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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游斜川》常被某些学人视作质疑、考辨靖节享年之重要乃至关键依据。自南宋张縯就此诗对陶令生年及享年提出试探性质疑以来，下迄邓安生、袁行霈、胡不归、龚斌诸先生，无不将《游斜川》作为其臆定陶渊明享年（同时涉及生年）的主要依据。可以说，《游斜川》已经成为陶学研究者绕不开的话题，因为对它两处重要异文的取舍、解读，直接影响到研究者对陶渊明生年及享年的判断，从而牵连到对一系列陶诗陶文创作时间及背景的认识，关系重大。那么，《游斜川》果真能够动摇《宋书·陶潜传》“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1]的记载吗？本文拟在客观缕述前修时贤诸说之基础上，根据《游斜川》诗与序彼此“互文”的关系，并结合诗意及其他相关文献，对《游斜川》所有异文作出审慎、合理的辨析，力求祛疑释惑，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进而深入阐发《游斜川》蕴含的丰富、深刻的人生哲理，揭示其对理解陶渊明生平思想的重要意义，考释诗中重要地理词汇的现实所指，申论其在渊明作品乃至生命中的意义，藉此推进陶学研究。为便于下文论述，兹据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下文简称“宋刻陶集”）迻录《游斜川》全文及所有校语如下：辛丑（一作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一作穆），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一作层，下同）城，鲂鲤跃鳞于将夕（一作鲂鱮跃鳞，日将于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层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宋本作共，一作共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开岁倏五十（一作日），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一作晨）为兹游。气和天惟（一作唯，一作候）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一作得）如此不。中肠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2]28-30。由上可知，宋刻陶集中的《游斜川》诗并序共有九处校语。这九处校语，有一处与北宋宋庠（996—1066）本陶集相关，即“率尔”处所标“宋本作共”，其余八处以及“率尔”处所标“一作共尔”，或据别本，或原本如此，宋刻陶集没有明确标示来源。九处校语中有一处与它后面的正文冲突，即“望曾”处所标“一作层，下同”，据此校语，则后面的“若夫层城”当作“若夫曾城”，否则不仅正文中“曾城”与“层城”不相一致，“层城”之“层”与它前面的校语“一作层，下同”亦相矛盾。据此可说，宋刻陶集的“若夫层城”当作“若夫曾城”，“层”字系“曾”之误刻。这种现象说明，宋刻陶集虽善，却也并非无瑕可指。宋刻陶集中《游斜川》的九处异文，有的并不影响我们对诗意的理解，如“天气澄和”或“天气澄穆”，“鲂鲤跃鳞于将夕”或“鲂鱮跃鳞，日将于夕”，“曾城”或“层城”，“气和天惟澄”或“气和天唯澄”或“气和天候澄”，“当复如此不”或“当得如此不”，以上五处正文与异文，单独地看，表情或有细微区别尚可轩轾，表意实无明显不同难分优劣。另外五处异文则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诗意的理解，其中“率尔”或“率共”或“共尔”，尚只是一人赋诗或多人共赋之区别；“及辰”或“及晨”则关系到作者与“二三邻曲”游斜川的确切时间；而“辛丑”或“辛酉”，“五十”或“五日”，则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这两处正文与异文之语意相去甚远，诸家关于靖节享年之异说多与之相关，以下试作平议。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之《补注陶渊明集总论》集录祁宽之语：“靖节先生以义熙元年秋为彭泽令，其冬解绶去职，时四十一岁矣。后十六年，晋禅宋。又七年卒，是为宋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太子《传》不载寿年，《晋书·隐逸传》及颜延之《诔》皆云‘年六十三’，以历推之，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岁。”[3]李公焕在祁宽语下复以双行小字附记“张縯云，先生辛丑《游斜川》诗言‘开岁倏五十’，若以诗为正，则先生生于壬子岁，自壬子至辛丑，为年五十，迄丁卯考终，是得年七十六。并记之”[3]。由上可知，祁宽实际是根据《晋书》及颜《诔》对陶渊明享年“六十三”之记载，选取渊明生平重大事件，缕述其经历；张縯则是根据渊明《游斜川》中的“辛丑”“开岁倏五十”，假设性地提出见解，所谓“若以”云云，等于用《游斜川》中两个有异文的词、句质疑史书及颜《诔》中对渊明享年之记载，因其自知推论之基础并不坚固，所以自述“若以诗为正”，显得不很自信，但他所说“以诗为正”并未提及两处词句皆有异文，“为正”云云，殊为武断。至于李公焕，他虽然将张縯之语“并记之”，却未作任何评断，大概是多闻阙疑之意。张縯上述假设性见解，引发后世对《游斜川》及陶渊明享年的反复探索，可以说，正是张縯开启了世人质疑靖节享年，臆定陶令生年及享年的作法。清人蔡显（1697—1767）祖构并发挥张縯之说，“《陶渊明集》辛丑《游斜川》诗云‘开岁倏五十’，则晋安帝隆安五年也。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考终，应得年七十六。若改‘五十’为‘五日’，则不应下接‘吾生行归休’也。序云‘悲日月之遂往，悼我（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非年未及强仕者口气。《荣木》诗引‘四十无闻，斯不足畏’，非必其年四十也。自实以甲辰，便处处牵合，生支节矣！不信自序，而据延之《诔》文，岂其然乎？《归去来辞序》后书‘乙巳岁十一月也’，是为安帝义熙元年，靖节年应五十四。《与子俨等疏》：‘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云云，或拟改五十作三十，以合甲辰，可笑！《辛丑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云：‘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若年止三十七，便说不去。《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云：‘总发抱孤念，奄出四十年。’计乙巳归田，戊申五十九岁矣！张縯云：‘以诗为正，则先生生于壬子岁，自壬子至辛丑，为年五十，迄丁卯考终，是得年七十六。’昭明太子《陶渊明传》作六十三”[4]。蔡显以上论述，虽然顾及到“五日”异文，但他以“吾生行归休”及序文中相关语句为由否定了“五日”，从而认同张縯，坚定七十六岁说。蔡显的论述虽然粗疏（如“拟改五十作三十”云云，完全是因为两个“五十”而牵扯作论，实际并不相关。等等），但它至少说明张縯的说法引发了人们对陶渊明享年的思考，而蔡显依据“七十六岁说”重新推定陶令相关作品的作年，则说明对靖节享年的判断，确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至于蔡显据“吾生行归休”而否定“五日”异文，则实属谬误（参下文），其说不能成立。清顾易《柳村谱陶》径依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将《游斜川》系于“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顾谱认同《宋书》记载，以是年渊明为五十七岁[5]43-44。清丁晏（1794—1875）《晋陶靖节年谱》认同《宋书》记载，以“隆安五年辛丑”渊明为“三十七岁”，并系《游斜川》于本年且谓：“《游斜川序》：‘辛丑正月五日。’诗：‘开岁倏五日。’一本误作‘五十’，或据以编年，失之。”[5]51丁晏肯定诗序中的“辛丑”异文，并据此直接否定掉诗中“五十”异文，他所谓的“或据以编年”当指张縯、蔡显辈。梁启超（1873—1929）根据他对相关陶诗的理解认为渊明“得年仅五十有六”，而《游斜川》正是他的一个重要依据。他说：“《游斜川》一诗，《序》中明记‘辛酉正月五日’，又云‘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而其诗发端一句为‘开岁倏五十’，则辛酉岁先生行年五十，当极可信凭。”[5]143他又在谱文“宋永初二年辛酉，先生五十岁”条下说：“集中纪年诗有《游斜川》一首，《序》云：‘辛酉俗本作丑。正月五日……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叹（笔者按：当作“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诗云：‘开岁倏五十，俗本作日。俗（笔者按：当作“吾”）生行归休。’案：此诗为考先生年岁最主要之资料。因序中明言‘各疏年纪，记时日’，而序之发端明记‘辛酉正月五日’，诗之发端云‘开岁倏五十’。故辛酉年先生之齿五十，丝毫无疑议之余地也。后人所以多不察省，则以俗本‘辛酉’皆作‘辛丑’，而诗句之‘倏五十’又或作‘五日’。先生卒于丁卯，即以《宋传》年六十三之说推算，则辛丑亦仅三十七，与‘开岁五十’语不相容。俗子强作解事，见序有‘正月五日’语，因奋肊改‘五十’为‘五日’，殊不知‘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休’，此二语如何能相连成意？慨叹于岁月掷人者岂以日计耶？况序中明言‘各疏年纪’，若作‘开岁五日’，所疏年纪何在耶？于是复有据‘辛丑五十’之说，谓先生实得年七十六者。（李笺引张縯语）然则乙巳辞彭泽令时，先生已五十四，与《饮酒》篇‘是时向立年’句又冲突矣。幸汤注本及昭文瞿氏所藏宋本为朱子同时人曾集所写者，（坊间的影印本）于序文‘辛丑’下注‘一作酉’三字。吾侪乃知作‘酉’者实为原本；而‘开岁五十’一语，更不容改字以为迁就。以辛酉五十推算他篇他岁，皆无不合，一切疑团，迎刃解矣。”[5]161-162任公将一切符合他意的异文皆视作正文，而将与其意不合的异文皆斥为“俗本”，将异论者斥为“俗子”，其气甚壮，其理甚曲，其语甚诞。梁氏以上论述之要点仅在坚持《游斜川》序中的“辛酉”及诗中的“五十”，从而进一步证明靖节辛酉年五十岁，他的这个观点，既否定了《宋书》对靖节享年的记载，也打破了张縯、蔡显辈以渊明“辛丑”年为五十岁的说法，自出机杼，创立新说，但他对“辛酉”“五十”两则异文的择取理由并不充分，其说不立。逯钦立（1910—1973）于《游斜川》序取“辛酉”异文，而于诗取“开岁倏五十”，他认为“诗为陶渊明五十岁时作。原序干支时日有窜误，应作正月五日辛酉，晋义熙十年（公元四一四）正月也”。逯钦立释“开岁倏五十”句：“开岁，岁首，元旦。开岁倏五十，谓元旦以后即交五十岁”[6]44-45，并在其《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将《游斜川》系于“义熙十年甲寅陶渊明五十岁”下，且详细考辨云：“诗云：‘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又诗序云：‘辛酉正月五日，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欣对不足，率共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辛酉一作辛丑。按辛酉岁，陶年五十七，辛丑岁，陶年三十七，与五十者皆不合。原序应作辛酉。辛酉者，乃以干支字纪日。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本年正月朔日正为辛酉，与诗开岁之言合。诗序以五日为辛酉，五字当误。”[6]220-221由此可知，逯氏是在认同《宋书》所载靖节享年之基础上，以“开岁倏五十”为正，进而将此诗系于渊明五十岁时，至于诗序中的“辛酉”或“辛丑”，逯钦立取“辛酉”，并亦和渊明五十之年（义熙十年）联系起来，认为“辛酉”乃干支纪日，恰好这一年正月朔日为辛酉，于是又怀疑“诗序以五日为辛酉，五字当误”。逯氏以上论述颇为曲折，改字解诗，尤不可取。特别是，逯氏以上所述与其对《游斜川》的相关语词注释之间彼此矛盾。逯注“吾生行归休”云：“行归休，行，将。归休，归而休息。行归休，谓从此就要不再出仕。”[6]45此注甚确！但逯氏似乎没有想到，他既然认同《宋书》所载靖节享年，而靖节于乙巳年亦即义熙元年（405）冬十一月已赋《归去来兮辞》彻底脱离宦海，倘若《游斜川》为渊明义熙十年（414）五十岁时所作，他又怎会在诗中写到“吾生行归休”呢？逯氏自相矛盾，足证其说不通。邓安生受逯钦立启发，并在逯氏《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之基础上，进一步独出心裁地对《游斜川》作出考辨，从而证成其陶渊明享年五十九之说，邓氏据此编撰《陶渊明年谱》，其后胡不归《读陶渊明集札记》“疑邓说较有据，兹从之”[7]，龚斌《陶渊明年谱考辨》“统观古今陶渊明年岁诸说，以为邓《谱》五十九岁说与渊明诗文大体无矛盾，故从之”[8]，俱从邓说。兹不惮词费分节迻录邓氏相关论述并辨析如下：“这首诗（指《游斜川》）的聚讼症结所在，一是序文‘辛丑’的所谓异文，一是诗开端一句中‘五十’的所谓异文，以下分别予以辨析。先说‘开岁倏五十’。传世陶集北宋本大多如此，如明焦竑本云：‘宋本作十，一作日。’此所谓宋本，即北宋宋庠本。又苏轼和陶此篇云：‘虽过靖节年，未失斜川游。’东坡于时六十二，诗称过靖节年，则他所见陶集必为‘五十’，非‘五日’。陆游《老学庵笔记》亦云：‘陶渊明《游斜川》诗自序辛丑年五十，苏叔党宣和辛丑亦年五十，盖与渊明同甲子也。是岁得园于许昌之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可见苏过所见陶集也作‘五十’。北宋陶集作‘五日’者，宋庠本‘一作’外，今所知惟吴《谱》引马永卿所云庐山东林旧本。然则孰是孰非？第一，从全诗所抒发的思想感情看，此诗必为五十岁前后所作。陶渊明五十前后，疾病加剧，常有性命之虞。如作于‘年过五十’之《与子俨等疏》：‘病患以来，渐就衰损……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杂诗》第六首曰：‘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求我盛年欢，一毫无复意。去去转欲远，此生不再值。’又第七首：‘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这种思想情调与《游斜川》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否（当作不）’‘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等完全合拍，某些词句也十分接近。很难想象，它们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9]59邓氏以上所述，要点有三，第一是依据所谓“大多”北宋本排除“十日”异文，径取“开岁倏五十”；第二是根据宋人苏轼（1037—1101）、陆游（1125—1210）的诗文作品进一步确定“五十”异文；第三是结合渊明作于“五十前后”的诗文进行比类论证，进而说明《游斜川》是渊明五十岁时的作品。笔者在《陶渊明享年六十三岁辨正》中曾言“在难以确定陶渊明原文到底作‘五日’抑或‘五十’的情况下，凭借这些刊本出现的先后次序来弃取异文，本身就是不可靠的”[10]155。事实是，即便从赵宋开国的建隆元年（960）算起，上距靖节卒年刘宋元嘉四年（427）亦历533年，何况所谓的大多数宋本，其年代皆晚于建隆元年，那么，依据陶令卒后五百多年出现的陶集刊本之先后来决定陶诗异文之取舍，其做法显然绝不合理。至于邓氏所举苏轼、陆游之诗文，笔者认为情况不同应加分辨。东坡六十二岁和陶，所谓“虽过靖节年，未失斜川游”，若依《宋书》所载靖节享年，则无论取《游斜川》序中的“辛丑”或“辛酉”，渊明之年皆不及六十二，东坡作诗当然可说“虽过靖节年”，也就是说，苏东坡的“虽过靖节年”完全可能是根据《游斜川》序中的纪年干支而发，而不一定意味着陶诗是作“开岁倏五十”。至于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所记云云，只不过是因苏过之事联想及渊明及其诗，故取“辛丑”“五十”异文以叠合陶苏（或者苏过自有此意），这样的记载即便作为确定“开岁倏五十”之辅证其证明力度都是微弱的，并无意义。至于引述渊明其他诗文来印证《游斜川》作于“五十前后”，笔者认为邓氏并未深入理解《游斜川》之意涵，其类比实不足为据，本文第三节将详阐《游斜川》诗意，兹不赘述。“第二，从‘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这两句的思想内容看，明是慨叹光阴急驶，岁月催人，时不我待，上句点出倏忽五十这一现实，引出‘行归休’的感慨；下句的感慨正是针对倏忽五十的现实而发。如果上句作‘开岁倏五日’，则不仅感慨得毫无道理（开岁甫过五日，何以有倏忽之叹），而且与下文‘吾生行归休’就显得极不相称，开岁五天，怎么会引起性命归休的感慨呢？梁《谱》说：‘慨叹于岁月掷人者，岂以日计耶？’确实是中肯之论”[9]59。在此，邓氏显然将“吾生行归休”误解为渊明自述寿命将终，此实大谬（详参后文）。“第三，《游斜川》序云：‘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记其时日’者，‘辛丑正月五日’是也；‘疏年纪’者，则必为‘开岁倏五十’。如果作‘开岁倏五日’，就与序文重复，以‘文体省净’著称的陶渊明，断不会写出这样的诗作。至于所疏乡里，当如当时的‘金谷集’、‘兰亭集’一样，与同游者的姓名、乡里依次列于序文之后。昭明编次陶集，未加收录，故今诗、序中不见，不足为怪，不应以此否定‘开岁倏五十’。后人以‘诗句之倏五日（德恒按：当作十）又或作五日，先生卒于丁卯，即以《宋传》年六十三之说推算，则辛丑亦仅三十七岁，与开岁倏五十语不容。俗子强作解事，见序有‘正月五日’语，因奋肊改五十为五日’（梁《谱》）”[9]60。邓氏此处多是想当然语，所谓“昭明编次陶集未加收录”云云，实为毫无根据之推测。《游斜川》序中所谓“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并不是说要将“年纪乡里”“时日”这些因素记录于诗中（作诗抒怀焉能提前将这些信息预设其中？），而是说这次游宴对时日以及各自年纪、乡里有所记录。“序文发端干支字，今所知北宋陶集各本皆作‘辛丑’，如上文所提及的苏过所见陶集、绍兴十年刻本（此本出汲古阁，据毛扆跋，亦出北宋）等。出现异文是在南宋以后，而且一般以‘辛丑’为正文，丑字下子注‘一作酉’。出现异文的原因，显然是某些好事者因辛丑岁五十不合于六十三岁说，于是逞肊而改，正如改‘五十’为‘五日’者然。明乎此，我们就大可不必以异文而疑‘辛丑’”[9]60。前文已述，《游斜川》异文的问题，不能根据宋本情况而硬性决定取舍。“值得研究的，我以为倒是对‘辛丑’如何理解的问题。历来的研究者几乎一律当作干支纪年，其实这是不对的”[9]60，“对诗序‘辛丑正月五日’的唯一正确解释只能是：辛丑为干支纪日，而它所表示的日子也就是正月五日。‘正月五日’当是作者自注，后人传抄、翻刻时误入正文。遂致混淆。我们参照逯先生的办法，查对了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东晋义熙十四年戊午（418）栏内，正月朔日为丁酉，下推正月五日，正为辛丑。以本年五十岁下推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得陶渊明终年五十九，与《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自述年寿完全相合” [9]61-62。邓氏此段论述仍是想当然语，但检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义熙十四年（418）朔日确为丁酉[11]，则正月五日确当为辛丑。因为此处的义熙十四年正月五日恰为辛丑日，颇为巧合，所以邓说赢得胡不归、龚斌等人附议。然而，正如前文已述，因为“吾生行归休”意谓“我即将卸职辞官归隐休息”，而渊明早在乙巳年（405）彻底归园田居，所以他不可能在义熙十四年（418）写诗时出现“吾生行归休”这样的句子。邓氏所谓“‘正月五日’当是作者自注”云云，纯为臆测。他的论述从头到尾都没能建立在坚确的证据之上，尽管最终揭示的结论因颇为巧合而看似有理，实际绝不能成立。袁行霈左袒张縯，他通过详考陶诗宋元版本，以时为次，排列出“辛丑”/“辛酉”，“五十”/“五日”两处异文在各本陶集中的出现情况，据此作出“就现存最初的几种刻本而言，我们可以说陶集中的《游斜川》原来是‘辛丑’年‘五十’岁”[12]之结论。笔者在《陶渊明享年六十三岁辨正》一文中已指出袁文在排列诸本陶集时的疏误[10]154，而且正如上文所述，用陶集宋元版本出现之先后来取舍《游斜川》异文（当然也包括对其他关键性陶诗陶文异文之取舍）其本身是不可靠的，实无意义。通过以上缕述，不难看出，诸家对《游斜川》异文的考辨其实都存在一处或数处误区，而诸家在各自臆定《游斜川》异文的基础上进而对陶渊明享年及生年作出重新推断，虽然看似有理，但实际都是沙基造塔、水上楼阁，由于基础亦即其选择异文的根据或逻辑前提并不可靠，致使诸家议论纷纭，莫衷一是，而所有结论无一符合历史真实。以上对诸家凭借《游斜川》“辛丑/酉”“五十/日”两处异文对陶渊明享年提出质疑、臆定靖节享年之论述进行缕析，由上所述，可知诸家在据《游斜川》异文考辨陶令享年时均存在误区，其结论均难以成立。那么，《游斜川》的异文到底能否通过有力证明而得以确定？《游斜川》之内容又是否与《宋书》所载靖节享年相冲突呢？本节试对《游斜川》九处异文作出考辨，决定取舍。第一，“辛丑”/“辛酉”。此处异文之取舍，断然不能根据宋代以来传世陶集版本而定。由于陶渊明卒于刘宋元嘉四年（427），此点诸家并无异议，那么终其一生，陶令经历的辛丑年只有一个，即晋安帝隆安五年（401），经历的辛酉年亦仅一个，即宋武帝永初二年（421）。丑、酉音近，二者必有一误。据《游斜川》“吾生行归休”句可知，陶渊明彼时尚未卸职归田，因为“归休”是归而休息不再出仕之意，而“行”是将要之意，既然靖节自述“吾生行归休”，也就是自白即将脱离宦海、归隐休憩。证之陶令《归去来兮辞》之“感吾生之行休”，二者句法一致，句意相同，而《归去来兮辞》正是作于陶渊明最终归隐田园前夕，所谓“感吾生之行休”也正是表述自己行将结束宦程休憩陇亩。而《归去来兮辞》之“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两句之间也根本没有因岁月流逝而感悼之意，而是说，万物生长繁衍自然得时，诗人自己行将卸去职务，将与万物一样自然洒脱。可以说“善”“感”两句之间构成因果关系，因受到万物得时之启发，故感怀即将脱离宦海，与万物相融为一。与陶渊明同时代的谢灵运（385—433）在其《山居赋》中云“览明达之抚运，乘机缄而理默。指岁暮而归休，咏宏徽于刊勒” [13]，其所表达的正是明哲保身、全身而退、摆脱官场、记述祖上荣光以俾传之久远之意。其中的“指岁暮而归休”意谓：决心在岁暮年底之时辞官卸职。实际上，陶谢处宦程而言“归休”，重点在于表明其意不在仕、心不恋官，至于诗人是否真得会“行归休”或归休于岁暮，并非其表意之重点。再，据诗中“未知从今去，当复/得如此不”两句来看，彼时陶令一定尚未归隐，否则挈壶相酬、应接邻曲，岂非至为寻常之事，岂能使诗人感叹“当复/得如此不”？这也说明，“未知从今去”之“去”，当指别离而言，意谓渊明即将离乡别友踏上征途。结合陶诗《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之“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 [2]49，二句来看，虽然其与《游斜川》所述并非一事，但“未知从今去”恐怕也是一次“临流别友生”之经历，《赴假》诗与《游斜川》存在局部“互文”关系，彼此可以互照，增进我们对诗意的理解。综上可知，《游斜川》“吾生行归休”实为渊明自述尚处宦途而有归园田居之意。本此，则诗序中的“辛酉”异文必误，因为渊明赋《归去来兮辞》最终归隐田园在晋义熙元年乙巳（405）十一月，他绝不可能在“辛酉”（宋武帝永初二年，421）赋诗感慨“吾生行归休”，彼时其已归休十六年矣，他也当然不会在诗中说“未知从今去，当复/得如此不”，彼时其已笃志躬耕，再未离别田园而从宦。至于逯钦立与邓安生的以“辛酉”或“辛丑”为干支纪日，则纯属臆测，绝无任何依据，与“吾生行归休”亦矛盾，错谬显然，兹不赘述。第二，“五十”/“五日”。既然由上文所述可知“辛酉”异文必误，则依《宋书》所载，“辛丑”渊明年三十七岁，“开岁倏五十/日”之“五十”自属讹误，此其一。从《游斜川》序与诗之间的“互文”关系来看，诗之首句“开岁倏五十/日”无疑与序之首句“辛丑正月五日”彼此相照，故作“五日”，诗序关系密切谨致，此其二。从诗意角度看，“开岁倏五日”表现出作者对光阴驹隙的惊讶——开岁倏忽间已五日，此正与诗序中“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彼此顾盼，互通声息。新的一年本已令人易生光阴如水之感，而此时出游，倏忽已是开岁后之五日，在此，诗人极为精准地用了一个“开”字，开者开启、开始，除夕为新年之始，转眼至“正月五日”，正是“开岁倏五日”。质言之，“开岁倏五日”之感慨并非仅就“五日”而发，而是新的一年之感慨与新年又过五日之感慨的叠加。而倘作“开岁倏五十”，并将“五十”解作陶渊明写此诗时的年龄，那么“倏”字前后语意骤然断裂。“开岁”是新年伊始之意，“五十”若表示作者年龄为五十岁，则此句诗意为“新年伊始忽然之间就五十岁”，如果不通过增字解经的方式将该句主语“新年”（岁）易为“作者”（吾），那么“开岁倏五十”本身就不词、不能成句。陶诗《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云“发岁始俯仰，星纪奄将中”[2]34。此中“发岁”意同“开岁”，“始俯仰”意与“倏”等，而“星纪奄将中”意谓五月已是一年光景将半，其感慨、惊讶光阴之迅捷的表达方式，正与“开岁倏五日”相类乃至相同，此其三。退一步说，即便我们假设《宋书》所载陶令享年是错误的，但是《游斜川》“吾生行归休”意谓“我即将脱离宦途致仕归隐”亦为不易之论，那么，现在假设“开岁倏五十”为渊明本文，通过增字解经方式勉强将诗意解释为：新年伊始转眼之间已五十岁，我即将卸职去官。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假定辛丑年渊明五十岁，而他此时尚未去官。由陶集之《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可证渊明辛丑七月尚在宦途。据渊明《祭程氏妹文》“昔在江陵，重罹天罚。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与尔，百哀是切。黯黯高云，萧萧冬月”[2]153。可知靖节仕宦江陵之时遇到母丧，时在冬季。渊明丧母之后当致仕丁忧归家，故“昔在江陵，重罹天罚”之具体时间必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之后。综上可说，倘若渊明丧母在辛丑年，则渊明丧母之后必然丁忧归家；倘若其丧母在辛丑年后，则渊明辛丑年必从宦江陵。而根据前面假设，辛丑年靖节五十岁。那么，且看陶令五十岁时的生活情况，靖节《杂诗十二首》其六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求我盛年欢，一毫无复意。去去转欲远，此生岂再值？倾家时作乐，竟此岁月驶。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后置。”[2]80此诗“奈何五十年”句并无异文，“倾家时作乐”之“时”一作特，“时作”又作持此，但取任何异文都不影响此句整体句意。那么，倘若渊明于辛丑五十之年从宦江陵或者丁忧居家，他能够以“倾家时作乐”之心态、行为度日吗？质言之，《杂诗十二首》其六中描述的渊明生活状态，正可作为辛丑渊明五十岁之反证！也就是说，写作《游斜川》的“辛丑”年，陶渊明不可能五十岁，此其四。以上四点，足证“开岁倏五十/日”之“五十”异文必误，必当以“五日”为正，而辛丑年陶渊明也断然不可能五十岁，陶创作《游斜川》是在辛丑年，这一年他三十七岁。第三，“天气澄和”/“天气澄穆”。由诗之“气和天惟/唯/候澄”可知，序、诗互照，“穆”字不当，序当作“天气澄和”。陶诗中以“穆”写天气者有《时运》之“穆穆良朝”[2]8、《劝农》之“和风清穆” [2]15，“穆”字异文或由此出。第四，“望曾城”/“望层城”。曾、层通假，于意无别。《淮南子·墬形训》“中有增城九重”，刘文典集解云：“增，重也”“文典谨按：《文选·游天台山赋》注、《前缓声歌》注引，‘增’并作‘层’。《艺文类聚》八十三引同，惟六十五引作‘曾’，曾亦即层也。增、层古通用。”[14]159其说甚是。据此，可知于“曾城”一词，曾、增、层三者互通。依据宋刻陶集“望曾”下之校语“一作层，下同”，则此处当作“望曾城”，下文当作“若夫曾城”。第五，“鲂鲤跃鳞于将夕”/“鲂鱮跃鳞，日将于夕”。依据本句与下句“水鸥乘和以翻飞”之对句关系，则应以“鲂鲤跃鳞于将夕”为正，袁行霈持此观点[15]64，龚斌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凉风起将夕”，认为作“鲂鲤跃鳞于将夕”为是[16]，其意在“将夕”二字连文不能分立。袁、龚所论有理，兹更申论之。古诗之中，“鲂鱮”经常同出，如《诗经·采绿》“维鲂及鱮”、《诗经·韩奕》“鲂鱮甫甫”、汉乐府《枯鱼过河泣》“作书与鲂鱮”，渊明之后，以“鲂鱮”连文者甚多，如宋祁（998—1061）《惠民堤河晚瞩》“鲂鱮逃空罶”、宋祁《提刑使者还嘉州》“再进鲂及鱮”、宋祁《上许州吕相公嗣崧许康诗二首并序》其二“渚焉鲂鱮”、梅尧臣（1002—1060）《送汝阴宰孙寺丞》“不借鲂鱮与吏烹”、曾巩（1019—1083）《南源庄》“雪艇搜溪出鲂鱮”，等等，其例甚多，不必备举。质言之，宋诗中的“鲂鱮”其实未必是真的鲂鱼鱮鱼，而只是对《诗经》、汉乐府“鲂鱮”一词之袭用。古诗之中，“鲂鲤”连文，渊明之前，仅见于嵇康（223—262）《酒会诗》“林木纷交错，玄池戏鲂鲤”[17]111，渊明之后，以“鲂鲤”连文入诗者甚多，如张籍（766—830）《寄韩愈》“共忻得鲂鲤，烹鲙于我前”、张耒（1054—1114）《秋雨独酌三首》其二“江人雨不鱼，鲂鲤不登俎”、杨时（1053—1135）《鄱阳湖观打鱼》“虫虾杂鲂鲤”，等等，其例亦多，不必备列。唐宋诗中的“鲂鲤”也未必就是真的鲂鱼鲤鱼，而只是对嵇康诗语词之袭用。如果从遣词的雅致、古拙来看，则作“鲂鱮跃鳞于将夕”或更佳，“鲂鲤”一词稍显通俗、直致，且“鲂鱮”的词源更为悠远，而以《诗经》语入诗也是陶令惯用手段。但是，从诗歌的内容和意境上说，陶渊明《游斜川》与嵇康《酒会诗》颇为契合，后者中的“乐哉苑中游，周览无穷已。百卉吐芳华，崇台邈高跱。林木纷交错，玄池戏鲂鲤”“坐中发美赞，异气同音轨。临川献清酤”，乃至“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 [17]111，皆与《游斜川》彼此契合，职是之故，陶撰《游斜川》序用“鲂鲤跃鳞于将夕”，实乃模拟嵇诗、袭用嵇词使然。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鲂鲤跃鳞于将夕”之“将夕”两字道出陶令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的时间，从而与诗序中的“辛丑正月五日”构成“年月日时（夕）”，照应序文末句“记其时日”。第六，“及辰为兹游”/“及晨为兹游”。据“鲂鲤跃鳞于将夕”之“将夕”，则当以“及辰为兹游”为正，因为“及晨”之“晨”与“将夕”之“夕”冲突。第七，“率尔”/“共尔”。由序文之“遥想”“有爱”“欣对”，乃至“悲日月” “悼吾年”来看，当以“率尔”为正。因为这是作者渊明触景兴感遂而命笔为诗，而不是说“二三邻曲”也一同操觚。倘若作“共尔”，那么前面的“遥想灵山，有爱嘉名”乃至“欣对不足”便都成了渊明与“二三邻曲”整齐划一的心理活动与举止动作，不仅使句意索然乏味，而且实际上也根本不可能做到，渊明更不可能“代表”二三邻曲作这样“整齐划一”统一思想行动之记述。故此处必作“率尔”，它表现的是陶令触景兴怀悠然自得率尔命笔的潇洒风神。第八，“气和天惟澄”/“气和天唯澄”/“气和天候澄”。此句与诗序“天气澄和”完全一致，“惟”、“唯”在表达“只”意时可通，“候”与“唯”、“惟”形近，但“天候”亦可成词，故此句作“惟”或“唯”或“候”皆通。从表意上看，似取惟/唯字更能表现晴空万里一派澄澈之况，于意为胜。第九，“当复如此不”/“当得如此不”。在此，“复”与“得”表意无甚差别，但“复”字显然更足传情。“当得如此不”意谓“尚能像今天这样（聚饮同游）么？”而“当复如此不”意谓“尚能再次像今天这样（聚饮同游）么？”显然用“复”，韵味较长。另外，由诗序中的“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来看，作“当复如此不”，则两“复”字亦相顾盼，或以“名实旧矣”而“不复嗟叹”，或以知音伤别而渴望“当复如此”，在“不复”与“当复”之间，蕴含着无限的物固永是、人却将非之感伤。以上对《游斜川》九处异文进行深细辨析，其中第一、二处涉及人们对《游斜川》的理解，乃至牵连到对渊明享年之判断，根据本文所辨，可知前辈时贤据《游斜川》而臆定靖节享年之作法皆不可取，均为误读《游斜川》所致。其余七处异文，大多可据《游斜川》序、诗之间彼此相照的“互文”关系以及诗意、诗境乃至其他相关文献辨析正误、决定取舍。尤当指出的是，《游斜川》序、诗之间的“互文”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并非仅有上文涉及的数处，这种序、诗间的关系实乃文本生成的一种重要内在机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诗意、诗境大有裨益。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肠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依据以上考述，兹将《游斜川》序、诗之间存在的多处“互文”现象列表呈示如下：以上1—8例，序与诗在语意上完全或部分一致，属于顺向的“互文”关系；第9例，序与诗的语意彼此相反，但相反亦相成，二者关系密切，属于逆向的“互文”关系；第10例，序与诗的内容实际是因果关系，亦即因为“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所以“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饯别、留念（参本文第三节）。但序中的“时日”与诗中的“从今”，彼此互照，也构成微弱的“互文”关系。另外，《游斜川》的序与诗，其部分单音节字词之间也存在“互文”关系，譬如“风物闲美”与“闲谷矫鸣鸥”之“闲”，“傍无依接”与“顾瞻无匹俦”之“无”，“独秀中皋”与“虽微九重秀”之“秀”，“遥想灵山”与“中肠纵遥情”之“遥”，乃至“傍无依接”与“班坐依远流”“提壶接宾侣”之“依”“接”（前者强调曾城之高峻逸群，后者写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融洽，彼此形成强劲张力，山峰凝定的高峻与水之流动、人之行动，构成一幅动静交融之绝美画图）。甚至序和诗的内容各自之间也存在“互文”现象，如“天气澄和”与“水鸥乘和以翻飞”之“和”，“悲日月之遂往”与“以记其时日”之“日”（前者述日月无住之悲，后者则以记录时日之方式实现对此时此刻的“凝定”，两者之间亦是一动一静、动静交融），“念之动中怀”与“中肠纵遥情”之“中”（共同强调内心之意），“及辰为兹游（遊）”与“迥泽散游目”（前者是身临其境的身游（遊），后者是游目骋怀的心游，两字繁体虽然异形，但是同音，启人联想）。总而言之，《游斜川》的序与诗在内容上彼此顾盼，无论在整体上、宏观上，抑或在细节处、微观上，序、诗之间乃至诗序各自之间，皆存在严密、微妙的“互文”关系。陶渊明《游斜川》除诗与序彼此互照构成“互文”关系外，《游斜川》和靖节《饮酒》二十首其十四之间亦构成“互文”关系。《饮酒》其十四云：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一作咄咄）迷所留（一作之），酒中有深味（一作固多味）[2]63。此诗的“挈壶相与至”与《游斜川》“提壶接宾侣”，“班荆坐松下”与《游斜川》“班坐依远流”，“数斟已复醉”与《游斜川》“引满更献酬”，尤其是“悠悠迷所留”与《游斜川》“悼吾年之不留”，这两个“留”字，倘若不置一处观，则第一“留”必难得确诂，而并观以上两句，则也不难发现写作“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时的陶渊明，其精神境界已经远远高出吟诵“悼吾年之不留”时的陶渊明，两句之间，隐含着陶靖节重大的思想变化，尤其是对生命的思考！而就《饮酒》其十四表面所述靖节与故人、父老的酣饮状态而言，则可视作《游斜川》中酣饮场面之复现，至少可提供连类而及之联想。另外，《游斜川》的部分语句与其他陶诗陶文之间也有“互文”关系。譬如“未知从今去”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之“如何舍此去”，“当复如此不”与《饮酒》其七“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2]60，两两比勘，颇能领悟陶诗神髓。而“临长流”“率尔赋诗”与《归去来兮辞》“临清流而赋诗”[2]111之关系，则隐微地昭示出《游斜川》所描述的境界正是陶渊明亲历的理想生活状态，是以若干年后，当他决意归隐而赋《归去来兮辞》时，以万斛深情写上了“临流赋诗”愿景，那一刻，不知陶令是否想到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之情景？白彬彬《论陶集中的自文现象》有云：“关于陶集中会出现大量的自文现象的意义，笔者认为通过对陶渊明诗文自文现象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陶公思想发展的脉络。”白文中的“自文”犹言“自身互文”，与本文上述对陶渊明诗自身“互文”的表述同义。而由本文上举的“悠悠迷所留”与“悼吾年之不留”等例，适可证明白氏“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陶公思想发展的脉络”之结论，当然，此种例证在陶渊明诗文中尚多，笔者拟另作专文探讨（本文第三节也将有所涉及）。要阐明《游斜川》隐含的深意，先要揭明作品的创作背景。根据上文对《游斜川》序、诗异文的辨析，可知序中“辛丑”必指晋安帝隆安五年（401），诗中所述必为辛丑正月五日之事，也就是说《游斜川》当作于隆安五年（401）正月五日，同年七月渊明作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在此前一年渊明作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三诗的时间顺序是：《阻风》诗——《游斜川》——《赴假》诗。《阻风》诗是写渊明自建康归浔阳的，据笔者所考，其写作背景是渊明辞掉建康职务归家隐居。而《赴假》诗则是写渊明自浔阳赴役江陵，诗中“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可证。而从《赴假》诗的题目来看，渊明作此诗时既然是“赴假还江陵”，则显非初履江陵职任。那么，渊明初履江陵职任在何时呢？笔者认为，正在其作《游斜川》之后，《游斜川》实具饯别性质，饯别正是《游斜川》的一个中央主题。前文已述，《游斜川》中的“吾生行归休”意谓“我即将脱离宦途归隐休息”，则其时渊明必处或已经受命即将走上宦途无疑。由此可说，《游斜川》的创作背景正是渊明行将由浔阳赴职江陵。明乎此，则《游斜川》“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句意明确，感慨深沉，较之《赴假》诗的“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更为苍楚、沉郁，尽管两个“去”字意同。陶渊明《游斜川》中更有对饯别之意的隐微表达。逯钦立指出：“陶所以五十岁时游集斜川，乃仿效石崇、王羲之等贵族行径。石崇《金谷诗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叙时人官号、姓名、年纪。’与会者三十人，‘吴王师、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居首。’金谷之会为东晋文士所乐道，故王羲之仿《金谷集》而为兰亭集会，亦选在其五十岁时。陶之五十而游斜川，显然意在继承晋朝典制及贵族遗习。”[6]221逯氏发掘出陶渊明斜川之游是有意规仿石崇（249—300）金谷集、王羲之（303—361）兰亭集，堪称巨眼！但逯氏因误取“五十”异文而认为《游斜川》为靖节五十岁所作，且引《金谷诗序》所载苏绍参会年龄为辅证则殊为不经，因为倘欲仿效石、王辈雅集，而必待五十之年，窃恐渊明及其二三邻曲必不如此刻板机械，且《金谷诗序》有“惧凋落之无期”之语，明抒人生无常生命无常之感，陶靖节又怎会刻意选择在五十岁时仿效石、王雅集呢？要之，年五十，这是个可遇而不可强求之条件，若以此为举行雅集之前提，恐怕古今中外皆无其事。笔者认为，陶渊明斜川之游对石崇金谷雅集的仿效，当源自其雅集的起因相同。《金谷诗序》云“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18]1651，由此可知，石崇金谷集之起因乃是他即将离开洛阳赴任青徐，并且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也要从洛阳回长安，也就是说，石崇金谷集的起因乃是饯别，是为饯别举行的宴集，而离别也正是《金谷诗序》发出“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原因。根据上文所考，《游斜川》正是陶渊明即将离乡赴任所谓“未知从今去”之时所作，故其同二三邻曲同游斜川，实亦有饯别之意，这是斜川之游所以仿效金谷雅集之一重要原因。陶渊明《游斜川》的另一中央主题是企慕长生久视，感叹日居月诸，倡言及时行乐，此点正可藉以觇窥渊明思想的发展轨迹。《游斜川》虽是一首饯别之作，但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意涵，尤其是其中关乎陶渊明思想的内容，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靖节其人其作意义重大。《游斜川》中表达出一种浓郁的对时光迁逝的感伤，所谓“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而这也正是作者决心归隐高歌“吾生行归休”之原因（参下文）。而对时光流逝的感伤又进一步促使作者对生命进行思考并得出结果：渴望长生不得，姑且及时行乐。《游斜川》中表现出陶渊明企慕长生的观念。诗序云：“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望灵山，有爱嘉名”，诗云：“中肠纵遥情，忘彼千载忧”，序、诗对勘，可知所谓“遥情”也就是“遥想灵山”之情思，而遥想曾城灵山正是企慕长生之意。屈原《天问》：“崑崙县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19]86《淮南鸿烈》卷四《墬形训》：“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琁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14]159-160这座长满奇株异树的九重增城，就是陶渊明游目骋怀之际、欣对曾城之时，由其名同而生发纵情遥想之目标。而这种对仙境的向往，实际表现出彼时陶令对长生久视的企慕，因为昆仑增城上的诸种宝树，正是古人追求永生的不死之药，而屈原《九章》：“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19]131。正是这种思想的强烈表达，靖节之意同于灵均。陶诗“中肠纵遥情，忘彼千载忧”，正是表达通过畅想仙境来暂时遗忘岁月流逝之忧愁的意思。长生久视既不可得，及时行乐遂成解脱。《游斜川》末句云“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结合前句“忘彼千载忧”来看，这几句正是化用《古诗十九首》其十五“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遊。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20]之语意，也就是说，写作《游斜川》时，陶渊明的思想境界还停留在用及时行乐来缓解生命不永、长生无望之苦闷感伤。而这与渊明后来的乘化、顺从大化之思想境界相去甚远，试看：《神释》“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2]23、《归园田居》六首其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2]27、《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2]34、《连雨独饮》“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2]35、《岁暮和张常侍》“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2]43、《悲从弟仲德》“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2]44，在以上这些诗句中，陶渊明真正实现了顺从大化、纵浪大化、乘化翼化，根本不会再为岁月流逝甚至死亡迫近、降临而感到困惑苦闷。这些诗中，《归园田居》作于渊明彻底归隐之后，亦即义熙元年（405）冬十一月之后，一般认为作于翌年春；《连雨独饮》中有“自我抱兹独，僶俛四十年”，参照《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总发抱孤念，奄出四十年” [2]54，可知“抱兹独”与“抱孤念”意同，而总发即束发，指男子十五岁。据此，“自我抱兹独，僶俛四十年”也就是说自从十五岁束发致力于学，已经努力四十年，亦即作诗之时靖节五十五岁，已入暮年；其他三诗的确切写作时间虽难考定，但亦当在渊明归田之后。这种现象说明，从《游斜川》到《归园田居》《连雨独饮》等诗，陶渊明的生命观是有明显变化的，从企慕长生久视感叹时光流逝以至及时行乐到纵浪大化不喜不惧，陶渊明的思想实现了巨大的飞跃。除此之外，从《游斜川》序中对南阜亦即南山也就是庐山的拒斥，所谓“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我们也能发掘出陶渊明彼时思想尚未达到圆融自然之境界。在陶渊明早期诗歌中，南山（庐山）往往只是作为一种景物被描述，至多是带有故乡的符号意义，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一“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2]48，表达的是故乡已入望中，却因阻风而不能即之的苦闷，南岭即南山。而在靖节归隐之后的诗中，南山往往并非只是作为一种景观被描述，而是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堪称渊明精神乃至肉体的皈依之地，譬如《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2]26、《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 [2]59、《杂诗》其七“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2]81，在第一例中，南山是归耕后渊明肉体延续之依托，在后两例中，南山是陶渊明死后重归大化之“旧宅”，在此“旧宅”中他将实现生命之永恒，因为“山川无改时”[2]21，所以“托体同山阿”之后，渊明便也如南山一样实现了对时间的超越，不再受时间的限制。据此可知，在陶渊明思想发展历程中，巍巍南山实可作为一个清晰的坐标，渊明对南山赋予意义之区别即标识其思想变化之轨迹。据此以观《游斜川》，则渊明对南阜的拒斥，正说明彼时在他心中南山尚未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他对南山之认识也还未能达到如写作“悠然望南山”“南山有旧宅”时的深刻，质言之，他与南山尚未达成悠然心会妙处难与人说之默契。这就充分表明，《游斜川》必非渊明晚年所作，“五十”异文不仅与诗中“吾生行归休”矛盾，而且与渊明思想发展历程也不相符，必谬无疑。要切实地、形象生动地感知《游斜川》，必须明确诗中斜川的地理位置。据《游斜川》序“彼南阜者”至“欣对不足”一节可知，人处斜川既可遥望南山，又能“欣对”曾城，庐山范围广大，曾城只是一峰，倘若明确曾城，斜川自不待言。那么，《游斜川》中的“曾城”“曾丘”到底是现实中的什么山呢？逯钦立认为“指鄣山。山在庐山北，彭蠡泽西，一名江南岭，又名天子鄣。《水经注》一河水崑崙虚条：‘崑崙，说曰：崑崙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谓太帝之居。’又《水经注》十五：‘庐山之北有石门水。水出岭，岭端双石高竦，其状若门，因有石门之目。其水下入江南岭，即彭蠡泽西天子鄣也。’晋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石门在精舍南十馀里，一名鄣山。基连大岭，体绝众阜，此虽庐山之一隅，实斯地之奇观。’又诗云：‘褰裳思云驾，望崖想曾城。’目鄣山为曾城，与此诗同”[6]45。逯氏所言甚是，其引文中的“基连大岭，体绝众阜”正与陶序“傍无依接，独秀中皋”相契，而《游斜川》中的“临长流”“班坐依远流”亦正与《水经注》中的“庐山之北有石门水”云云相符。陶诗中言及石门山亦即鄣山非止此一处，《蜡日》诗云：“风雪送馀运，无妨时已和。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2]70-71逯钦立认为章山即鄣山亦即石门山，甚确[6]108。从《蜡日》后四句来看，在章山唱奇歌的人无疑就是陶渊明（“我唱尔言得”“章山有奇歌”，连读见意），而与靖节同游章山的友人（“尔”）则自道明了陶歌之意，两人于对饮高歌之际获致无限喜悦，酣然陶醉之时，渊明顾盼生疑“未知明多少？”质疑友人对自己歌中深意的理解程度。诵读此诗，千载之下，我们仍能感受到陶令酒酣耳热之际的生动、滑稽、戏谑的疑问，仍能想象到陶令彼时宛然得意自足之绝世风度。《蜡日》与《游斜川》孰为后先难以确定，故陶渊明章山奇歌之主旨是否也是渴望长生久视，不敢遽断。但陶偕友人于蜡日放歌章山，足见其在感情上对章山依恋之深。陶渊明归园田居之后就生活、往来于石门山东西，在渊明，石门山真是再熟悉也不过。陶渊明往来耕作要经过石门山。与陶渊明同时代的释慧远（334—416）在其《庐山记》中云：“山在江州浔阳南，南滨宫亭，北对九江，九江之南为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馀，左挟彭蠡，右傍通州，引三江之流而据其会。《山海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障。彭泽也，山在其西，故旧语以所滨为彭蠡’”“（庐山）其山大岭，凡有七重，圆基周回，垂五百里”“众岭中第三岭极高峻”[18]2398，“北岭两岩之间，常悬流遥霑”“南岭临宫亭湖”“七岭同会于东，共成峰崿，其岩穷绝，莫有升之者……北背重阜，前带双流，所背之山，左有龙形，而右塔基也。下有甘泉涌出，冷暖与寒暑相变，盈灭经水旱而不异，寻其源，出自于龙首也”“东南有香炉山……青雀白猿之所憩，玄鸟之所蛰。西有石门，其前似双阙，壁立千馀仞，而瀑布流焉”[18]2399。慧远弟子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有云：“障山……闢三泉之会，并立而开流……林壑幽邃”“清泉分流而合注，渌渊镜净于天池”“乃其将登，则翔禽拂翮，鸣猿厉响。归云回驾，想羽人之来仪；哀声相和，若玄音之有寄。”[21]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2]110“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2]111，再，其《庚戌岁（410）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云“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2]56，从中可知，第一，诗题中的“西田”当即《归去来兮辞》中的“西畴”；第二，西田、西畴是在山中，“山中饶霜露”可证，然则渊明之西田、西畴当在庐山之中。又，其《丙辰岁（416）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云“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扬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2]57从中可知，第一，诗中“东林隈”当即《归去来兮辞》中的“东皋”；第二，据《一切经音义》所引《通俗文》“水湓曰潠”[15]163，水湓犹言水往上涌，那么所谓“下潠田舍”就是地下有水往上涌的田地中的茅舍。根据上引《庐山记》中的“下有甘泉涌出，冷暖与寒暑相变”诸语，可知其与渊明之“下潠田”当指一地，也就是说渊明之“下潠田”当位于庐山北侧龙形山下，这就是东皋、东林隈的具体地理位置。另，将《游石门诗》对石门山之描绘与渊明《下潠田舍获》对勘，序之“闢三泉之会，并立而开流……林壑幽邃”与诗之“泛随清壑回”相合，序之“渌渊镜净于天池”与诗之“扬楫越平湖”相符（平湖亦可能指彭蠡泽即鄱阳湖，参下文），序之“鸣猿厉响”“哀声相和”与诗之“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相应，序之“翔禽拂翮”“归云回驾”与诗之“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相契，由此可知二者所述绝为同一地区同一景观，亦即石门山景观。而由陶渊明“戮力东林隈”则需要往来石门山，亦可推知渊明庐舍当在石门山之西，石门山之西即江州寻阳郡柴桑县，也就是渊明家园所在地。正因为渊明无论肆勤西田抑或戮力东皋都需要从柴桑县的家中一路东行穿梭于庐山之中，道途较远，故《西田》诗“晨出”“日入”、《下潠田舍获》诗“静夜”“晨开”，皆以晨昏甚至晨夜为渊明往返家园和田地之间纪实。质言之，在渊明归园田居之后，鄣山亦即石门山，是其从事农业生产往来于家园与耕地之间的必经之区，这必然使渊明对石门山极为熟悉并且充满浓厚情感。根据以上对石门山的考论，结合前引《水经注》十五：“庐山之北有石门水。水出岭，岭端双石高竦，其状若门，因有石门之目……其水下入江南岭，即彭蠡泽西天子鄣也”[22]，参考陶诗序中“欣对”语词，笔者认为，所谓“斜川”就是《水经注》所述“石门水”，石门水下入江南岭，与彭蠡泽相通，则陶渊明《下潠田舍获》之“扬楫越平湖”是写他早晨从柴桑家中划船经过彭蠡泽，下句“泛随清壑回”则是写他夜里从下潠田舍沿着石门水一路顺流而下，由于渊明从下潠田舍归家的路径与石门水流向相同，所以诗以“泛随清壑回”写出顺流而下、毫不费力的悠然自得之状。据此可说，所谓“斜川”就是石门水，也就是陶渊明《下潠田舍获》诗中的“清壑”。以上从创作背景、渊明思想、斜川地理等三个方面对《游斜川》之诗意、诗语进行阐发，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切实感知《游斜川》之诗意、诗境当不无裨益。综合本文以上三节考论可知，第一，前辈时贤依据《游斜川》之异文各逞己意，臆定渊明享年、生年，皆为误读误解《游斜川》使然，不足为据，当予废除。第二，《游斜川》序当以“辛丑正月五日”为正，诗当以“开岁倏五日”为正，两者与陶渊明生平事迹毫无捍格，渊明辛丑年作《游斜川》，时年三十七。《游斜川》序、诗之间彼此相照构成“互文”关系，据此可以窥知靖节创作思维，《游斜川》文本生成机制。第三，渊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之缘起当为靖节即将赴任江陵，亦即此番游宴具有饯别性质。《游斜川》中表现出渊明企慕长生久视，慨叹光阴如梭之情怀，并最终以及时行乐思想融解消化之，这说明写作《游斜川》的“辛丑正月五日”，亦即渊明三十七岁之时，其思想境界，尤其是生死观念，尚未上升到顺从大化、乘化翼化之高度，而这为我们观照靖节之思想发展历程提供了关键的一环。《游斜川》之“斜川”当即石门水，陶渊明诗文中的“西田”“西畴”“东皋”“东林隈”，乃至“下潠田”，均在庐山之中，靖节自柴桑家中赴西田、东皋务农，都要越过彭蠡泽、经行石门水，常年往返其间，自然感情深挚。对陶渊明归田诗中所涉地理名词的考证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陶诗，更加生动地感知陶诗境界。[1]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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