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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抵自幼就对书法绘画等造型艺术颇为好奇，由好奇而成为兴趣，又演变为持久的癖好，进而发展为以书法、书法史、鉴定学为终身奋斗的事业。除后天所接受的教育，个人的好尚、志向、意志、勤奋等因素之外，与我少时成长的内外部环境亦可谓密不可分。 1947年2月，我出生于无锡一个寻常的读书人家庭。1910年代，祖父就读上海中山体专，外祖父毕业于复旦；1930年代，姑婆毕业于苏州沧浪美专，大伯父毕业于复旦；1940年代，二伯父留美深造，两个舅舅均毕业于同济。卢沟桥事变时，父亲正负笈海上，激于爱国抗日热情，以富家子弟投笔从戎，入黄埔军校，后转业从事税务。父母长辈对我们小辈的做人、学业要求十分严格。幼时家境尚可，母亲不必外出谋职，持家之余，兼得悉心抚育子女。记得我五岁（尚未入幼儿班）时，母亲便教我临池涂鸦，耳提面命，慈祥亲切之情景，至今忆及仍然历历在目。对于难写的点画、结构，常手把手反复示范而不厌烦。柔毫不易驾驭，笔底往往春蚓秋蛇攒聚一团，母亲从不苛责，总是循循善诱，多予鼓励。我幼承庭训，读书写字，从不苟且，写字再多，也不厌倦，由此逐步养成对书法的爱好，进而发展为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执着的情愫。少时自认为资性驽钝，故学习刻苦、勤奋，绝无侥幸取巧之心，相反，总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所下功夫往往是“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所以然者，深恐落伍也，遂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自1957年起，父亲因黄埔军校事蒙冤几达三十年，由此家道中落。及至“文革”，则雪上加霜，每况愈下。1968年冬至1970年春不足一年半的时间内，先是我兄妹三人次第下乡，鼎足盐阜，躬耕垄亩；父母旋亦下乡，家中遂无经济来源；祖母年迈，被“照顾”留在城里，孤苦伶仃，形影相吊。尽管家境日益衰落，由小康而坠入困顿、无望，但我从不气馁。在志学之年之所以能自我觉醒，深感奋斗才是唯一出路。究其缘由，即源自对父母孝顺的朴素而真挚的情感。 母亲的书法是受外祖父的影响。1910年代至1937年前，外祖父供职京师，母亲因得先后在颇负盛名的北平教会学校孔德小学及慕贞女中就读。外祖父虽从事机械专业，但于艺文涉猎颇广，篆刻书法尤称胜擅，母亲自幼耳闻目濡，年轻时曾下过一定的临池功夫，以致日后成为我的启蒙老师。 除了母亲的熏陶以外，我的成长环境，无论是在故居老宅还是家乡无锡的其他地方，随处都能感受到浓郁的书法氛围。 家乡无锡地处太湖之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古乃江左风流荟萃之地。其驰名天下的人文景观之中，各类形制的碑刻参差错落，流派纷呈、各领风骚的古贤题识比比皆是，锡山、惠山至称典型。暇日览胜，每每是一回入山一回看。我常驻足其间，心驰神往，流连忘返。间或怀揣数纸，手自拓摹，随身珍藏；时取寓赏，其乐无穷。人或视之如敝屣，我则矜为珍奇。 胜迹略如上述，而寻常巷陌亦不逊色。以我老家为例，巨幅匾额、砖楼上擘窠大书，以及门楣等题字均为晚清宦游江南的名家巴江廖伦手墨。卧室中落地花窗，每扇上下书画各一，书以楷行为主，画则多拟古贤诗意，写意工笔兼而有之，并出清季乡贤之手。又，家中古书碑帖亦甚可观，足供观赏临摹之用。 自发选购书帖并加以模仿，始自初中期间。其时年少气盛，好高骛远，对“翰逸神飞”“潇洒流落”的行草书健羡不已，以致心摹手追，自以为是。又尝仔细比较其偏旁、部首，以及诸字异同，此其原始研究倾向之权舆。 我真正下苦功临池学书，始自“文革”之初。当时外出串连，至为时髦，遂使人趋之若鹜。而我向来本分，不为所动，既然已无学可上，正好抓紧时间读书习字，所幸当时略已悟得书法门径——临习务必循序渐进，至以为要，否则欲速不达，适得其反；而欲增强笔力，则务须从点画、间架入手，先过楷书关隘。嗣此，痛下决心与草书暂别，一扫笔意连绵的积习，改弦更辙，脱胎换骨。遂以长锋羊毫悬肘作楷，日书七八小时乃至更久，殊为寻常。先从楷书入手，如《玄秘塔》《勤礼碑》《麻姑山》《丰乐亭记》等，间或临习《兰亭序》《千字文》等。偶习《灵飞经》《星录小楷》，不甚理想，仅在影响中而已。此一阶段，曾大量阅读并背诵中国古代诗词、散文等文学作品，于欧美文学名著亦涉猎甚广。 1969年我被下放江苏东台县，后任中学教师多年，有充裕时间研习书法。从小楷、小行书到擘窠大书，兼而习之。自是愈益留神翰墨，溺思毫厘。自我鞭策甚严，虽寒暑不辍，未尝稍有怠遑，笔力得以大进。 1972年是我扩大书法交游的第一个转折点，先是与中学同届同学华人德兄过从频繁，游处甚密，堪称莫逆之交。人德兄博闻强记，功力深厚，兼以才智过人，识见迥出时辈，使我获益匪浅。经其引荐结识江南名家王能父先生，博学鸿儒者也。先生于诗、书、文等靡不精通，作书诸体皆擅，于文字学研究亦颇有建树，屡屡嘱我临池不忘读书，使我终身得益。经其指点，我尝积数年之功攻读《说文解字》，对日后从事书法研究、法书鉴定大有裨益。 又于回锡省亲之际，留意拜谒家乡前辈。记得曾以小行书《滕王阁序》横卷示原春麟堂主王晓仙先生（春麟堂为解放前无锡最大的笔墨书画庄）。先生展阅一过，啧啧称奇之余，不胜唏嘘，惜才之心，溢于言表。老人慨叹我生不逢时，据称要是生在他们那个年代（当指上世纪４０年代），有如此功力，定会应酬不懈，名声大著。好在我确乎未曾感到有丝毫的悲凉。兴许是我本出于纯粹的爱好，因而并不抱有任何奢望，故心态宁静，有此一方乐土，早已知足常乐；兴许是骤得前辈奖掖有加，一时兴奋不已；兴许是临池每有新解，挥毫时有所得，因而自信更上层楼，定是胜券在握……反正，纵然命途多舛，但我安贫乐道，并不悲观，所谓“处涸辙以犹欢”，宁可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关键只是在于，当机会降临之际，自己是否准备就绪——练就过硬功底。退一步讲，即使最终学而无用，亦不致抱憾终生，至少聊以自娱，独善其身，大致无愧平生之志，斯已足矣。待到我马齿徒增，阅历渐广，尤其经历了商品大潮的时代之后，终于不难悟得古今书苑的“仲永”们何以多从才华横溢而转眼间江郎才尽、“泯然众人”的道理。真所谓世事多变，祸福相依，“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者也。 拜识张涤俗先生亦在是年。张老年逾古稀，德高望重，诗、书、文俱精，尤以小楷名动乡闾。看了我的习作，张老忍不住热泪盈眶。他万没想到在“大革文化命”（ 冰心语）的岁月，居然还有年轻一代有志书道，且颇具功底。老人喜不自胜，嘱我继续努力，勖以有成。自此，我每逢回锡，总不忘前去拜谒，时聆教诲，获益良多。 1977年初返锡，以三年功夫专攻《乐毅论》《十三行》《宣示表》等，又试作蝇头小楷。同时开始注重书法理论，对孙过庭《书谱》尤为服膺，迄今愈益笃信不渝。近四十多年来，我曾不计其数地临习此帖，不仅于其书迹手摹心追、亦步亦趋，更在实践中对其微言奥义反复咀嚼、吟味，加深理解。此帖不啻为临池楷模，书法三昧亦尽在其中。其于有志于书道者，确实是功莫大焉。 1979年夏，华人德兄携拙作小楷三件拜谒沙曼翁先生，沙老极为称许，使我颇受激励。是年冬，我去苏州拜谒沙老。沙老告以傅青主度人金针：“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钟王之不可测处，全得自阿堵。”又谆谆告诫我，以篆隶笔意入楷，楷书才会高古，脱尽唐人习气。我心领神会，努力付诸实践，无异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自此发愤临习篆隶前后凡十余年，为日后驰毫骤墨、纵横挥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十余年中，除继续理论研究之外，我遍临篆、隶、草、行、正，包括多种魏碑，间习唐人写经，出土汉简，偶涉章草，均坚持多年，作“大运动量训练”。篆书主要临习《泰山刻石》、诏版及金文等；行书如《祭侄》《文赋》《圣教》等；草书反复临习《书谱》《自序》《草千文》，偶及《十七帖》《急就》等；隶书如《张迁》《曹全》《西狭》《石门颂》《封龙山》《乙瑛》《礼器》；魏碑如《郑文公》《杨大眼》《云峰石刻》《石门铭》《刁遵》《张猛龙》《张玄墓志》《司马景和》，以及《龙门二十品》等；楷书如《经石峪》《庙堂碑》《雁塔圣教》《季直表》《东方朔画赞》《白骑遂内》以及“二爨”等。 这一时期，是我扩大艺术与学术交往的重要时期。先是在1983年赴京观摩“首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得以大开眼界；又与白谦慎兄谋面，晤谈甚快，而此前仅简牍往还，神交而已。1986年获全国第二届中青展一等奖，结识同道则尤为众矣。逮至1987年冬沧浪书社成立，则更是人才济济，荟萃一堂，洵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也。社员中华人德、曹宝麟、白谦慎、潘良桢、沈培方、乐心龙、言恭达、黄惇、孙晓云、吴振立、潘振元、余国松等诸兄，无一不是学界先进、书苑俊秀，同道间时常展开学术研讨暨艺术探索，自由论争，相互激励，遂成风气。 穆棣书《世说新语》一则，44.5×22厘米，2003年 这一时期，是我有意识地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广泛涉猎、探索的阶段，也是试图通过寻绎各种书体（包括笔墨技巧）的相互关系以期集百家之长熔铸自我的阶段，同时也是将书法实践与法书名帖考鉴并驾齐驱的阶段。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且前途莫测的跋涉过程。尽管时或令人振奋——那极可能是对前贤理论有所顿悟，遂致心手双畅，毫端仿佛奕奕以生趣；至若豁然开朗，或乃学术攻关喜获新证而所致。然而更多的，则是面临困惑与迷茫、遭遇挫折与磨难，一如蜀道之难以逾越，以致唯有“以手抚膺坐长叹”而已。此一进退维谷的艰难历程持续约有十年上下，乃以《〈韭花帖〉系列考》问世的1995年前后为分水岭，由此我终于告别“山重水复”之阶段，从而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境地。这并非说我在以后的名帖考（诸如《伯远》《神龙》《快雪》《自叙》等等）中或书法探索方面已经完全进入自由王国，但至少困惑与迷茫交织、挫折与磨难并存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我在1996年的一年之中，就完成了对《伯远》《神龙》以及《参政》三帖的考据，孰云非有力之见证？！对诸多个案的深入研究，使我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由此信心倍增，成竹在胸。 穆棣书欧阳修词，36×36厘米，1998年 参加中国书法史（或名帖真伪考鉴）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海内外同道广泛交流、接触，亦为扩大眼界、增进见识的重要途径。就我而言，对艺术实践的不懈探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研究的更上层楼无疑有助于对艺术奥赜的透辟理解，遂使从艺治学相得益彰，互为砥砺。自1994年起我有幸多次参加这样的会议，确是获益匪浅。 从艺治学相辅相成——很可能是学术上的成功促使艺术实践产生了质的飞跃。在我心无旁骛、全力倾注于《韭花帖》考据并获全面突破的同时，我有意识地追求数十年的行书书法面貌仿佛悄然形成，大似“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一般。拙著《〈韭花帖〉系列考》墨稿中的“自叙”以及“后记”为其雏形，那是自然的形成，绝非刻意所为。事实上，在《韭花帖》考据即将告竣的前数年中，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各个疑团的逐步廓清，我正沉浸于极度的紧张与兴奋状态之中，根本无暇于临池。因专注于考鉴而废书久之，真伪问题既已水落石出，对我来说，无疑如释重负。接下来则思考以何种版式的墨稿出版的问题，几经尝试之后，决定采用小行书的形式书写。所谓“水到渠成”，“无心插柳柳成荫”，或即此种情形。又三年，至1998年前后，握管挥毫作大幅行书、行草渐觉得心应手，其时已逾知天命之年矣。溺思毫厘，沦精翰墨近四十载乃得臻此境地，能不令人感慨系之！其书迹乃可以1998年所书《滕王阁序》六条屏、《书谱节录》八条屏，以及《稼轩词三首》横幅等为例证。至于草书的使转纵横，潇洒流落，则要晚至2003年前后。自从参以《出师颂》等章草笔意，下笔仿佛又开新面矣…… 穆棣书《稼轩词三首》，66×132厘米，1998年 穆棣临《出师颂》，35×48厘米，2004年 我常想，古贤如陆士衡辈，文章冠世，犹且难免“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之憾；艺学并称、卓越绝伦如孙虔礼者，亦时有“心之所达，不易尽于名言；言之所通，尚难形于纸墨”之叹；而要归纳总结数十年来所作书法实践与探索之过程，对我而言，则无疑是绠短汲深，勉为其难了。自愧文鄙理疏，言乖意拙，不能道其万一。然文直，事核，不虚美，则庶几近之。以此公诸同好，并请教正。倘能稍具借鉴之作用，则幸甚，幸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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