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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全部出发点就是所谓“经济人的理性”这一逻辑预设，或称“经济人预设”。“经济人预设”假定人是合理自利的，他们不会抢劫，也不愿被枪，每个人都有捍卫自己合法利益的权利和能力。这不是经验判断，并不断定人必定自私而不可能利他，更不是鼓吹人们应当自私自利，而是逻辑判断。 因此，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的出发点时，当然就只能从人有可能为恶的低调假设着眼，而不能建立在圣人永善的高调假设上。 这一假设必须是逻辑上一贯的和普遍的：它不能对一些人作经济人假设，而对另一些人作“道德人假设”，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哲学基础。 这一假设又是向上开放的，它只是一种底线设置或低调预期，人们不知道它是否能推动人性向善的提升，但至少它不会妨碍这种提升，可以禁止抢劫，但决不会妨碍慈善。 以上是从逻辑上分析，但由该假设向上的开放即可转为“史”的视角。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后现代学派正在批判经济人假设，经济人正在上升为“社会人”，市场经济正在发展为包含伦理道德在内的“后市场经济”。 然而批判不是抛弃，而是否定，社会人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基础之上，先要有市场经济，然后才会有后市场经济。 上述分析还可引向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一点可以联想到大物理学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后文还要涉及）也就是经济学对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入侵”，因而关系到经济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经济学帝国主义自然招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不满，例如认为“经济学家向来严重忽略了我们经济生活中的文化因素”。然而实际情况是，经济学家并没有忽略文化因素。 可以以市场经济及相关制度和法律的确立为界把文化区分为前后两段，即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传统文化充斥着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其经济为权力和血缘所支配。市场经济兴起之后，传统文化依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起作用，这种影响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是在先的或历史的，以及外在的；然而与此同时，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文化也正在生成之中。 亚当·斯密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鼻祖，第一个提出“人都是追求自利的经济人”，但也正是斯密，看到经济中的交换与分工必然培育合作精神，以及培育我们现在所缺乏的——诚信。 他在《国富论》中写道：“一旦商业在一个国家里兴盛起来”，由于市场交易的自愿性和重复性——某个交易者在某一时刻可能会有欺诈行为，但出于自我利益最大化和长期化，最后自然而然“便带来了重诺言守时间的习惯。在未开化的国家里，根本不存在这种道德。这种差异并不是象一般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出于国民性方面的原因”，而是由经济交往内在地产生出来。 这就是经济学在人文社会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就对象而言，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自市场经济确立之日起，是先有经济人再有社会人。就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是先有经济学。由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的一致性可知，在逻辑上，经济学就是其它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基础。一句话，经济学就是人文和社会科学之“底”。 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只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不是终点，只是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基础，而不是要取代这些学科。自然，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将反作用于经济学，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学派，但这并不否认经济学作为“底”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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