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期，关于“电子数据属性”这个既新又老的话题，与杰政荔涛四咖吵了几架。有收获也有悲哀。收获的是，心中的些许疑惑些许减少，悲哀的是，几乎没吵赢。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这一条对言词类证据采取了“当然排除”的鲜明态度，没留任何商量的余地。 我们试着拆分一下这个条款 “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都属于言词类证据。 言词类证据有一个特点，即明确表达了部分案件事实，而且能够被所有人所理解，一般不会有误解（语言学上的误解）。言词类证据对案件的“直指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往往成为司法裁判的重要依据。 随着法治文明的进步，大家逐渐发现了一个很尴尬的问题。获得“有罪言词”，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在人类的诸多发明中，钳制同类的发明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更有研究表明： “人类是无法忍受酷刑的” “人们在酷刑面前选择自杀的幸福感最强” “要让犯人开口，用酷刑恐吓，比直接用刑更有效” 此外，言词类证据在逻辑上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有些不符合逻辑的事情往往也会发生。比如，杀人的动机，不仅是有世仇，还有可能是变态心理。古人说的好，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还可能是唐僧，带翅膀的也不一定是天使，还可能是鸟人。换句话说，不符合逻辑常识的“言词”，也可能是真实的。 考虑到这些原因，在法治文明较为发达的社会，司法裁判人员转而寻求证明“获得言词证据的手段和做法是否合法”，当然这个“合法”必然包括现代人权保护意识在里面。 这也是程序先于实体的道理所在。 小编在想，对所有具备“直指作用”特点的证据，是否都应该对其“获取手段”添加必要的限制？于是，我就想到了部分电子数据。 电子数据是什么？ 按照《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2016〕22号）的定义，“电子数据”是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后面还有一堆的列举。划重点：落脚点在“数据”。 而“数据”是可以直接说话的，在某些案件中是具有“直指作用”的。小编曾经协助同事调取过下面这种电子数据，大家看一看，这份证据是不是具有“直指作用”？ 说实话，这张表所反映的内容极具画面感，相信大家跟小编的感觉一样： “一位销售经理，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电脑前，一边念一边打字，最后保存文件”，像极了在审讯的现场回答办案人员的讯问。 特别是最后一句话，“我在本表中提供信息准确、可靠”，翻译成法言法语，不就是“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说的相符”吗？ 显然，此类电子数据属于“能直接说话的证据”。对于这类“电子数据”的审查判断，内容已经不重要了，恰恰应该把重点放到其“获得电子数据的手段和做法是否合法上”。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电子数据咋有了“言词证据”的特点？书证似乎也如此。那到底遵循“当然排除”，还是“裁量排除”呢？ 至此，小编已经凌乱。 反观《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对“物证书证”的态度，法治道路还很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