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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主义逻辑抽象到现象学感性直观

 青岛田骏 2018-12-04

如果有人要问,西方哲学发展到二十世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从古希腊柏拉图构建的那种本质主义哲学体系逐渐被现代现象学哲学所替代,而现代的现象学哲学又遭到当代哲学阐释学的改造和解构主义哲学的冲击,但后两种激进的哲学思潮还没有形成思想主流,所以,现象学哲学思维仍然持续着很大效应。

                                (一)

那么何谓“哲学的本质主义抽象”?其实也是个比较复杂的哲学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我只能以哲学史的线索挂一漏万说上几句。

“本质主义”难以定义,大体意思是说,在所有被我们认识的事物的背后都有一个万古不变的“本质”,而这个本质肉眼看不到、永远隐藏在事物的背后并使这个事物发生内在的、必然的一种联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进程和趋势等等。提出这个哲学命题的是古希腊理念主义哲学家柏拉图,他认为,能够肉眼直观、不同表现形态的现象是由背后的“理念”决定的,这个理念就是事物的“本质”。他为了论证这个“理念”的无所不有、无所不能和解释理念对事物形态的决定作用,又提出了“分有”的概念,把事物的不同形态看做这些事物是对“理念”在不同层次和场所的“分享”。那么,本质就成为支配事物的决定力量。

接下来就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虽然他的哲学思想具有了更多的经验主义成份,把老师的“理念”改造成“实体”,(不依赖于其他因素而独立存在的本体),但是,他的“四因说”却进一步把实体中的“形式”概念化,上升为类似“理念”那种稳定不变的“本质”。尤其是他发明的那套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的形式逻辑学,其中的逻辑归纳方法,就是用“同类归纳”的逻辑方法,将千差万别的事物,抽象出其中“共同点”,来寻找事物的本质。比如说,我们要给“红颜色”下一个定义,通常使用被定义的概念=属概念加种差的方法解释该事物的内涵。当我们要揭示什么是“人”这个概念时,那么就是用这种逻辑抽象:“人是会说话、并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的动物”。这个意思就是说,被定义的概念“人”的上位概念、也就是属概念就是“动物”,人与动物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有语言、并制造使用劳动工具等等。应该说,这类通过定义揭示事物内涵的方式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个伟大进步,企图把千变万化的事物通过“合并同类项”的方式分成几个种类、并归纳出他们的相同点,这就为认识世界打来了一条通道。但是,这种认识方式,从他的一开始就以过滤的方式,把这类被归纳的事物的一些其他的属性给过滤掉了。例如,当我们试图把握“红颜色”的本质时,我们可以从红纸、红书包、红苹果、红衣服等等凡是具有红颜色这种属性抽取“红”的概念时,虽然得到了“红”的共性,但是,苹果、书包、衣服之类的具体事物的形态不同形态、性能则被舍弃了。恰恰这些被丢掉、舍弃的东西往往同“红”一样对事物的构造生成一样具有决定意义。

从事物的整体联系中,根据需要抽取一个部分或者说一个局部,这就好像人们解剖一个生命有机体时,只抽取了他的肝脏,而把其他内脏全部丢弃,这是传统形式逻辑造成巨大偏差。其次,这种把抽取的局部共性当做事物背后的“本质”,说到底还是事物本身具有的一种属性,并且有时还是并不重要的属性。试想,当你将“红颜色”作为苹果的属性时,就漏掉了当今市场上的“印度青”苹果,直到成熟时它的颜色也是绿的。

虽然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与古希腊的这种以逻辑抽象的理性主义(也是本质主义)哲学有所不同,但他在对世界认识的构型上,与柏拉图的“理念说”却相当的一致。上面说到,柏拉图的理念是事物的本质,万事万物因对理念的“分有”存在。而基督教神学也是把上帝视为世界的创世者,像理念一样,派生出人类和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至于说这个上帝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不经经验和推理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先天的“上帝”,那时的基督教父说,对上帝的追根求源本身就是随上帝不敬,只能盲目信仰,不能问“为什么”?后来当人们对上帝存在产生越来越多的怀疑时,英国大主教安瑟伦才提出一个对“上帝本体论证明”,将上帝那种终极关怀、富有智慧良心等道德品质,设置为推理的大前提,这就实际上把上帝的全知全能的本质外化为推理根据,最后推论出“上帝存在”的结论。从一个上位大概念(属概念)推论出同质的下位的种概念,看上去虽然是同一反复,但是,大家想一想,当早期基督教强制信徒无条件地信仰上帝存在,到了以逻辑推论的形式证明上帝存在,虽然表面上看捍卫了上帝存在的本质,但实际上,当有信仰走向逻辑论证时,上帝存在就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危机。这是因为,凡属于本质的东西一般是隐藏在背后、深藏不露的,一旦将本质“外化”,尽管外化的是概念,但是,这时的观察者就可以对上帝进行直观了。这就是说从基督教早期的极端信仰到中期的“本体论证明”,上帝本质透明化,到后期对上帝的“经验直观”,使基督教面临空前危机。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在基督教内部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事物的“共性”和“个性”何为本质、何为第一位的问题,这时基督教开始全面衰败时期,基督教的本质受到了全面质疑。接着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代。

16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兴起,以培根为代表逻辑归纳主义哲学,以当时自然科学取得成果,极大地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归纳逻辑,但是他与亚氏不同的是,后者的逻辑推论的大前提是一种无法经验的先天设定,就像柏拉图的理念,这个理念是怎样来的,当时无法证明,只能从“先天固有”的“始基”出发,一步步推论出所谓的“存在者”。但是到了培根经验主义哲学时代,随着实验科学的进步,逻辑推论的大前提是建立在人类通过实践得来的知识上面,虽然推论证明的形式仍就是“三段论”,但是,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经验直观,已经能够从具体的观察开始,从一个个认识对象上的相同点中发现他们之间的其他差异性质,所以这个时期所发现的事物背后的本质,就不只是逻辑概念的产物,而是具有了经验观察的成分。

从培根起中经霍布斯、洛克、贝克莱到休谟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终结,古希腊柏拉图以来的“本质主义哲学”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构,但是作为一种悠久的哲学方法论传统,在以后的法国的政治哲学、也就是机械唯物主义又被提升到哲学认识论霸主的地位,这是因为在当时的自然科学领域,以牛顿的机械力学的思维方式构建着宇宙图式,他一直在寻找着推动最初的“第一推动力”---上帝本质的作用;在政治社会领域,当时的思想家们面对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束手无策时,就把类似上帝身份的“物质”视为社会背后的“本质力量”,并且将笛卡尔以来的二元论哲学,改造为“物质一元论”,而物质一元实际上就是哲学上的“本质存在”,在这里所不同的是中世纪上帝的本质被改造成为“物质一元论”的本质决定论。

这里要注意的是,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对中国的影响与推动,从拉美特里的“人是机器”物质本源到卢梭的“民粹主义”的天赋人权,当这种“物本体”本质主义哲学与我国“天人合一”“天本体”融合后,一直成为近代以来国民的思维方式----企图从物质背后总结出本质和规律。

18世纪后期,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对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和他的前辈莱布尼茨的唯理主义哲学进行了改造,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深邃、也最为深刻的“先验哲学”。

康德将他的极大高扬认识主体能动性的哲学称作为哲学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这不是自吹自擂,而是确实空前达到了哲学史的高度。他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在继承发展亚里士多德那套形式逻辑同时,创造性地建构出一整套辩证逻辑,他消解了传统的那套以逻辑归纳、抽象出事物背后本质、规律的哲学思维,不是认识者的认识要符合“客观事物”的本质,而是客观事物要符合认识者的理性逻辑结构;不是被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真相,而是以先验的理性逻辑结构(“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天的知识形式---12个范畴:即量的范畴:单一性、多数性、全体性;质的范畴: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关系范畴:实体与偶性、原因与结果、主动与受动;模态范畴: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存在与非存在、必然性与偶然性)与感性材料相结合形成知识。这其中与传统哲学不同的是,纯理性的逻辑推论被感性材料与理性逻辑的结合所替代。而感性材料必须理性范畴的相互作用才形成知识。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认识康德是怎样易感性材料为基础构建知识的。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他用了很大篇幅对于认识的主观能动性---“自我意识”做出了详尽分析,在其中,他分别列出了两种认识方式,其中的“主观演绎”提出了三个方面的综合:

第一,“直观中把握”的综合,单从这种提法上,就具备了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直观”概念,那么这是否就是后来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吗?还不是,因为在18世纪后期当时的康德显然还达不到胡塞尔的认识水平。当时康德的直观是在观察“物自体”过程中对所呈现出的“杂多”的感性材料以时间为构架将这些零碎的、孤立的现象连接、汇集和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知觉,这就需要心理上的综合能力。这就同后来胡塞尔所讲的那种直观中事物“明暗层次”、涉及所暗含的“大视野”还是不一样的。尽管是这样,这里的直观就成为后来胡塞尔现象学直观的起点。

第二,“想象中的再造综合”。康德在这里不但提出了直观,而是还在直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想象。在康德以前传统的本质主义哲学把想象贬低的很低,认为是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但是康德认为“想象是把出场的东西和未出场的东西综合为一个整体的综合能力”。这种想象是一种再现、再生。一条线上有1、2、3、4……无数的点,当我们说到2时就把1已经包括进去了。即使是最简单的赌博用的那个骰子,如果只是直观的话就是一个虽有立体、但却只能看到一个到两个平面。但为什么我们却坚信他有六个面、并且每个面有不同的点呢?就是靠想象的缘故。我站在讲台上讲课,学生在下面能够看到我身体前面的部分,但是却坚信我有后脑勺、后背和屁股等,就是靠想象才使我成为一个整体。所以,想象是一种非现实的、潜在的出现,也就是保留了在场东西的不在场性质。这种哲学认识论的意义不再单从事物背后寻找本质和规律,也不单靠理性逻辑的东西进行推论,而是回溯到感性经验的起点,所以康德哲学认识论思想为以后现象学哲学的直观奠定了基础。

应该说康德开创了将感性直观与理性思维相结合的哲学革命,应该在接下来的哲学学说中发扬光大。但是,与康德同时代的哲学家费希特却把作为康德认识来源的“物自体”废除了,而是以“自我产生非我”的命题把认识对象视为认识主体的“自我构建”,自我不仅具有先天的知识形式,而且从这种先天的知识形式中创造出经验质料,这些质料用不着经验直观或者想象,就从理性逻辑中产生出来了。在这里不论费希特是否发展了康德当然认识主体能动的学说,但就认识从直观、想象经验起步来讲,确实是退步了。再从谢林到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重启柏拉图先验的“理念”学说,尽管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特别是美学中提出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但终因他把逻辑理性到“绝对精神”作为他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康德哲学中直观和想象被“绝对精神”的逻辑“巨石”的压制而窒息了。

应该说为哲学现象学开辟无限发展道路的是19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把哲学认识论回归到感性起点,把人类要生存的衣食住行等感性活动既作为哲学认识论的基础,又作为推动着二十世纪初的哲学现象学产生的助推器。当然直接影响产生哲学现象学思潮的还有达尔文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的叔本华、尼采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兴起。

                      (二)

在二十世纪初期以前的二千多年在哲学史中,并不是说没有一点哲学认识中的直观或者想象,而是说自从柏拉图理念哲学后,这种以感性为起点的哲学认识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虽然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政治哲学和“仁义道德”的道德哲学一直占据主流位置,但是自从19世纪末西方思想文化“西学东渐”以来,官方得道德政治哲学就与西方的这种本质主义哲学合流了,直到现在我们无论是官方文本还是民俗社会文化都习惯于一方面强调“大一统”、“齐一性”;另一方面,都在寻找万事万物后面的“本质和规律”。

与华夏民族思想文化长期的稳定行不同,在19世纪中期黑格尔死后不久,产生的“新黑格尔派”就开始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叛。在那时几乎所有新的哲学思潮,包括丹麦哲学家郭尔凯果尔的存在主义、叔本华尼采的人生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皮尔斯的实用主义罗素早期的语言分析哲学,从人生生活经验过程中直观和思考人生的命运和如何正确认识客观对象。这里面尤以胡塞尔哲学现象学,经过胡塞尔的殚精竭虑,发展成上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潮。

胡塞尔哲学现象学,是处于西方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变的一个关键环节,一方面他看到了西方哲学的现代危机,即通过传统的那种自然思维、认识要符合认识对象已经不能有效透视事物的本源;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对认识对象的直观、想象中发现事物的“本质”。但是,虽然与传统哲学寻找的本质有相同的一面,但是他寻找的手段、视角已经于传统哲学大相径庭,给予我们很多的有效启示。

这种创新性的哲学思维,不再以牺牲大量有效的实践经验为最后的本质规律提供论据,而是从经验直观中直接发现事物的本质,对于我们这些在黑格尔哲学熏陶成长的几代人无疑具有醍醐灌顶的警醒。下面我简单地描述一下胡塞尔的现象学直观理论。

第一,进入认识开始时的“存而不论”(也称“悬置”)。

大家可能都有一些这样的体会,我们要认识一个对象,在你进行认识的一开始,你的头脑里就有一些对这个事物的一些印象、理论和“成见”了。胡塞尔为什么要怀疑甚至悬置对某一事物所有的成见呢?就是因为“先人之见”未经检验是否正确错均没有得到证实,必须进行全部怀疑,把以前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观点全部废除掉,达到彻底的中立性、无成见性。这种“中止判断”的思维方式也称作“现象学还原”。

那么胡塞尔要具体“悬置”那些东西呢?

他开出了一长串名单,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包括一切文化构成物,文学艺术、政治、道德伦理、国家、习俗、法律、宗教等现实现象。胡塞尔统统将这些排除,就是使认识不受外界一切知识的干扰,把认识根据放在自我的“纯粹意识”上。接下来他就要对认识对象进行“直观”,并且要从直观中发现事物的本质。

那么,这里面有出现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为什么能够直观到本质?第二,这种直观的方式是什么?胡塞尔讲的既复杂、又非常晦涩难懂,我只能结合生活实际通俗地说上几句。

1,凡是在直观前都是先具有一个认识结构。胡塞尔称之为“意向性”,前面我讲到康德的主观演绎中的“直观把握中的综合”就是表明在直观以前,大脑有已经有了一种主动把握感性现象的综合能力,例如当我们看到天空中飞翔的麻雀、老鹰和其他鸟类时,我们就能够把这些鸟综合为“飞禽”一类的动物;当我们直观树叶、绿色衣服等这些“绿颜色”这种自然现象时,我们能够主动的综合为“绿色”的共有特征。所任人类认识某一个别现象时,他以往的社会实践经验就已经实现具备了这方面的知识。当时当你对目前直观的一种现象事前一无所知,头脑中没有这些方面的知识,那么,无论怎么直观都不会有这种综合能力。

2,凡是在直观中,除了现场直接地给予综合外,还伴随着想象的出现。上面我已经讲到了康德的“想象中再造的综合”,就是这个意思。凡是直观“在场”的个别现象,都是非常有限的,而大量的都是不在场的。比如,我今天在会议上看到一位领导干部,他在讲话,这是直观的“在场”现象,他的出现是受时间严格限制的,但是,我可以通过对他以往出现的回忆,将他以往的一些活动现象再现出来。再现其实就是一种想象,通过这种想象,我能够把他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形象。比如说,他讲话的声音、肢体语言、风度等等,就可以把他综合为一个领导干部的形象。所以想想很重要,他虽然没有出现,但是他却保留了不在场东西的不在场的性质。正是因为有了想象,才把不在场的东西与当下的在场结合为一个“共时性”的整体。

第三通过直观和想象两个方面的综合,使这种综合上升为概念,把握住他们同类的共性。直观当中的“意向性”就是直接对某物的一种切入,在直观和想象中构成事物一个类别或者整合为一个整体。这样那些千差万别、形态各样的个体被综合成为在某些方面相同的“家族”,达到对概念的认知。在这种认知的过程中,还是依靠直观和想象为基础,达到的一个新的综合。再以这种整体构成以引导,不断扩大着新一轮的直观和想象的展开。为什么胡塞尔非常重视康德的主观演绎,他说,康德主观演绎方法就是现象学的方法,只不过他的这套演绎方法没有达到现象学的目的,就是因为他没有彻底的现象学还原,最后的结果还是实体内的心理学方法。

以上就可以看出,现象学直观并不是像传统哲学认识论那样,被动地接受认识对象,而是以一种意识的能动作用主动地构成一个认识对象。这里胡塞尔与传统哲学的最大分歧是,以前的哲学都是把认识看作是对认识对象的符合;那么现象学从认识的一开始就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的主动构造。这是最关键的地方,例如,当我们说“这盆花很漂亮”时,这并不是这盆花呈献给认识者原型,或者说是这盆花的“客观反映”,而是认识者对这盆花下的一个判断,认识的主体是“我”,中介是“这盆花”,价值判断为“很漂亮”。这盆花漂亮与不漂亮不是这盆花的本来属性,而是认识者对这盆花的判断,而判断就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构造。

直观直接地看到事物的本质,不但是人类具有的先天的认识能力,同时也是被直观的对象处在一个与其他事物相连接的系统以内,既然他是处在这么一个相互连接的系统,因为在这个系统内你直观的事物就必然与其他事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当处于直观者“视域”内时,直观到的个别事物就与其他未在场的事物相关联,在“个性”(特殊性)中连接着共性(普遍性)。这听起来可能会感觉到很奇怪,其实如果我们把这问题深入分析下去,就会看到认识者是怎样通过直观而深入到事物内部的“本质”的(这里的本质还是有些形而上的味道,倒不如说是事物的广泛联系更准确)。

上面已经讲到,直观都有一种直观中的把握和想象中再造的综合能力,只要是再直观的一开始,现象的杂多就会被意向性主动地对原型的重新整合。

首先我们在直观某个意识对象时,这种意识是在直观和想象中进行的,这种意识就像柏格森讲到的“赫拉克利特”式的意识长流,在这条长流所经过之视域,也因这条长流的经过的周围,形成一个以直观某现象为中心、以及在中心周边所形成的“现象群”,但由于直观者是对某物现象的直观,所以,总是保持着“自我同一”的“轴心”,而这些周边的对象也能够被意向性综合而将其统合的一个“在场”的统一结构。以上这几句话是不是很晦涩、不好懂呢?那么我再说的通俗一些。当我们有意识地观察、直观一个意识对象时,意识之流往往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意识对象身上,比如,我在直观办公桌子上的水杯,但是你在直观着个水杯的同时,在你意识的边陲地带会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与意识对象同时出现的电脑、报纸和文件夹等等这些周边的物体,我经常有这种意识经验,直观中心的水杯子与你不在意的觉察到的文件、电脑构成了一个“白领”工作场所这样一个“意义网络”,构成意识对象存在于其中的“场”或者说“视域”,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中心以外的周边现象,这些意识对象以外的周边“视域”,对意识对象的性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如此,直观的“视域”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场”,通常他具有以下几个不同的“视域类型”

一是,“空间视域”。当你直观某个意识对象时,比如你在野外观察一个苹果,这个苹果就不是孤立的,它存在于其他事物、如周围的苹果树、桃树、河流、山川、梯田、农民等等很多有关联的事物整体之中,此时这个苹果就变成这些事物之中的一个分子了。意向性将这个苹果与周围这么多其他事物整合在一起,就具有了多重意义。如苹果树是苹果的“母亲”、生存之根基;周边的桃树、梨树、樱桃树、杏树等生长的果实,与苹果共同构成一个“水果”的集群;河流的水灌溉了苹果树,成为苹果等树木生长不可缺的因素;山川大地是果树赖以生存的载体,没有山川大地,也就永远没有苹果之类的水果,可见它与河流成为苹果等树木生存之必须;农民是生产苹果的主体,苹果只有当与农民发生联系时才有意义,农民用来食用、出售、出口、做苹果酱、酿制苹果酒等等。以上这段啰啰嗦嗦的描述,其实就是一个被意识的对象在“空间视域”内的“意义网络”,当我们直观其他“意识对象”,不论是具体的物体还是抽象的概念,如“政党”、“犯罪”等等,都可以把它放到这个“意义网络”中来认识,这确实比起黑格尔那套“同类项合并”后再归纳出几点本质、规律等这些形而上的概念科学、精确的多了。

二是“时间视域”。以上的直观中的“空间视域”,我们是预设了意识对象的静止状态,从他的横剖面上做出的一种相互联系中的划分,但这毕竟是一种“理想中的假定”,因为无论是认识者的意识流,还是意识对象时时刻刻都处于生生不息的流动中,认识者也就只能从意识与对象的流变中进行直观了。胡塞尔现象学一个很大的成就就是在直观的时间流变中,从直观的个别中看到了一般。这种时间的“场域”,有这样一个“晕圈”,以直观中心为基点、以过去、当下和将来构成一个“视域场景”而将“线性时间”前后相连,并体现出一个“在场结构”。我在这里必须要区别出“自然时间”(物理时间)与人生时间的不同。自然事件的“视域”就像一条长长的河流,过去---现在---将来……呈现出一个无限序列,但他是缺少内在的密切关联。如果你处在当前,那么,过去的事件就过去了,不能复返;将来的还没有来到,不能体验。这样的“时间视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不但是人生的体验、就连我们一些生活的常识中,时间的这“三个维度”却是不能分离的。比如,我们听一首歌,当下的一个旋律,在你耳边响起,但是,这个当下的旋律是紧接着刚刚过去的旋律的继续,孤立地听当下这一声音响没有多少意义,你只有同刚刚过去的旋律相连接时,才能构成一段优美的音乐。胡塞尔把刚过去的事件称作为“预持”。但是,当你在当下享受这段音乐时,你还期待将来这段音乐继续的声音,你甚至能够大体判断出接下来的这段音乐的一些旋律,胡塞尔把这种期待称作为“预期”。你的想象能力是能够把这段歌曲完整地唱出来。以上这个意思好理解吧?人生的时间不是自然地线性时间,而是这么一个“时间三维”的“内在结构”,我生活在当下,但是通过回忆,我能够把过去的时间再现出来,把他拉到当前。更为重要的是,你的生活经验、对社会人生的体验、形成的思维等等是历史的产物,但又把你规定成为目前的状态,奠基和构成着你的当下的生存情态、甚至一切现实场景;而你生活在当下,又以过去的生活经验的水平、志向规划着未来。你要认真想一想,当你清醒的时候,你总是在想明天干什么?几年内要实现一个什么目标,买上一套100平米的大房子、或者宝马轿车,或者担任一个处长等等。如此,你就把将来也拉到当下,这样人生结构实际上就是把过去、将来都集中到当下,把“三点”浓缩成为一个集中地“点”状结构。这就不是像传统本质主义哲学通过归纳推理后,发现的什么本质规律,而是通过直观想象,从无限的关联中,发掘出的在场与不在场如何关联的结构,实际上就是人生在空间和时间中生存关系。

三是,“意义视域”。无论是直观想象的空间视域还是时间视域,归根到底就是从直观中发现两个方面的“意义视域”,一是通过这种对现象的“直观”,我们就用不着在同类项合并后在推论出什么本质规律,而是在直观个别中,由于你的头脑中事先就沉淀了那些丰富的概念和想象,对直观的现象主动构成一个意识现象。你在直观一个小猫的时候,这个小猫虽然是个别的现象,但是你通过想象和以往对动物的概念,就能够当场把这只小猫主动地构成一个动物的类别。为什么呢?这就是你在直观时,直观到的个别现象就已经在头脑里有一种综合构成,就把这个看上去个别的东西在头脑中某种动态的境域种种现象的集合方式构成一个共性的整体了。这就是你的意识有一种主动构成能力,把在场的也即是当场呈现出的小猫和不在场的那些小狗、小鸡、小老鼠等等没有呈现的出的同类构成一个类的整体。这样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就不再是逻辑上的同类归纳,而是在直观的当场就构成了。这样历史上对如何将个别与一般相联系的争论不休的问题,通过现象学直观得到了很好解决。二是,通过这种当场直观中与其他边缘地带现象的直接联系,使一个直观现象成为多重意义事物。如一个古董茶壶,它既能够用来喝水、又能够用来插花做装饰,又能够成为珍贵文物。价值的多样性又取决于空间视域的背景,如果把它摆放在地摊上他可能就因为人们认为它是赝品而无人问津;如果把它摆放在故宫博物馆内,就成为珍贵文物。它的意义用不着形而上的推理论证,寻找什么本质,只是把它放置到不同的背景空间和不同的时间视域内,就决定了它极为不同的意义。

现象学哲学不但博大精深,处处闪烁着科学认识的光芒,而且又是传统本质主义哲学向现代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语言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哲学、结构主义哲学和后现代解构主义哲学等等的转折点。在胡塞尔以后,他的现象学哲学背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发扬光大了。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倪梁康先生的《现象学及其效应》就分别描述和论述了现象学哲学对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哲学”、舍勒的“哲学人类学”和哈贝马斯的“社会哲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先生在《新哲学演讲录》一书中,多次提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中那种不在场中“暗含的大视野”。

以上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多次提到现象学哲学对于认识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在当前在我国思想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那种本质主义、历史主义的哲学思维,还是以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作为判断和推理为准则、以“合并同类项”的过滤总结出的本质和规律作为认识成果,这种思维方式遮蔽了认识对象的内在特质,并且在政治和道德领域也起了很坏的作用。下面,我三言两语描述一下现行本质主义哲学思维的危害。

                            (三)

上面我已经讲到了本质主义哲学不好进行逻辑定义,只是大概做出了一些简单的描述。为进一步揭示这种哲学的思维特点,我首先还是把他从它的发展和思路做粗略的阐述。

第一,本质主义哲学思维特点

本质主义哲学的始作俑者是柏拉图,以一种对具体感觉对象进行概念概括的方式,也就是说其思维运行的特点是一条“纵向路线”,也是从感觉、知觉的直观开始,一步步先是对认识的对象形成表象,再形成上升为概念,再进而运用概念概念达到对认识对象的理性把握。这是一条从认识对象表面的、直接的感性存在超越到非时间性的永恒的非时间性的普遍概念中去的道路。比如,当我们追问桃树是什么时,在思维中就开始了一个“向上”(纵向的)无限追问过程:桃树是树;树是什么?是植物;植物是什么?植物是有生命的物种;有生命的物种又是什么?是物的一种。物是什么?物是存在。存在是什么?存在是……。这就是由个别到普遍、由表及里、由感性中的个别东西到理解中的普遍的东西的无限上升的思维过程,是一种向纵深发展的思维路线。最后达到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最高概念。柏拉图以后的哲学思维特点,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是以感性为起点,经过层层的概念上升,最后推出“物质“或者”精神“这些最高的存在。本质主义哲学最大集成者是黑格尔,无论是他的“逻辑学”还是“美学”承认感性的存在并以此为认识起点,但是也是通过这种纵向的上升路线,最后把丰富多彩、生生不息的人类世界,概括成“绝对精神”。当然他的论证技术比起柏拉图要精深得多,他先从逻辑上预设了一个绝对精神起步的“逻辑阶段”,经过转弯抹角的推演论证后,外化为感性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经过精神现象的发展运行,最后达到“绝对精神”阶段,完成的一个封闭的圆圈旅行。

应该说马克思是解构黑格尔本质主义哲学的思想大师,彻底改造了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封闭体系,并以人类感性的生存活动作为认识的起点,从而发现了“人类首先吃穿住,才能进行哲学思想等意识形态的活动”。这无疑是哲学历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但它却是以辩证思维的方式、也就是原封不动地搬运黑格尔的“三大规律”和“五个范畴,改造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所以说马克思哲学是激进的、革命的。

就是本文描述阐释的胡塞尔的现象哲学,也明显地带有本质主义哲学的痕迹。他的现象学直观方法,就是在直观中,“通过自由想象的变更”,发现认识对象的“共性”、本质。以直观“人”为例,我们想像人少了一条腿、一只胳膊,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不是人?或者想象他的眼睛看不见其他的人,那还叫不叫人?什么是人之为人不可缺少的东西?胡塞尔为了描述他的直观方法,还举出了“红色”的例子,红桌子、红书包、红纸、红太阳等等。都含有“红”,那么什么是红的本质呢?于是,他在这种对“红色”的直观中,又提出了两个概念:“变项”与“常项”,来说明对“红色”的本质的把握。变项是一种在自由想象中能够加以随意变更的东西,比如还是以“红色”为例,一个红苹果、一个红书包等,随意在想象中去掉其中的的“苹果”、“书包”等这样的“变项”,因为他们对红色是非本质的东西。而“常项”则是变项中同一、必然而保留的“本质”,是“必然的普遍形式”而保存下来的。没有了这一“常项”,就无法直观被想象的这一类对象。也可以这样理解:变项---相当于一条河中流动的水;常项---河流的河堤。河中的水流动变换着,但河堤却相对不变。所以,胡塞尔的现象学直观,还是以发现事物的“本质”为目的,为此,哲学学术界还是把他视为由传统本质主义哲学向现代哲学转轨时代的人物,所不同的是,他的直观出本质过程,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合并同类项的逻辑归纳,而是以时空场域为“晕圈”,寻找直观中心与其他对象的关联性质。

哲学改造迫切性、必要性:

第一从当下有关文本看,大部分成为为决策提供合理性论证或者证明领导权威的文字工具。相对于学术界的理论文献,行政文本呈现多样化形态,除了少数类似学术界的理论文本外,大部分还是对权威的证明,其突出特征:

一是,如果把写作这些文本时的思维特点做一下概括,还是属于从工作感性为起点、向理性本质上升的逻辑归纳。机关特点是从事一些比较具体的工作,那么在以上文本呈现的必然把各项工作开展的具体情况和一些工艺流程进行较为详细的刻画描述,当然这些年来这些刻画描述欠真实,多是以“虚数”描述;

二是,从语言的风格到基调充满着类似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所言的“元叙事”、或者“大话语”,表现出一种泛政治化逻辑证明。这里有必要说几句利奥塔批判的“元叙事”,他认为近代以来的哲学从逻辑思辨中派生出大量的“精神辩证法”、理性主体认识论、生命和历史主义思辨等等。他认为这些“元叙事”大而无当,不可能是感性生活中的真实反映,而是逻辑概念的推演。而当今,也是一些类似那种“本质主义逻辑证明”;还有的,比起我国魏晋玄学清谈还“清”得多;

第三,先天预设逻辑大前提,以追求一个“终极目的”立论展开;最后,结论与前提一致;

第三,哲学上的本质主义思维,必然导致那个脱离时空的、但具有最高权威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存在.....”。

一个的民族哲学思维决定着它的思想文化,所以转换哲学“范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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