胥吏来维护的。

我的观察是，这些乡间精英的产生依据的是预付资本，他们在保障自家利益的同时，也能够形成一种对乡间利益的保障圈。村民的认知空间在十里八村之内，乡间精英也出自十里八村，他们构成了乡间社会的核心内容。

这就是我对于山西乡村问题的一个初步探讨。我没有当过农民，也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现在有了山西这样一个样本，如果我还能头脑清醒地工作更长的时间，我还希望对中国其他地方做一些研究，尤其是中国晚近以来的江南，商品经济已经活跃起来了，我想研究一下那里的村民会有怎样的认知空间。

审核 | 喵大大 编排 | 风晓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