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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四川省巴文化研究会理事、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员刘兴国对南河小江巴人进行了考察调研。本次考察调研得到四川省开江、宣汉县，重庆市开州区政协的大力支持。开江县政协文挥章、刘海玲、王战军、杨小国、唐一文，重庆开州区政协敖天才、姚光银、刘登平、开州博物馆李欣，宣汉县政协陈明宏、杜钦、张学均、张崇耀、文广局梁涛和宣汉电视台记者等参加了此次考察调研活动。刘兴国研究员根据调研情况结合历史文献整理出了“龙蛇巴人出南河”、“小江巴人遗迹”、“彭人与彭溪河”等内容。 一、龙蛇巴人出南河 秦灭巴国，设立巴郡，巴郡所辖八县：江州、阆中、鱼复、朐忍、垫江、宕渠、江阳、枳。朐忍既为县名，其得名当在秦灭巴国之前。“朐忍”二字在历史文献中又被写为“朐䏰”，但东汉《曹全碑》、《巴郡太守张纳碑阴》、《西岳华山亭碑》均作“朐忍”，故当以此为准。2004年新出土的《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也证明为“朐忍”。 汉景云碑 朐忍即蚯蚓，古人云：朐忍县“其地下湿，多朐忍虫，因名。”“朐忍”、“蚯蚓”，一音之转。但其名得来大约不是蚯蚓，估计还是因活动在这一带的巴人即龙蛇巴人一族的影响。朐忍夷（巴人）的图腾大约与冉氏蛮圆尾俯首而行的大蛇一样，形如蚯蚓，故被称为“朐忍”。 秦汉时朐忍县辖今云阳、开县、万县、梁平、开江之一部直到湖北利川等地。从开江县（古蛇龙县）广福乡兰草沟发源的南河（又称开江），横贯其间至云阳双江镇入长江。参加周武王伐纣的“巴师八国”之彭人后来活动在这一带，因此又称南河小江为“彭溪”。 南河之源——开江广福镇 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 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杀群虎，大呴而死。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中患除，功莫大焉。汉兴，亦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发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弜头虎子”者也。 《华阳国志》的记载说明了“朐忍夷”是巴人“板楯蛮”，是龙蛇巴人的一部分。开江、大竹等地的地方志，也称该地是“射虎故地”。 射杀白虎 射虎之事发生在廪君后巴国时期，一般都是记在板楯蛮巴人头上，而板楯蛮泛指整个巴山巴人。从史载之“朐忍夷”来看，朐忍夷是活动在开江至云阳（即彭水）流域的巴、彭之人。 南河位于观面山之南。观面山古称“鬲山”，南河古称“蒲薨水”，《山海经·中次九经》记载：“又东五百里，曰鬲山。其阳多金，其阴多白珉。蒲薨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江，其中多白玉。其兽多犀象熊罴，多猿蜼。”研究《山海经》者一般认为“鬲山”及今开县与宣汉之间的观面山，“蒲薨水”为南河。 重庆地图中的南河小江巴人 观面山之东之南在春秋中叶前并不是巴人的地盘。开县、梁平、丰都、云阳、万州、夔州等地方志均记载这个地域上古为庸国地。公元前611年，巴、楚、秦三国灭庸，巴国分得巫山以西原属庸国鱼邑（即夔州地）。于是，下川东也就成为巴地且成为战国时代“峡江巴国”的中心地带。 开县景色 古庸人融入了巴人，巴人据川东而称雄峡江。南河是春秋——战国巴人、巴国连接南（长江三峡）北（汉水中游）的主要通道。此前，巴人活动主要在鬲山以北汉水之南，称为“龙蛇巴人”。“龙蛇巴人”出南河，开始了巴人巴国新的历程。
二、小江巴人遗迹 在中国古代浩如瀚海的历史文献中，巴人的记载可谓沧海一粟，信史中偶见叙述，但零乱而且相互矛盾。虽有晋人常璩《华阳国志》一书专述，其时巴人作为一个民族消亡已久，记载可信与否仍有争议，但我们可结合出土文物来了解这里的巴人。 开县博物馆中的巴人 由于三峡工程的机遇，新发现和发掘的巴人遗址和墓地已近百处，巴文化从商周到战国的完整序列渐已呈现，涪陵小田溪、巫山双堰塘、忠县哨棚嘴、云阳李家坝、开县余家坝等内涵丰富的遗址和墓地的发现，表明南河彭水小江流域曾为商至汉初时期巴人的中心活动地带。截至2002年，南河小江流域开县余家坝墓地已经发掘130多座战国墓葬。 开县余家坝远景 余家坝属重庆市开县渠口镇云安村，西北距县城14公里，南去1公里即为云阳县界。它位于长江支流彭溪河右岸的一级阶地上，由两条大致平行的低矮土岗组成，四周被群山所环绕。遗址位于余家坝的东北部，墓区即分布于坡地上。 由于河水常年的冲刷，墓地邻近河床的一侧经常坍塌，加之近代烧砖瓦取土以及整修梯田等原因，多年以来此地就 陆续有青铜器出土。据村民回忆，20世纪70年代取土烧砖瓦时，挖出来的青铜器曾用麻袋装载运送到废品收购站。 1992年，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调查确认这里是一处战国时期的墓地。 墓葬分布 余家坝墓地总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全部墓葬坐落在错落有致的呈梯田状态的坡地上，整个墓地均属于小江水库雨季到来的淹没区范围。从目前发掘情况来看，余家坝战国墓地的墓葬区划分明，在已经发掘的范围内已经发现了四个埋葬相对集中的小区，每个小区的墓葬数量约在30个左右。墓葬的整体布局高低错落、疏密有致，应属于家族墓地。墓葬形制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死者多安葬在一椁一棺之内，个别有重椁一棺或只有一棺现象。椁均为“II”字型，棺则为长方形，有的木棺留有髹漆痕迹。椁与棺均已腐朽成灰，部分墓葬发现有盖板灰痕和椁底板痕迹以及头箱或脚箱等。死者身体的安放有仰身、下肢伸直而上肢交叉置于腹部的习俗。葬具都为木质材料，相当多的墓葬在葬具上涂抹青(白)膏泥。青膏泥的粘度极大，密封性极好，可见墓主当初建造墓葬时，防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考虑因素。 余家坝出土器物 到目前为止，余家坝已出土器物670多件（套），其中青 铜器297件，陶器279件，玉器44件，漆器26件，铁器14件。随葬品的基本组合为铜鍪和陶豆，一般多置于死者脚端。 另外，最具特色的是有很多墓葬随葬一套兵器，组合完整的是戈、剑、矛、钺（或斧)、削，不完整者可能缺少其中一两种。许多兵器的木柄灰痕仍依稀可见，有的还用藤条缠绕，其上再髹红漆。少数较大的墓葬出土青铜鼎和其他种类的容器，随葬品多放于墓主人的右侧。有的墓葬不使用兵器，只有陶器、漆器等。陶器以壶、罐为主，漆器则为奁、盒一类。也有随葬玉、石、贝质装饰品的现象，其中以玉块、珠、管等常见，在珠、管之上再镶嵌蓝色圆形琉璃片是其显著特色。 从随葬品的种类可以看出，和当时巴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是战争和生产。巴族原以善于猎射著称于世，经济生活以渔猎畜牧为主。约在春秋时期，巴受西面蜀国的影响，开始致力于农业生产。随葬品中有铁制生产工具出现，说明至战国时期，此地农业应有较大发展。 余家坝虎纹青铜戈 余家坝出土的青铜器在组合和器形上都极具特色，器物纹饰特征鲜明，民族区域风格浓郁。如脊薄刃宽扁径无格而形似柳叶的巴式剑、圆刃折腰式或月刃式的钺，长内直援有胡窄阑戈以及三角形戈等。此外，富有特色的器形铜鍪在这里也多有发现，它是四川地区的特征性器物，秦拔江陵后，又传到楚地。 在青铜戈和青铜剑上多见复杂精美的巴族雕刻纹饰和图形文字，其中以虎形纹和人形图案较为常见。4号墓曾出土一件青铜戈，正、反两面均铸有花纹：主体为一侧身正首的虎，双目圆睁，牙齿排列整齐，犬齿夸张外伸，双耳竖立； 虎口下方铸有一人，侧身跪姿，面向虎身，束发前飘，腰佩利器。此戈出土时有炭化的木秘痕迹，木秘髹以红漆，非常精美。还有戈的图案为虎形纹与凤鸟纹合而为一，构图精巧， 纹饰细致。 余家坝遗址陶器的轮制方法运用得已较普遍，但陶器的器形不算复杂，以炊器、食具居多，并有少量仿铜礼器和彩绘陶。有的鼎和壶上附加陶勺，陶壶上所放多为烟斗式陶勺，而陶鼎上则为箕状陶勺，陶勺制作实用美观，形状可爱。漆器有漆盒、漆奁等，多为红黑两色。
余家坝青铜鼎 大量青铜器、陶器、装饰品等，是在当地生产，还是通过贸易而来，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根据史籍“巴立市于龟亭北岸”的记载，可见当时从一个大的区域来讲，商品交换已有一定发展。从自然环境方面分析，此地交通运输以水路为主，巴人是长于舟楫的民族，居民多依山傍水而居，在沿江之处形成大小不等的居民点，藉水而贸易是其典型特点。 与宣汉罗家坝巴文化遗址出土的巴人器物相比较，余家坝战国墓葬所反映的文化因素是复杂的。就墓葬随葬品的文化属性而言，既有楚式器物，如铜鼎、陶壶和部分铜戈、有首剑等，也有秦式器物，如铜鍪等，更有特色鲜明的巴文化因素。如铜剑绝大多数无首，剑身有虎形纹样和巴葡文字, 戈的个体较大，多有虎形花纹，矛身也多有与剑身相似的花纹和图形文字。这种由复杂的文化因素所构成的文化面貌表明，余家规墓地的文化性质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多种文化的复合体。
李家坝遗址全景 南河小江流域的另一处巴人遗址李家坝，位于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青树村，处在长江北侧支流小江（澎溪河）东岸，遗址中心东南距云阳旧县城云阳镇约23公里，南距云阳县新县城双江镇（小江入长江的 交汇口）约16公里，正处在重庆三峡库区的腹心地带。这里先秦时期是巴国在小江流域的一处区域性中心聚落，人秦以后直到两汉，归属巴郡朐忍县，为某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所在地。东汉末年聚落衰败，至唐宋元明清已为农田。 遗址所在地李家坝为一处东西狭长的河流台地，东西长约1300米，南北宽100至500米。被两条沟分割为上、中、下三坝，遗址仅分布在上坝。遗址北侧山梁上有高家堡、石板梁墓地，南面隔江与走马岭墓地相对，东南隔江400米为明月坝遗址。
李家坝巴人墓葬 李家坝遗址1987年首次被发现。四川大学考古系于1993年底至1995年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和试掘，1997年开始大规模发掘。截止到2003年4月为止，李家坝遗址的发掘面积累计已达29275平方米，共发现商周至南朝房屋残址55座，墓葬383座，陶窑8座以及数以百计的商周至唐宋“灰坑”，出土千余件商周至唐宋时期的铜、陶、瓷、玉、石、骨器等遗物。
李家坝青铜兵器 李家坝遗址文化遗存可分为四类：巴文化时期文化遗存，汉六朝时期文化遗存，唐宋时期文化遗存，明清时期文化遗存。其中第一类巴文化遗存为重中之重，包括房址10余座，陶窑5座，墓葬320余座，近千件铜、陶、石、玉、骨器和独具特色的青铜兵器及工具，堪称巴文化遗址发掘的重大发现和突破性进展。
李家坝带盖鼎 房址时代为战国。有台基式建筑、地面立柱木骨泥墙建筑和半地穴式建筑三种。台基式建筑气派非凡，显示着房主人的尊贵和李家坝遗址作为区域性中心聚落的地位。如8号房址，面积192.5平方米，坐北向南，面阔3间，进深3间，回廊环绕。从其规模和精工细作的柱础，仍依稀可见其华丽和巍峨。
李家坝青铜兵器 巴人墓地现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共发掘墓葬310余座。墓葬排列大致有序，既有出土物丰富、墓坑宽大深峻的大墓，也有墓坑浅窄的小墓，与I区房屋建筑共同构成一幅巴人区域性中心大聚落的生动画面。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葬具有一棺一椁、有椁无棺、有棺无椁、船棺以及无葬具者，有葬具者普遍使用青膏泥涂抹椁室四壁和墓底。有的墓坑内填土分层填塞大量卵石，构筑坚固，防盗效果甚好。大多数墓葬有随葬品，既随葬陶器亦随葬铜器，但亦有不随葬铜器只随葬陶器甚至无随葬品者。陶器多为常见的生活用具罐、豆、壶、鍪、釜，铜器以兵器为主，大多是剑、矛、钺以及戈、斧，另有铜鍪，个别墓葬有铜壶、鼎等。使用人殉和人牲墓葬的占有一定比例，有的墓葬甚至似乎不在意随葬品的多寡，却对人殉和人牲有异乎寻常的嗜好，如18号墓，墓内双棺，东侧一人为墓主，随葬品仅有青铜剑和青铜勺各一把，但脚下葬有4颗人头，似为人牲，西侧一人无随葬品，似为殉人。
李家坝青铜兵器 李家坝遗址出土的巴文化器物中不乏融实用性和艺术性、装饰性为一体的珍贵文物。特别是青铜兵器，其精美的纹饰、高超的铸造工艺、神秘的图语符号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令人惊叹。
李家坝出土青铜钺 将李家坝遗址商周至汉初的文化遗存视为巴文化，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值得注意的是，李家坝遗址巴文化虽然不断受到其它文化尤其是蜀文化、楚文化以及战国晚 期秦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其文化传统并未中断。它既与楚文化、秦文化迥然有别，也不同于川西地区的蜀文化。从墓地出土的青铜兵器看，绝大多数为巴蜀人兵器，其纹饰以虎纹为主，不仅图案形式多样，而且位置突出。以虎纹作为兵器的主要装饰，当与使用者的信仰有紧密联系，这从巴族祖先为白虎的历史传说中可得到鲜明的印证。李家坝战国墓地规模甚大，随葬兵器纹饰多见虎纹并有突出显眼的重要地位，李家坝遗址应是巴人的一处区域性中心聚落，代表了巴文化分布于小江流域的一个地方类型。
李家坝出土青铜剑 三、彭人与彭溪河 南河古称彭水，也叫彭溪河，云阳小江上有“彭溪河大桥。”彭溪河之名，与参加武王伐纣的“巴师八国”之彭有关。 当周武王东征商时，在盟津誓师，与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联合攻灭商朝。这个彭，就是彭人的一支，位于周之西北。《史记·周本纪》集解也说明彭所在地就在周之西北。”周自岐山出师，庆阳的彭山、彭水正在周之西北，彭迁于此。周初有青铜器“彭女器” 可证实。
大鼓嘭嘭 等到周王朝巩固以后，这些联盟的异族诸侯，也感受到周的威胁，纷纷南迁。彭亦于周初南渡汉水，迁到今湖北南河一带， 这条河因彭人所居便叫彭水。与老联盟诸国如微、庸、罗相邻，而且与卢戎、百濮、群蛮杂居，逐渐和这些民族产生混合。《左传》桓公十二年:“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就是指的这条彭水。
湖北彭水 彭人从此离散，一部份南渡长江，辗转散居于今湘鄂川边界山里，和后来迁来的巴族杂居，与今天土家族的彭姓有关。彭人所分布之地，如忠县彭溪和彭水县（隋建）《路史·国名纪》说:“彭，龄之彭水县·又(州）有彭溪在忠州。临江即巴、賨、彭、濮者。”明显指出了四个民族的杂居情况，为后来融合成为今天的土家族打下基础。到唐末时，由江西吉水县赤石洞彭圩、彭玻兄弟迁到今湖南永顺，任溪州刺史，成为彭氏土司世袭，《宋史》称“北江诸蛮，彭氏为大。”北江即指灃永、溇水和酉水及其支流一带。他们和战国末年迁入湘西的彭氏汇合，成为土家族的大姓彭氏，王闾运《楚辞释》谓彭水、巫山皆在巴蜀之境，彭咸所居实指巴蜀。古时巫山、彭水皆在南河，至今仍有巫山乡、巫山坎在开县地域。《楚辞》中就有六处提到彭咸，都指出在湘西一带是他的所居之地。屈原对他的尊崇和仿效他徬徨于沅湘之间，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的。徐旭生说，彭“这一集团分布在今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迤北到河南西部熊耳、外方、伏牛诸山脉间，而江西省的大部份都在这个集团的活动范围之中。”
云阳彭氏宗祠 在甘肃庆阳的另一支彭人，曾越过秦岭，从子午谷经今陕西石泉县的彭溪，停留过一段时期。邓少琴《巴史新探》引“杨守敬 《水经注图》，彭溪乃今四川城口北通紫阳之任河（即大竹河)，…… 《水经注·江水》谓朐䏰之彭水，……是则牧野会师之彭人，应即彭溪之彭人。”彭人再从城口之任河南迁到今四川彭县，这里平原沃野，最适于定居。光绪《彭县志》卷一“沿革”称：彭县在“周初为彭国。《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三“彭州”，引扬雄《蜀记》云:“李冰以秦 时为蜀守，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又叫天彭山，大彭又称天彭，就因彭国在此而得名。
云安古镇 彭后又南迁至今彭山县，这次迁徙，可能受到蜀人的压迫。《华阳国志》卷三及《水经注·江水》都提到武阳（彭山县）有彭祖冢和彭祖祠，县东十里有彭亡山，是因“周末彭祖家于此而亡，因名。”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七十四，也提到彭祖“自尧历夏，殷时封于天彭。周衰，始浮游四方，晚复入蜀，抵武阳家焉。”因此，唐代改武阳为彭山县。这个彭祖冢，并非尧帝时彭人的始祖彭祖之墓，而是彭祖的后裔，仍以彭祖氏命名的部族首领的坟墓。
重庆彭水县千年黄桷树 由于彭人富于斗争性和适应生存的能力，才能繁衍和广泛地散布在今河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浙江、陕西、甘肃、 湖北、湖南、四川等地。我国绝大多数彭姓的人，都是彭人的后裔，而且彭姓人数之多，亦成为今天的大氏族。所以俗谚云：“天下彭姓是一家”。西南少数民族的彭姓，也绝大多数为彭部落的支裔溶入而成的。彭姓历代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为中华民族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点是它的老联盟者庸、蜀、微、卢诸族所难以比拟的。
彭水县郁山镇 湘西土司彭氏自占有溪州以后，一直世袭土知州、土知府达八百多年，是我国土司历史最悠久者之一。其族谱也称系出于彭祖，元代宋辽金史的总裁官、吉安人欧阳玄《圭斋文集》里有一篇《彭氏族谱序》说:“分宜彭氏，其先东平侯宣，居淮阳（河南淮阳县），传九世，至北齐陈留王乐，居安定(甘肃泾川县)，又八世礼部侍郎景直，居瀛州（河北河间县），子构云避天宝之难，迁江右，传四世为安定王讦。轩居庐陵(江西吉安市），轩兄弟五人，为太尉者四，子—人，人皆检校太傅太保、六曹尚书、诸镇剌史， 孙二十七人，相继登进士第，为显宦，五世孙嗣庆迁分宜县南之珠溪。……”可见彭氏乃从中原于唐玄宗时，因安史之乱，由彭 构云南迁至江西宜春，因宜春市东五里有彭构云钓台。彭构云之孙彭倜又任宜春令，到彭讦时，徙居庐陵。
溪州铜柱 后梁太祖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彭讦与其将刘言率兵五千归附楚王马殷，被任为郴州刺史，彭玻为辰州刺史，讦次子彦晖为桂州都监，琥子士愁为溪州刺史，纤长女还嫁给楚王马殷之子继承王位的马希范为妃，这使彭氏在溪州站稳了脚跟，为巩固其统治溪州达八百年之久打好基础。 五代溪州铜柱题名中有溪州刺史彭允琯、彭师佐，砂井镇遏使彭师捩，大乡县令彭允臻，知夷州军州事彭君庸，知忠彭州彭文绾，三亭县令彭文雅，都监彭文威，静边都指挥使彭文胜，知南渭州彭光明，知州彭文傥，团练彭如迁，三亭县令彭如喜，溶州都监彭仕明，统军使彭如武等。巴师八国之“彭”从南河小江流出显在湘西矣！
老土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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