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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矩（547～627），中国隋及唐初政治家。约生于梁太清元年（547）或更早。原名世矩，因避唐太宗讳而去世字。字弘大。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杨坚代周，建立隋朝，矩为近臣，参与平陈之役，继而经略岭南，北抚突厥族启民可汗。又与牛弘等参定隋礼。隋炀帝即位后，矩甚受重用，参掌朝政。裴矩一生最重要的活动是为炀帝经营西域。大业元年（605）至九年间，他至少4次来往于甘州、凉州（今甘肃武威）、沙州（今甘肃敦煌），大力招徕胡商。裴矩尽力搜集西域各国山川险易、君长姓族、风土物产等资料，绘画各国王公庶人服饰仪形，撰成《西域图记》3卷，并别造地图，注记各地险要，献于炀帝。炀帝即将经营西域事宜悉以委任给他。矩引致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等入朝，并积极策划打击西域贸易的竞争者——吐谷浑。五年，炀帝亲征吐谷浑，拓地数千里。稍后，炀帝又派薛世雄进军伊吾，于汉旧城东筑新伊吾。矩同往经略，巩固了隋与高昌的联系。大业十四年，反贼宇文化及弑炀帝，任裴矩为尚书右仆射。化及败，矩转事窦建德。建德败，矩降唐，官至民部尚书。裴矩80岁精明不减，历事诸主，均受礼遇，以熟悉故事，常受咨询。所撰《西域图记》记载了44国情况，可惜原书已佚。现仅存书序，记述了自敦煌至西海（今地中海）的3条主要路线 ，是关于中西交通的重要史料。此外，他还著有《开业平陈记》十二卷、《邺都故事》、《高丽风俗》，与虞世南共撰《大唐书仪》，均佚。太宗贞观元年（627）卒，谥号“敬”。
有人根据裴矩在隋而佞在唐而忠的事实，断言，裴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隋炀帝爱听奉承话，裴矩就必须千方百计地迎合隋炀帝好大喜功的心思，广费民财，连年征战，”主昏臣佞，这当然也是自然的。然而当他降顺了唐以后，他很快发现，唐太宗和隋炀帝不是一路人，唐太宗早年为了帝位的巩固，善纳人言，“导之使谏”，裴矩又看准了风向，发挥了他的天才，摇身一变，成了常常“犯颜直谏”的诤臣。
后世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裴矩的前佞而后忠完全是皇帝逼出来的，与其个人品行无关。例如，司马光就认为裴矩根本就是一个忠臣，只是由于皇帝的好恶才因此变忠变佞了。窃以为，此说法不仅抬高了裴矩，而且也太夸大了两位皇帝的威力。忠佞都是由其本质决定的，皇帝的好恶原本只是一个外因而已。实际上裴矩迎合皇帝的需求归根究底是由专制制度的皇帝权力至高无上缺乏制约决定的。
以前曾有观点认为如果裴矩能犯言直谏，历史将会改写，然而这完全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如果裴矩不能洞穿这个制度的本性他就难以身居高位，即使他位极人臣后希望大展宏图依旧可能受到皇权与官僚的制约。我们不可能苛求古人，同样也不能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能臣。作为一个多朝老臣，裴矩已经以自己的努力做出了他力所能及的最大贡献，在他的才华受到外国人关注之时，国内学者对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是有失公允的。
裴矩是隋朝重要的顾问大臣之一，他是出色的外交家，战略家，同时也是个地理，民族问题专家。裴矩是今之山西省人，起初他担任了一些次要职务，之后他被派往广州地区平定叛乱，他远征告捷，并在战后的安抚工作中表现突出，因而得到赏赐和擢升。从此他开始负责隋帝国北部和西部边境事务，在这里他面对帝国的最大外部威胁——极盛时期的突厥帝国，他奉命计划和执行遏制突厥人的军事和外交活动。
裴矩不愧是出类拔萃的外交家和战略家，他仅仅运用传统的计谋，而不是庞大的军事行动，就让突厥实质上分裂为东西两大汗国，这个盛极一时的草原帝国在内耗中被严重削弱了。这一成就被证明是扎实和持久的，东西突厥之后再没有统一，并在大部分时间确实处于敌对状态，很多年之后唐朝的辉煌胜利便直接得益于裴矩的成就。裴矩还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炀帝即位后，裴矩成了他在边境问题和国外民族方面的主要顾问，在履行职责时，裴矩前往今甘肃省的边境贸易站，在那里收集关于亚洲腹地的情报；经过认真研究，他向主公呈献《西域图记》，书中描述了中国西面约40 个“国家”的特点，同时概略地叙述了通往“西洋” 的主要贸易路线。《图记》附有详图。在对待西域问题上，他的政策性建议是使用和平方式—— 主要是中国的财富和威望——以尽量争取这些民族或尽量影响它们的代表人物。
裴矩的一大失误在于他推动了炀帝对高丽进行军事冒险的野心，这之所以说是失误，是因为它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被认为是造成隋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宋朝历史学家司马光等遍著的《资治通鉴》对裴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导也。”。然而把责任都推到裴矩头上是有失公正的，作为一个对外战略制定者，裴矩的理论是合理的，高丽地区是农耕地区，其国民是“开化”的，是容易并入帝国的。但军事上的低能，组织上的混乱，让远征高丽变成一场灾难；另一方面，炀帝杀掉了被证明是隋朝最能干的大臣高颎（高颎是个天才型的人物，他的才能丝毫不逊色于管仲和商鞅，是隋文帝开皇之治的实际执行者，初唐的官员对高颖推崇备至，唐太宗也称赞他“公平正直，尤识政体”）帝国已经没有坚强实干的行政工作负责人，国家行政已经失控，国家的资源被浪费和滥用以致过度消耗，对外实行积极干预扩张政策的基础已经失去。
裴矩只是对外战略的制订者，他专长是外交，他把时间都花在帝国西，北部的地理、民族问题的研究上，而的对帝国内部状况的急转直下是不甚了了的，因此裴矩的失误仅在于他低估了高丽的反抗力量。而高丽的抵抗力量之强是值得钦佩的，伟大的太宗皇帝在位时期发动的意在征服她的战争也未尽全功。对于裴矩的人品，透过模糊的史料我们可以说，他似乎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官员。隋书评价他“学涉经史，颇有干局，至于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诸古人，殆未之有。与闻政事，多历岁年，虽处危乱之中，未亏廉谨之节，美矣。”因为裴矩才能卓越，成绩斐然，他所制定实施的外交政策影响深远，竟也引起外国学者的关注，甚至出现了一些介绍他生平的外文专著。反倒是国人对他知之甚少。
申国文献公高士廉（575年－647年）名俭，字士廉，以字行，汉族，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李世民长孙皇后、长孙无忌的亲舅舅， 二人之父早死，实际由高士廉抚养。高对李世民极为器重，以致主动将长孙氏许配给李世民。因得罪隋炀帝，被发配岭南，随后中原大乱，被隔绝在外，直到李靖灭萧铣时才得以回归。其人善行政、文学，为李世民心腹，参与玄武门之变的策划。在贞观年间，任侍中、义兴郡公安州大都督（今湖北安陆）、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封申国公。主持编撰《氏族志》。贞观十七年二月，唐太宗李世民为怀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众位功臣在凌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高士廉位列第六。
高俭，字士廉，渤海蓨人。其祖父高岳是北齐神武帝高欢的堂弟，封清河王，官至左仆射、太尉。其父高励，北齐乐安王，也曾任左仆射。北齐之后入周，不知何故竟没被周武帝与齐后主高纬一起杀掉。隋朝取代北周后还任过隋朝的洮州等四州刺史。史载，高士廉“少有器局，颇涉文史”，与大文豪薛道衡等人结为忘年之交，为一时才俊。
隋炀帝大业年间，高士廉的妹妹嫁给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生子长孙无忌和一个女儿。长孙晟死后，高士廉把妹妹接回自己家中，并非常厚待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女。当时他发现年轻的贵族子弟李世民异于常人，就把外甥女嫁给他，这位长孙氏就是后来的文德皇后。隋炀帝时，由于高士廉和逃亡到高丽的兵部尚书斛斯政关系密切，隋廷把他流放至交趾。萧铣称帝时，交趾太守丘和附梁，高士廉也随之降梁。萧铣被唐朝平灭后，高祖李渊因亲戚关系，命高士廉巡按岭南诸州。后来他升迁为雍州治中，而当时他的外甥女婿李世民为雍州牧。
“玄武门之变”，高士廉与外甥长孙无忌并预密谋，他自己还亲率吏卒从监牢里释放囚犯，授以兵甲，组成临时的部队驰援李世民。贞观元年，提升为侍中。贞观十二年，以其佐命之功授申国公，拜尚书右仆射。高士廉为人谨慎缜密，表奏皇帝的草稿一概焚毁，不使左右知晓。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壬辰（初五）日（647年2月14日)病死，时年七十二。当时太宗刚刚饮服“药石”（类似“五石散”的东西，当时认为既“壮阳”又“保健”"，实际上是毒性很大的东西。多位贵族、皇帝因之而死），闻讯马上整装要亲临看视。高士廉的外甥长孙无忌急忙策马跪伏于半路迎接，痛哭陈说高士廉临终前切言皇上不要亲临，加之“饵石临丧”是医家大忌，劝了半天才把药性正发作的太宗皇帝劝回宫去。赠司徒，陪葬昭陵，谥曰“文献”。高士廉一家三代仆射（宰相），子为尚书、驸马，外甥为太尉，外甥女为皇后，一时无两。想想北齐皇族中他那些年不过四十就暴死的高家堂叔、堂兄弟们，高士廉一支可谓是下场最好的。即使日后长孙无忌被诛，其子高真行也仅仅受牵连贬官而已。
李元吉（603年—626年7月2日），名劼，小字三胡，李渊第四子，窦皇后所生。高祖太原起兵时，留守太原。唐朝建立后，封为齐王。武德二年（619年），刘武周南侵并州，他弃太原归长安。后与长兄建成合谋杀李世民。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与太子李建成同时遇害，有五子一同被诛杀，终年二十四岁。
宇文士及（？—642年），字仁人，隋朝右卫大将军宇文述子，宇文化及弟，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隋文帝诏尚隋炀帝女南阳公主，封尚辇奉御。宇文化及兵败后，投靠唐朝，随秦王李世民征讨王世充、窦建德有功，封新城县公、郢国公，唐高祖以宗室女妻之。后颇受宠而历任中书令、殿中监。贞观十六年（642年）卒，赠左卫大将军、凉州都督，陪葬昭陵。
宇文士及，雍州长安人。隋右卫大将军述子，化及弟也。开皇末，以父勋封新城县公。隋文帝尝引入卧内，与语，奇之，令尚炀帝女南阳公主。大业中，历尚辇奉御，从幸江都。以父忧去职，寻起为鸿胪少卿。化及之潜谋逆乱也，以其主婿，深忌之而不告，既弑炀帝，署为内史令。初，高祖为殿内少监，时士及为奉御，深自结托。及随化及至黎阳，高祖手诏召之。士及亦潜遣家僮间道诣长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贡金环。高祖大悦，谓侍臣曰：“我与士及素经共事，今贡金环，是其来意也。”及至魏县，兵威日蹙，士及劝之西归长安，化及不从，士及乃与封伦求于济北征督军粮。俄而化及为窦建德所擒，济北豪右多劝士及发青、齐之众，北击建德，收河北之地，以观形势。士及不纳，遂与封伦等来降。高祖数之曰：“汝兄弟率思归之卒，为入关之计，当此之时，若得我父子，岂肯相存，今欲何地自处？”士及谢曰：“臣之罪诚不容诛，但臣早奉龙颜，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于汾阴宫，复尽丹赤。自陛下龙飞九五，臣实倾心西归，所以密申贡献，冀此赎罪耳。”高祖笑谓裴寂曰：“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时士及妹为昭仪，有宠，由是渐见亲待，授上仪同。
从太宗平宋金刚，以功复封新城县公，妻以寿光县主，仍迁秦王府骠骑将军。又从平王世充、窦建德，以功进爵郢国公，迁中书侍郎，再转太子詹事。太宗即位，代封伦为中书令，真食益州七百户。寻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时突厥屡为边寇，士及欲立威以镇边服，每出入陈兵，盛为容卫；又折节礼士，凉士服其威惠。征为殿中监，以疾出为蒲州刺史，为政宽简，吏人安之。数岁，入为右卫大将军，甚见亲顾，每延入阁中，乙夜方出，遇其归沐，仍遣驰召，同列莫与为比。然尤谨密，其妻每问向中使召有何乐事，士及终无所言。寻录其功，别封一子为新城县公。在职七年，复为殿中监，加金紫光禄大夫。及疾笃，太宗亲问，抚之流涕。贞观十六年卒，赠左卫大将军、凉州都督，陪葬昭陵。士及抚幼弟及孤兄子，以友爱见称，亲戚故人贫乏者，辄遗之。然厚自封植，衣食服玩必极奢侈。谥曰“恭”，黄门侍郎刘洎驳之曰：“士及居家侈纵，不宜为恭。”竟谥曰纵。曾被唐太宗称为“佞人”。《资治通鉴》载：冬，十月，丙申，殿中监郢纵公宇文士及卒。上尝止树下，爱之，士及从而誉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征常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为谁，意疑是汝，今果不谬！”士及叩头谢。
赵国公长孙无忌（约597年—659年），字辅机，河南省洛阳人。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李治继位后，欲立武昭仪为皇后，无忌屡言不可，高宗偏听许敬宗诬陷，逐去其舅父长孙无忌的官爵，流放黔州，后令自缢，籍没其家，天下哀之。
李渊起兵太原。无忌进见，渊爱其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自此辅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权，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以功第一，封齐国公，后徙赵国公。武德九年(626年)，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尚书仆射、司空。为人谨慎，改任司徒。贞观十一年（637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第一。唐高宗即位，册封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651年）奉命与律学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律疏》（宋以后称《唐律疏议》）30卷。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为许敬宗诬构，削爵流黔州（今重庆市彭水县），自缢而死。
贞观朝功臣济济，仅唐太宗图形于凌烟阁有特殊贡献的就有24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过，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绝对算不上突出，但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却是太宗的心腹。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这种情况与他早年经历有关。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该博文史”，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动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干。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窦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袭刺史”。
可见，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武德九年十月癸亥，唐太宗立嫡长子李承乾为皇太子。按理来说储位既定，嫡庶已分，在李承乾深得唐太宗的喜爱、贞观九年唐高祖驾崩后又代父监国且“颇识大体”的情况下，其余的皇子不应再对储位产生什么想法。然而，与承乾一母同胞的弟弟李泰同样自幼深受父亲的喜爱，又因为极富文才主编了《括地志》而屡屡受到父亲的褒奖与赏赐。如此盛宠之下，李泰对太子之位起了本不应有的心思，在李承乾试图谋反事败后，更是得到了父亲“面许立为太子”的承诺。不过很快褚遂良便将李泰杀子传弟的谎言揭穿，并对唐太宗指出太子之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陛下昔立承乾为太子，而复宠爱魏王，礼数或有逾于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还说陛下若要立魏王为太子，那么一定要把晋王李治安置到别处去，这样才能保证这三兄弟的安全。
储位之争的最后没有赢家。唐太宗为自己最心爱的两个儿子伤透了心，却仍然想方设法保住了承乾的性命只将他废为庶人，在将李泰贬为东莱郡王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又重新进封为濮王，只是这太子之位究竟给谁才能不枉费自己的这一番心思呢？而在这场争储风波的开始，长孙无忌都袖手旁观，未曾卷进风波之中，直到李泰说出了“杀子传弟”后，才站到了李治这边。
唐太宗之所以选择李治，其实是有着强烈的个人感情因素在内的。李承乾，李泰，李治皆为长孙皇后所生，太宗深爱发妻长孙皇后，对嫡出子女宠爱非常，对皇后家族也照顾有加。长孙后去世后，李世民更是对其所生的七个子女宠溺至极，所以在承乾和李泰已然成仇的情况下，果断选择了年幼但性格温和的李治，为的就是要保全自己心爱的三个儿子。
李治这个太子最终是由李世民决定的，然而却有人认为长孙无忌之所以赞同李治上位是为了自己的野心，是为了以后好控制李治。但是李治继位之后到长孙无忌被流放之前，长孙无忌从未染指军权，更没有逼迫李治做任何事，相反，长孙无忌曾经劝李治要从谏如流，对学士更是礼遇有加，不以自己爵位高而压人。
而长孙无忌当时会同意立李治的原因无非两个：一来是李泰杀子传弟的说法被褚遂良揭穿；二来长孙无忌看准了李世民想保全三个嫡子的心思。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又根据《册府元龟》记载，李泰去威胁李治是因为“泰数知太宗爱晋王，因谓之曰：‘汝善於元昌，今败，得无有忧色’？晋王忧之，见於颜色。太宗怪而屡问，方言其故。太宗慨然，有悔立泰之言矣”。何况正是为了让长孙无忌、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不能再有任何质疑的机会，李世民不惜“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被拦住后只说一句“我欲立晋王”——面对此情此景，还有哪个大臣敢说不的？长孙无忌自然也不例外，于是答道：“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
更为可笑的是有种观念认为是长孙无忌挟持李世民立了李治，大唐皇帝天可汗李世民居然成了长孙无忌的傀儡，这种观点荒唐可笑之处就在于贞观时期的长孙无忌权利都是李世民给的，且永徽时期的长孙无忌同样没有军权，李治想要罢免自己的舅舅只一张诏书就办到了，更别说贞观年间既无兵权又无实权的长孙无忌，能拿什么来威胁李世民？
长孙无忌一生都尽忠于大唐，却因为武则天的上台而被后人诟病，而现代有些人更是用心险恶，妄想将他一生的功绩抹杀。
长孙无忌与李世民的年纪相仿，进入永徽时期之后，除了教导李治如何做一位明君，他还加紧律法礼法的修订，著名的唐律疏议便是在这段时间产生的，并被后世视为典范，赞之为“西有罗马法东有唐律”，正所谓“礼义廉耻，国之根本”，长孙无忌奠定了大唐两百多年的律法根本。
之后，长孙无忌开始为李治帝位的平稳铺路。李治当时仅仅二十出头，在位才三四年，长孙无忌已经将近六十，随时可能撒手归天，因此长孙无忌担心自己死后李治压不住，所以借着高阳谋反案将几个年长的皇子除去。
史书虽称高阳公主“帝爱之”，然而得到的种种待遇却远远比不上嫡出的公主们。也正因为如此，高阳嫉妒房遗直的官爵，却一直陷害房遗直未果，永徽年间，她又勾结李治最年长的皇叔荆王李元景意图谋反，从而给了长孙无忌一个很好的机会。
长孙无忌借此将唐高祖、唐太宗两位最年长的皇子一并斩首，李元景死有余辜，李恪史称是冤杀，因为李恪当时身在封地，确实不大可能参与谋反，但是当时他是唐太宗所有庶子中年纪最大的，换言之，杀了他可以在李唐宗室中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从另一方面看，根据当时皇子们的封地等各种待遇来分析，李恪可以说是唐太宗所有庶子中待遇最差的一个——不过是在打猎时不小心踩坏了庄稼，就招来了罢免都督一职外加削户300的严厉处罚，还因为和乳母的儿子赌了博，又再次被罢职和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甚至被唐太宗比作汉武帝之子燕王旦。那么这样一个待遇平平的皇子，为什么能让李世民动了立太子的念头呢？
首先，贞观17年的李治只有15岁，性格温和，又是被自己捧在手心中呵护长大的，完全是个没经历过风雨洗礼的孩子。李世民想到这一切，自然会产生出自己走后这个幼子能不能撑起大唐江山的忧虑，那么这个想法一开头，自然就要往下想，如果他撑不起，又该选谁呢？这时李世民自然要把他的儿子们排一遍。当时李承乾被废，李泰被贬，李宽、李佑已死，李愔、李恽的品行之差李世民心知肚明。李贞虽然比李治大，但当时来说也只有16岁左右，文才武略方面恐怕也没有表现出多少。一轮下来，最适合的人就只有李恪了，一来他年长，二来他贞观7年就去自己的封地了，比起贞观16年才开始上朝参政的李治自然要成熟老练的多。李世民一想到这个，以他的急性子来说必然要向人吐露，于是就找来关系极为亲密的长孙无忌单独商量，然而他对立李恪只是处在一时兴起的阶段，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否则怎么说也要拿到朝上廷议或从此培养支持李恪的势力，而不是去找最不可能支持李恪的长孙无忌商量，更不可能被长孙无忌的一席话就此说服，并且从此再不转此念，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几天，李世民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开心跑到东宫去参加这次盛大的筵席，在宴会上高兴地邀请太子、大臣们与他一起“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亲王——完全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李世民没有将想法付诸行动与私爱李治有很大关系，根据史书记载，长孙皇后去世后，李治与妹妹晋阳公主一起被唐太宗带在身边亲自抚养长大，一直到立为太子都没有离开过父亲身边出宫单独居住过，甚至在立为太子后，都不让李治在东宫居住，褚遂良与刘洎曾两度进谏，要求放太子回东宫，进谏的理由也是不可过于溺爱太子。后来唐太宗出巡灵州的时候，想带李治一起去而不是将他留下来监国，结果被张行成批评道：“与其出陪私爱，曷若俯从公道？”唐太宗对李治可以说是自幼万般呵护宠爱，而李恪在贞观7年就已经离开长安去封地了，直至贞观17年与李世民见面的次数加起来也是屈指可数，比起由李世民亲自抚养长大的李治，在感情上有着天壤之别。
皇权斗争中，牺牲在所难免，而杀李恪这样一个普通的皇子，长孙无忌一点压力都没有，就连宗室功臣李道宗，在李治的支持下，长孙无忌也用了合理的名义把他流放了。
高宗即位后，长孙无忌身为辅政，尽力辅佐新皇帝。在这期间他又主持修撰了《 唐律巯议》三十卷，系统疏证诠解《唐律》的各项条文。这部法典不但对完善唐朝法规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完整的古代法典。然而，在一场皇后的废立斗争中，长孙无忌这位初唐忠臣，终于因反对立后而遭陷害致死。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 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绩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寺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长孙无忌毕生忠于大唐王朝。作为唐朝的开国元勋，他不居功，不自傲，尽力协助唐太宗、唐高宗治理朝政，为唐朝的稳定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不愧为一代忠臣。最终仍旧没有逃过“泰极否来”的规律，死于宫廷斗争之中。
长孙无忌奉唐太宗李世民诏与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等十九人，先后两次重修《唐律》，以省烦去蠢，变重为轻的原则进行修订，《唐律》由于贯彻“先存百性”的指导思想及‘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立法宽平，顺乎历史潮流，因而促进了唐初封建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出现了“贞观之治”安定繁荣的新局面。长孙无忌由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限制，不可能认识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本质。他在《律疏义序》一文中写道：“夫三才肇位。万象斯分。禀气含灵、人为称首，莫不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其有情恣庸愚.识沈愆戾，大则乱其区宇，小则睽其品式，不立制度，则未之前闻，故日：‘以刑止刑，以杀止杀’”。长孙无忌在这里告诉人们，法是伴随着国家、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法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其所以要设置刑法，是因为有的人性情庸愚，思想中充满了恶念，大则扰乱天下，小则违背等级秩序、如果不定出条例法度加以制裁，有碍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封建政权有覆没的危险，于是就产生了刑罚。这就是长孙无忌所说的为自然之理。
从长孙无忌的这一段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对法的产生和本质的观点，把阶级产生以后才有的法律、说成是伴随社会的产生而产生法律，认为法律是永恒的，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法律是不容移易的。在这里长孙无忌还宣扬法律是帝王根据上天的法星和圣人的易卦制定而成的，以此为统治阶级的法律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来显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法律神圣不可侵犯，充分显示出氏孙无忌的唯心主义法学观。但是长孙无忌又认为，政府和官吏是为了进行长期统怡的需要而制定和推行法律，这种对法律产生的动因观点，倒还接近实际，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再从长孙无忌叙述法律的必要性来看，他把统治阶级用法律镇压人民的手段，说成是正义的行动，认为人民的本性平庸愚蠢，心存恶念，往往会起来犯上作乱，没有法律那是绝对不行的；而封建统治者，却不得不被迫施以刑法。这样的看法实际上是颠例了是非，掩盖了事实本质的真象。长孙无忌在论述法律的作用和礼治的关系时，主张“德主刑辅”。他在《唐律疏义序》文中说：《唐律疏义》的全部内容，“一准于礼”，强调“礼治”、阐述治国的根本在于礼治。但是主张以礼治为本，并不意味着放弃刑法，而是礼刑结合，揉成一团。礼是刑罚的前提，而刑罚是礼的辅助工具，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人刑，即所谓，“德主刑辅”。其含义集中地概括表现在下面几句话里：“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罚”，“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这就是说，德礼是行政教化的本体，刑罚是行政教化的表现，德礼和刑罚对于行政教化之不可缺乏，犹如昏晓相须而成一昼夜，春阳秋阳相须而成一岁一样。这里长孙无忌所解释的“德主刑辅”的思想也就是唐初的立法思想的概括，深一层讲，治国应以礼义教化为主要方法，而以刑事惩罚为辅助手段。刑法虽然是治国的辅助手段，但也是不可缺少的。长孙无忌阐述日：“不立制度，则未之前闻。故日：以刑止刑，以杀止杀。刑罚不可驰于国，答捶不得废于家，时遇浇淳，用有众寡。”“德主刑辅”的根本要求，就是多用德教，少用刑法，但不是不用刑法。他认为法律作用和道德教化的作用，既不是对立，又不是割裂的，而是互为一体，溶成一团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本用关系。长孙无忌充分阐发了儒家“德主刑辅”的理论，明显地区别于法家的重刑主义。在儒学的旗帜下，把先秦儒法两家的基本主张溶为一体，即将儒家强调的德化、礼教和法家所强调的政、刑都视为相辅相成不可缺少的东西。《律疏义序》和《名律》充分地反映了长孙无忌的法律思想。
长孙无忌说：“律增甲乙之科，以正浇俗，礼祟升降之制，以极颓风。”他认识到刑罚的“正浇俗”的作用，但他和前人说法不一样，首先，西汉时《大戴礼记》认为礼被破坏，世俗才浇薄，才有动用刑法的必要。长孙无忌认为，时俗浇薄与淳厚，是由于失礼与否而在时间上是截然分开的，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有浇薄的风俗存在，因此，不可以须臾废弛刑罚，只不过有时情况严重，刑罚用得多些；有时情况较好，刑罚用得少些。其次，是只有刑律才有“正浇俗”的作用，礼也有这个作用，只不过是所用的手段不一样，刑律用科罚来体现，礼则用升降其规格来表示。
关于立法方面，长孙无忌认为:“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也，及以防奸恶而救患、检淫邪而内正道”。这里，着重体现了教育的方针。诚然，法律本身是有一个教育问题，法律是通过惩罚犯罪行为而收到教育效果的。然而，强制性却是法律的本质和特点，如果回避惩罚而侈谈“救祸患”、“内正道”，那就失去了法律的质的作用。长孙无忌把立法的基点放在教育上，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朝法制建设，同时又掩盖了阶级压迫的残酷性。
长孙无忌在理狱方面，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所谓理狱，就是说的诉讼。长孙无忌认为，后之理狱者，则不然，来讯罪人则先为之意，及其讯之，则驱而致之意，谓之能。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刺，谓之忠。长孙无忌讲得这样透彻，不可谓不精辟。也就是说，那些办案的封建官吏，不分青红皂白，在没有审讯犯人之前，就作了主观臆断，进行所谓“有罪推论”，把未经审判判决的被告叫做罪人。这样，在审问时，实行逼、供、信，迫使达到他的预断。他们不去侦查案件产生的因果关系，不去研究案件本身应该用什么法律条文进行恰当的判处，而是以探求君主的意图进行随心所欲任意的判决，这种官吏竟然被荒唐地称为“忠臣”。在这里，他揭露了封建官吏的主观主义审判态度和随意断狱的恶劣作风。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官居枢要的长孙无忌，能够这样讲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量刑问题，长孙无忌反对以君主个人的情趣来量刑定罪。《贞观政要·公平》：“取舍枉于爱憎，轻重由于喜怒。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人有执论，疑之以阿伪”。故受罚者无所控告，当官者莫敢正言。在这里，有些官吏毫不隐晦地揭露了君主任情量刑的恶果，一方面是，任情量刑与法无定科互为影响，任情量刑，必然造成法无定科、法无定科又使任情量刑滥不可止。
综上所述，长孙无忌不仅为唐太宗夺取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法律方面也作出了重要建树。他的法律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发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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