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进入知天命之年时,终于坐上了早该属于他的两江总督大位。 但如愿以偿的曾国藩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相反内心尽是苍凉、如履薄冰之感。咸丰之所以把两江总督的大权放给他,不是因为消除了猜忌,诚心重用,而是因为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后,无人可以担此重任,只有倚重曾国藩和他统领的湘军。就这样,咸丰起初仍不愿干干脆脆地将两江总督授予曾国藩,而是想用胡林翼。 让湘军为之卖命,却又想将两江权力放到湘军二号人物手里,很显然,咸丰仍想耍弄狡猾且让人心寒的帝王术。若不是肃顺用大刀阔斧的说辞说服了咸丰,曾国藩的处境依旧无法舒展开来,依旧会处于尽心卖命,却受尽掣肘的困境。 因为是如此的被迫不情愿,所以咸丰不可能让曾国藩从容不迫地坐在两江总督的大位上,他一定会压迫曾国藩,让曾国藩不顾一切地去为朝廷卖命。 果然,咸丰是毫不客气,在给曾国藩的上谕中,他刚把两江总督授给曾国藩,紧跟着就严令曾国藩径取苏、常,不得有误。 权力不白给,接了就得卖命的味道很浓重。 这正是曾国藩感到如履薄冰的根源所在。在曾国藩看来,先不论咸丰对他”用死“的心态,单就径取苏、常这一条,就足以导致满盘皆输。 因为战场的残酷现实已经充分证明了,东进苏、常必陷死局,唯有改行西进策略,占皖中,进而由长江上游向江宁合围,攻灭太平天国才有上乘的胜算。 但问题是,咸丰在”用死“的心态下刚把两江总督授给他,如果选在这个时候生硬抗命,结果可能是另一种满盘皆输。 毕竟,两江总督的权力是曾国藩急需的,这事关他能否顺利布出大赢局。 曾国藩遇到的这个困境其实很典型,刚被委以重任,面对老板错误的决策,既不能去执行,又不能去否定,当然更不能原地不动,让被动变得更被动。 怎么办? 曾国藩的做法是,向老板摆好姿态,以达到巧妙搁浅错误决策的效果,进而再谋划自己的赢局。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考虑,曾国藩才将两江总督的驻节地从宿松移到了祁门。 然而,随后不久,曾国藩就为自己这被迫而为的决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惨痛到他差点在祁门拔剑自刎。 不深入地看这段历史,很容易觉得曾国藩在此犯了刚愎自用的毛病,可一旦深入看下去,你只会觉得成功不易。 为了成功,为了在夹缝中布出大赢局,奋进者往往都会遭遇这个,被迫将自己置入险境来换取机会,而且还不能与身边人说透,只能靠自己的坚韧与智谋,以及不可或缺的运气来扛。 所以说,理解成功,若看不到其中的惊心动魄,看不到真正的凶险艰难,我们终究只是被成功的光鲜外表所蛊惑的肤浅者以及未来的受害者。 因为有这样的难言在,所以在曾国藩驻节祁门后,他和得意门生李鸿章之间很快就上演了一出历史上有名的争执。 李鸿章不是等闲之辈,所以刚到祁门没两天,他就看出了驻节祁门的凶险。只不过,此时的李鸿章仅仅是曾国藩幕府中的一个小幕僚,所以他的着眼点只在眼前,只在单纯的军事安危上。 经过对祁门两天的实地勘察,李鸿章对曾国藩忧心忡忡地说,恩师,祁门地势如同釜底,此乃兵家所说的绝地,不如尽早另择他处,以免来日受困。 依门生之见,可移师东流,那里可进可退,万无一失。 凭曾国藩的经验,这一点岂能看不到,但他却不便说出置身险境的根本所在,所以只能用激将法说,少荃,你如此畏惧,莫非胆小?若如此,尽可收拾行李离开。 这时候,不解曾国藩苦衷的李鸿章必生一念,曾夫子刚愎自用,糊涂呀! 除此之外,就是聪明人的小算盘——必须寻机巧妙地离开这个能要人命的地方。 从某种程度讲,李鸿章对曾国藩的质疑也是一种典型,为了打拼将来,被迫将团队带入险境后,你可能很快就会遭遇现实安危下的离心离德。 可叹的是,曾国藩接下来的处境远远比这个更糟糕。 祁门虽说是军事上的绝地,但凭借四山环绕,只有一条官马大道与外界通连,如果据守此要害的部下得力,如果运气不错的话,在他摆姿态的这段时间内,绝地也会是一块福地。 曾国藩认为自己有得力的部下,得力的部下也应该能带来好运气。 遗憾地是,这一回他太乐观了,现实远比他想像的更残酷。 在当时,徽州是祁门最重要的屏障,只要牢牢守住徽州,祁门当安然无恙。 然而在为徽州选将时,曾国藩却犯了一个诸葛亮式的错误,因为太欣赏对自己有恩的李元度,他将这个事关祁门生死的重任交给了这个并善于守城的读书人。 结果,太平军抓住徽州城内湘军与绿营矛盾尖锐这一致命处,策反了绿营首领,一夜之间里应外合攻破了徽州城。 祁门顿时门户大开。 面对太平军三路大军的围攻,只有三千守城力量的曾国藩随即陷入命悬一线的绝境。 此时的曾国藩能做什么呢?除了派出三千兵誓死抵抗,唯指望悍将鲍超能及时回援救驾。 这是曾国藩一生中经历的最凶险时刻之一,他又一次写下了遗书。这次不是羞愧负气,而是誓死保存气节,只要太平军攻进来,他就拔剑自刎。 但久经沙场磨砺的曾国藩并没有像前两次那样,在绝境中自乱分寸,相反在祁门空城中,他拿出了值得称赞的镇定与智谋。 因为空城随时都有可能被太平军攻破,那些并没有真正见过残酷厮杀的文人幕僚们吓破了胆,这些人买通城里的小筏子,每天夜里都有人带着行李乘小筏子向城外逃命。 人跑了不足惜,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无论是让守城的兵士看到,还是让太平军看到。 就在这能多坚持一刻就多一份生机的关键时刻,曾国藩一硬一软地来了两手,这危险的信号随即就让他扼杀了,祁门转而又被塑成了一座诸葛亮式的空城。 他先召来尚未跑掉的亲信幕僚问,死在一起如何? 幕僚们是集体沉默。 待此种沉默越来越沉重后,曾国藩随即亲拟了一份告示—— 当此危急之秋,贼势凶猛,有非朝廷命官而欲离祁门者,本督秉来去自愿之原则,发放三月全薪和途费,拨船相送。事平后愿来营者,本督一律欢迎,竭诚相待,不计前嫌。 你不愿共患难,我却不计前嫌愿共他日富贵前程! 好一个欲擒故纵。 仁义承诺如鸿毛之轻,沉到每个人心中却有千斤之重。 每个人都有血性,就看在关键时候能不能高明地激发。人在危难中都苟且,但人在危难中也最易燃热血。曾国藩此举并非多高明,但却是关键时刻燃起众人热血的一把柴火。 正是有了这生死时刻,众人重新聚到一起的誓死铁心,空城虽空,但却坚固异常。 正是有了这难能可贵的坚固异常,曾国藩领着众人终于扛到了鲍超援军杀来的那一刻。 见到鲍超,曾国藩滚下两行热泪,他知道自己又一次逢凶化了吉—— 这段历史,到这里基本就算讲完了,但还有一个尾巴很值得一说。 祁门转危为安后,此前丢失徽州的李元度并没有负荆请罪,而是择机开溜,另寻靠山找出路去了。曾国藩本不是不念旧情之人,但这一次,即便有说他忘恩负义的杂音,他还是坚持对李元度一参到底。 曾国藩为什么非要这么做? 李元度失徽州如同马谡失街亭,曾国藩这是挥泪参奏以正军规。 也可以说这是舍人情,绝炸弹。 因为很多前途的炸弹,都是人情埋下的。 另一点也很有启示。李元度本是曾国藩同行者,一路功劳不小,但此人有个弱点应让我们引以为戒,无错时忠心耿耿,有错时三心二意,这样的人最终一定奔不出好前程。 反观李鸿章,祁门险情没有彻底解除时,他做了一件很虚伪的事,借着为李元度鸣不平,和曾国藩故意闹掰,然后借机逃离了祁门。 这算分道扬镳吧。 但分道扬镳后的李鸿章对我们也很有启示,在离开祁门的一年多时间里,袁甲三、王有龄等人多次邀请他,许以重保,但李鸿章均不为所动,宁愿在江西赋闲。 这显然是一种智慧。 因为李鸿章深知,危难下,离开算聪明,背叛却是傻。 因为那是断路、断前程之举。 境界不同,所以他和李元度的结局不同,不久,李鸿章就重回曾国藩身边,并很快得到了重用。 因为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虽不能共患难,但那份始终不背叛更难能可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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