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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汉武帝刘彻﹑明太祖朱元璋的性格、作风像火，大刀阔斧、气吞山河、轰轰烈烈、刚强奋进，那么，东汉王朝开创者光武帝刘秀的风格、为人就像水，水看上去温顺﹑谦下﹑宽容﹑柔弱，可本质上又坚韧执著、无坚不摧，所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是真正有力量的表现。
刘秀的高明以及伴随而至的成功，是他善于借鉴和汲取道家“柔弱胜刚强”﹑“知雄守雌”等智慧与方法的结果。老子尝云：“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将欲离之，必先固之；将欲弱之，必先强之”，这是典型而上乘的“君人南面之术”。刘秀对其精髓的理解和把握可谓是入木三分，炉火纯青。综观刘秀取天下﹑治天下，开创“光武中兴”之局的基本手段和特点，不外乎两点：“泛爱容众”，善于争取人心，借助众力；“以柔道理天下”，在统治方式上善于以屈求伸，以退为进，调和关系，化解矛盾。 这种治国理念与行事风格，在刘秀的待人接物方面有集中体现，就是过人的雅量和最大的宽容。这首先表现为对士人的尊重厚遇。自从《论语》提倡士人“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以来，古代的士人即以文化传统的承荷者自负，喜欢以社会良知的体现者清议政治，臧否人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汲汲于治学问道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这在古代封建社会中，是很容易招致统治者的猜忌和厌憎的。如果碰上比较开明的统治者，是我行我素，不去理会士人的聒噪；一旦遇到暴虐的君主，则大事不妙，极有可能蹲大狱﹑掉脑袋。汉末的党锢之祸﹑南宋的“伪学”风波﹑明末的东林党之禁等等，皆是例证。由此可见，如何妥善处理与士人的关系，笼络和争取他们为己所用，使得他们能够放下身段﹑半推半就挪移到前台替自己帮闲，甚至帮忙，是考验古代统治者有无雅量或雅量大小的重要标志之一。 刘秀不愧为读书人出身的皇帝，对士人的微妙心态和深层次意愿洞若观火，体察入微。他不仅开设太学，搜集图书，延聘博士课徒授业，舍得花费大钱投资不能立即显现经济效益的文化教育事业，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他十分重视士人，敬贤尊才，达到了“求之若不及，相望于岩中”的地步。他刚刚坐上龙庭，就把当时年已七十有余的通儒硕学卓茂礼请到朝廷，亲自接见，嘘寒问暖，任为太傅，封褒德侯，赐予食邑二千户。不久卓茂老死，刘秀又素服车驾，亲自为卓茂送葬。刘秀用这么高的规格礼遇优待这样一位老读书人，目的很清楚，就是希望通过它向普天之人传达自己重视士人的信息，为百废待兴的建设事业奠定基础。事实证明，刘秀的这个优雅姿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不少著名的宿学大儒，如宣秉﹑杜林﹑张湛﹑王良﹑范升﹑陈元﹑郑兴﹑卫宏等，纷纷齐集到刘秀的旗帜之下，成为东汉文化复兴中的重要角色。 当然，并非每一位士人都热衷于出仕博取功名，历朝历代都有一些士人乐意隐逸山林，自命清高，这在东汉初年也不例外。对于这一类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对朝廷有意保持一定距离，甚至持不合作态度的士人，明太祖朱元璋的做法是砍掉他们的脑袋，理由是有才华而不肯为朝廷所用，等同于抗拒皇命，与犯上作乱无异。刘秀则不同，他很能理解这种“义不与帝王为友”的士人的志趣，宽待容忍他们，来者不拒，去者不究。太学生出身的周党，学问渊博，名重一时，刘秀称帝后即慕名而辟征他出仕为官，可周党就是死活不干。朝廷大臣中有人见周党如此不识抬举，大为不满，建议刘秀以“大不敬”之罪惩治他。刘秀坚决不同意，下诏说：“从古以来，即使明王圣主出世，也会有不宾之士……人各有志，何必强求。”于是赏赐周党绢帛四十匹，让他带着家眷回老家隐居。对不肯为官的老同学严光，刘秀同样不加为难，听凭他离开洛阳回富春江畔垂钓，潇洒自在了却余生。刘秀的作为，完全进入了“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的境界。 如果说，对读书人的宽容大度还不算太困难的事情，那么对功臣宿将的信任和优待则是真正的为君之道所面临的考验。读书人的牢骚﹑怪话或故作清高﹑拒不合作，虽然让人不舒坦，但毕竟不对自己的皇位构成直接的威胁，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然而，功臣宿将不同了，他们手握重兵，威望素孚，倘若真的萌生异志，反将起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很可能会江山改姓，社稷易主。所以说，抚慰读书人，至多不过是个面子问题，而优容功臣宿将，这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权术问题。 刘秀在这方面同样做得十分出色。对待功臣，刘秀总的原则是恩宠优渥，多方笼络，视之为心腹而不人为地假设敌人制造异己，同时限制其实际参与朝政、把持兵权，免得君臣互不相安，诱生嫌隙，这就是所谓的“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具体而言，刘秀一是能够做到推心置腹，以诚待人。他心胸豁达，对自己有充足的信心，所以对于那些功臣宿将，敢于坦诚相待，用人不疑。大将冯异威震关中，多有流言，冯异为了避嫌，主动要求调离关中，刘秀作书予以宽解：“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彻底打消了冯异的顾虑，使之更好地为自己效忠尽力。 二是重赏轻罚，笼络人心。刘秀对众功臣优渥有加，恩宠备至。他知道，没有部属的全力翊戴，自己就不会有位居九五﹑主宰天下的机会。知恩图报方为君子，既然“国之利器”不可与人，兵权不能授予他们，朝政不便交付他们，那么也就只好在经济上提供最大的好处，生活上给予优厚的照顾。为此，刘秀给了功臣超乎常规的赏赐，功臣封侯者，食邑有多达六县﹑四县者。功臣宿将既蒙信任，又得实惠，自然感激涕零，矢志效忠。这样，刘秀以财宝收回权力，功臣以勋劳挣得享受，君臣相安，共保富贵。当然，从中获取最大利益的还是刘秀，他找到了处理棘手功臣问题方面的两全其美的办法：优容功臣，但“不任以吏事”，“退功臣而进文吏”。前者是对功臣的保护，后者则是对功臣的限制，这两者相互结合，互为弥补，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又使得功臣宿将满意安心，“保其福禄，终无诛遣者”。从而开创了妥善安置开国功臣的先例，提供了正确解决皇权与将权矛盾的途径。锱铢必较，是没有出息，难成大事的表现；高瞻远瞩，收放自如，才是治国安邦的大智慧、大手笔。刘秀在功臣问题上的确呈现出了大智慧和大手笔。 “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正因为刘秀吃透了道家哲学的精髓，所以在治国安邦上能够做到挥洒自如，举重若轻。李靖称道他：“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远矣”，王夫之评价他：“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拿刘秀的行为方式及其效果来衡量，可谓是当之无愧，洵非虚辞。 作者：黄朴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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