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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毓贤 当前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和在国内的逐渐复兴，中国传统诗词以其高度概括的语言和精准文字所表现出的文学魅力受到更多民众的喜爱和推崇。从先秦的《诗经》的风、雅、颂、《楚辞》的骚、歌、章、问，到魏晋以后的歌、行、序、记、赋，唐宋以后的近体，形成了堆积如山、浩如烟海的文学大观。在这书山学海中，历代出现了数以千计、人品高尚、学养深厚的风骚前贤，他们以兴观群怨抒发着自己思想的光芒。在他们中间，有一位继屈原之后的东晋诗人五柳先生陶靖节，备受后来者敬仰。他以什么铸就了一个伟大爱国诗人形象？我试从以下三点提出浅陋的分析： 一、身世的转变 陶潜（约公元365——427）一名渊明、字元亮，私谥“靖节”，因门前有五棵大柳而人称“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出身于破落官吏家庭。钦定《四库全书》第446卷第275页“栗里谱”篇记载，“兴宁三年乙丑（晋哀帝）君生于浔阳柴桑今德安县楚城市……”。其曾祖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茂、父逸都做过太守。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失怙，与母妹三人度日，寄居在外祖父孟嘉之第。嘉为当时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他“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受其长期熏陶，他的秉性修为、节行操守，都颇存外祖遗风。孟氏藏书甚富，为他提供饱学的条件。当时的两晋，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修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之《六经》和文、史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与家庭环境之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少年时期就产生了“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出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出身庶族，易受人轻视，深感“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返回桑梓后，州里再召为主簿，亦辞未赴。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为吏。此时，桓玄正掌控着长江中上游，窥伺东晋之鼎，以寻良机。他不肯与桓玄同流，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表示对仕于桓玄有悔恨之意。诗亦有“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这是他俯仰人生、感悟仕途生活，发出的深长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失恃丁忧而归里。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攻入建康，取得东晋政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位，改国号为楚，将安帝幽禁于浔阳。此时，他在故里农桑为乐，躬耕自资；卧石听松，对月开樽。他的诗：“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历览千载书，时时见中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穷节。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就是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顾的写照。元兴三年，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将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此时，他投刘裕幕，任镇军参军。当刘裕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效田畴效汉驰驱之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至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当实现了对篡权者抗争的意愿，遂写诗明志：“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东晋长期以来存之“百司废弛”的腐化现象，经“以身范物”、先以威禁之整顿，实现了“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的气象。因其性格、才干、功绩，颇与陶侃相似，他曾一度对其产生好感。但是当他入幕不久，目睹的却是刘裕为剪除异己而诛功臣，在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暨无辜的王愉父子惨遭杀戮后，然又凭藉私情，将众为该杀的桓玄心腹王谥以尚书事领扬州刺史等种种乱象，倍感失望。他以《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馀。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为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明志，遂即告辞归隐。义熙元年（405年）他又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卸任后，他亦复归故里。同年秋，经叔父陶逵推荐任彭泽令，在任八十一日。浔阳“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宋书·陶潜传》）。他四十二岁所赋的《归去来辞》，不仅是既与腐朽的上层统治阶级彻底决裂的宣示、绝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言志心声，而且还是就此彻底归隐桑麻间、借田园文学怡情达意的鸿篇经典。他因为民靖难、高风亮节的操志品行，被后来的学者们敬谥为“靖节先生”。这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脱离御赐，纯学术界与民间给予文化人的特殊谥号，它的人格魅力可与端阳节赛龙舟、投粽子以吊三闾大夫的民俗相雁行。 二、适于归隐的抉择 靖节先生少时的饱学，成年仕途中的风雨坎坷，将届天命的大彻大悟，铸定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超逸境界。这种超然的生活状态，都与他的人生阅历有关，人们经常习惯从社会大环境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我们仔细翻阅他的五次出仕经历，历史客观地具体地去分析他时隐时出的原因，不难得出一些新的结论。不外乎是社会现实使然所带来的仕途渺茫，面对困惑，他和常人一样，实际上也是有一个很复杂的心情，他出生于世代为官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寻求有所作为，原想把毕生的年华和精力用在仕途，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实现修齐治平、大济苍生的远大抱负。他少壮时，尊崇过孔子，钦佩过伯夷、叔齐和荆轲。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汲汲鲁中叟，弥逢使其淳”；“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证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宋人黄山谷曾将他比作诸葛亮，在《宿旧彭泽怀陶令》诗中有：“凄其望诸葛，抗脏犹汉相”。与黄山谷同时代的辛稼轩在《贺新郎》词中也以“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句而同感。清人龚自珍更将他比作诸葛亮和屈原，亦在《乙亥杂诗》中认为：“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今天我们若把屈原、诸葛亮和陶靖节三人的生平放在一起进行分析，确实有相同之处，就是都怀着很大的政治抱负、企藉自己卓越的经世才能，拯救黎民于水火，去实现社会大同的崇高理想。但是，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这使他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天性圣洁的他无法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29岁的他第一次出仕，到42岁挂冠归隐共十三年，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自相矛盾斗争之中，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之句，表达了无奈的失望和愤慨。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大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军事上的杀戮，使一个恪守礼义廉耻、诚孝仁爱和纯净清白人格的士人来说，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应当说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冀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性使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他在《归去来》诗序中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的耿介性情，仅《归园田居》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短短几句，就十分了然。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途为樊笼的他，毅然选择了归隐丘山、抛离尘嚣。其实从中一仔细分析，不难看出他也曾对苟且与归隐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经过几番痛苦实践的磨砺，方深刻认识到这是一条不适合自己的道路，然后才义无返顾地返回道家追求心灵最大自由和意识形态的闲适优雅的起点，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可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属于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也是在保全自己宣圣门生清白品节的举措。他不同于东晋时期沽名钓誉的其他隐士，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他的品格更像耐寒不凋之青松和傲霜独放之秋菊。 三、陶诗的意境与神采 当我读到宋人陈师道《后山集·后山诗话》中：“渊明不为诗，自写胸中之妙尔。”经过一番琢磨，便想起了九方皋相马，老子的“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叶嘉莹先生则认为：“因为一般人作诗时常有要写诗的意念，于是他就想雕琢、修饰、逞才、使气、好强、争胜，甚至于像杜甫、白居易这样的大诗人有时候不免有这种意念。然而陶渊明却没有逞才使气、好强争胜的意念。”诗的魅力何在？其原始的动力是心中因兴发而感动的力量，它传达意境和念想的方法不在于辞藻的华美，采句的艰深或通俗，而是传达的方法要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感觉激动的感情因素。在这个方面，陶诗是最具代表性的，始终给人以平铺直叙且逻辑性很强地进行，还又平铺直叙且真水无香地传达着“超以象外、得其寰中”的率真之意。那层层转折、顺其自然地表现着发自肺腑的心声，他不怕别人讥之质朴、藐之无华，更不顾及别人的理解和褒贬。在《归园田居》、《饮酒》等诗中，他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事物，乡间生活，在他笔下却是那样地优美、宁静，显得格外亲切。归隐后的生活，他自述到：“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之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归去来辞》）。正是这种乐以忘忧的精神解脱了世俗的枷锁，他热爱劳动，有《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诗，都描写了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在早出晚归的辛勤耕作中，他与劳动人民的关系很密切，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更为真挚。通过诗中：“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觚远见候，疑我与时乘”等句，可以看出，在这种闲适的田园生活中，心情的宁静，达到了心灵上真正的和谐，这才是真正的归隐。隐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是不一样的。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虽然归隐田园，但他心中并不平静，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只能将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文中。在《桃花源记》里，他虚构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人们美好的愿望，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他归田后对人类生活提出了新的标准，这与儒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的意旨是完全吻合的。可以说《桃花源记》简直是把《礼运》篇的本质用“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情怀提升到至高境界。翻开《全唐诗》，那王维、武元衡、韩愈和权德舆等无数篇的“桃源行”让人陶醉。继此以后，这个世外仙源也不约而同地成了历代文人所向往的人间净土，作为美好人文与自然环境的典故频频出现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之中，同时历代的文人画家也将它的境界作为山水画的主要题材，那奇峰异石、一尘不染的静谧世界里，几个文人策杖其中，给人以大同环境中的和谐之美。 他的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当世微显，自隋唐以后，愈来愈盛。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等不仅推崇，而且多有诗和。宋以后更是升温不已，欧阳修盛誉《归去来兮辞》为：“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又以诗赞“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王荊公认为陶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是“有诗人以来无此句者。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已”。苏东坡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并认为陶诗在李白、杜甫之上。此虽有失公允，但其用“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个字来概括陶诗的艺术风格，还是很准确的。苏东坡一生把陶靖节当成良师益友，不仅爱其诗，先后赋诗相和130馀首，更仰慕他的为人。他曾这样评价陶靖节：“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欧阳修、王荊公、苏东坡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北宋文坛上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能极力推崇谁，足见谁的人品与文品。 南宋辛弃疾，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把陶靖节引为知己。在《水龙吟》词中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在辛弃疾留下的词作626首，其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诗陶文的有60首，几乎每10首词中就有一首与陶渊明有关。辛弃疾在《念奴娇》中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给予了陶靖节千古一人的最高评价。唐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宋人王阮、王义山、赵蕃、黄山谷、宋自逊、李曾伯、方回、陆游、刘客庄暨元人段成己等亦有唱和或吟颂。元、明、清至现代，都沿袭了两宋对陶靖节的极高评价。 鲁迅先生曾说过；“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任公评价陶靖节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在当代，有位高贤曾这样总结过历代诗风：“唐人的诗是吼出来的，宋人的诗是想出来的，元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我试作引申：“先秦的诗是唱出来的，汉魏的诗是谈出来的，陶靖节的诗是从心平气和地说出来的。”陶诗的高妙就在于从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超脱的旨趣之间达成了一种和解。陶靖节不朽的诗篇和伟大的人品，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他的人文精神永远是中国传统诗坛的精神领袖。 2012年1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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