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液经》应是辨证体系标志 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早在1万年前的伏羲时代，人们就已经脱离了茹毛饮血的原始文化，伏羲制定婚丧嫁娶以及各种礼仪道德，教会人们耕田播种而摆脱了游牧部落居无定所的局面，人民生活富足，逐渐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最早的华夏民族。中华先民早就利用对星象的观察，制定了历法，在《尚书.尧典》上就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人们发现位于北方的北极星永远不会变化位置，而其它星象全部围绕着北极星旋转，起名为“紫微星”。根据星象的形状分别命名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并称之为四象。四象是拱卫中央的北极星卫士，每一象分成7个段，称之为28星宿。上古的帝王们也以“紫微星”自居，而围绕着北极星的星星就是帝王统治的臣民。中华文化历来讲究天人合一，天上的北极星为尊，地上就以“天子”为王，天子所在的都邑叫做中国。何尊上铭文所证实，天子周围的华夏九州拱卫中国，九州之外为蛮夷戎狄，蛮夷戎狄之外叫做“四海”，东面和南面都有大海，北海就是北冰洋，西海就是大西洋。煌煌华夏，上下五千年的闪耀文明，身为龙的传人是我们今生最大荣耀！ 我国建国于亚洲大陆，有五千余年的历史。从公元前2698年冬至日起，每六十年为一个循环周期，由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分配，沿用的历法至今，每天将时间分为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两小时。夏朝的正月建寅——就是我们惯用的阴历正月。这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累积起来的智慧结晶。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过阴历年，这就是“夏之时”，就是在夏朝时候创立的历法，过正月要拜年，就是夏历的遗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过的也是阴历年，越南、朝鲜、缅甸、东南亚各国，统统是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来他们都是过阴历年。 在上古史上，中国的天文非常发达，要了解天文必先研究数学。数学也是最早发展的，尤其发展到像《易经》的数理哲学，实在是精深幽远。 中华文明从八千年前伏羲开始，伏羲作《易》，首制一画，此元气之祖也，认识了阴阳，发明了八卦，那是一经阴阳辨证时期，亦是中医顶盛时期，已经开始运用三界分析法，将肉眼看得到的为下三界，也叫下界，看不到的分为中三界和上三界。上三界是指元神灵性，也叫上界，上工治神，达到此一水平，谓之神医。中三界也叫阴阳界，能达到此一界才叫中医，懂得气治法。到了神农时代，四时五行产生了，此时，春夏秋冬四季分别代表肝木心火肺金肾水，加上脾土，五行形成，懂得辨证法。接着三皇五帝时代，最终确立了“中道”思想。老子李耳说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一损一补，恢复一个平，对中。中医治疗的原则：谨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无问其病，只要把人调到平的状态，平人的状态，病就会好了。这是中医的根本精神所在。两千五百年前《黄帝内经 》出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热病。”指出寒为热病之因。寒邪过剩，体内表现出就是热症热病，虚火实际上就是由寒引起的。虚阳外散，当温之敛之，“甘温可除热”是也。 人类对风寒风气的认识，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程。到了西周至东周春秋战国时代，气的概念已经完全成熟。气，从物质概念上升至哲学概念，从具体概念上升至抽象概念，又进入医学领域，成为中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气是贯穿《黄帝内经》全书的一个极其重要概念，气为万物的本源，宇宙万事万物皆由气构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以《黄帝内经》为大纲为指导的中医，以气论医理，“物质属之血，功能属之气”，最重要的是阴阳之气。气是看不见，怎么证明它的存在呢？就是通过它的功能表现，证明它的存在。这个人气虚，一瞧没劲，功能都衰弱没精神。这个人气壮，声音洪亮肢体有力。只能从功能来评价它的存在。无形之气可以构架成有形之精，实际上精就是气的构成。人死了神不在形还在。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千古之大贤，不列古方，不论脉证，《神农本草经》所论365种药物的疗效真实可靠，至今仍是临床常用药。 自神农尝百草以治民疾，而医学始兴，故言药性者以神农为主。夏商西周三代已在植物类药、动物类药和矿物类药的认识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到了东周春秋战国时期，中草药与中医学理论，同步到达了一个成熟完美的高境界。宋元之后，医有异学，药有异性。中医辨证之五行病证，以中药之五行药性来对证下药。五味分类法更适合临床应用，以五味分类法取代五行归类法势所必然。对中药性归类，上古时代按上、中、下三品划分，中古时代演变提炼而成木、火、土、金、水五行，以后根据临床实用进而演化补入辛、咸、甘、酸、苦五味，自东汉偏重于临床，中药也就丧失其灵魂的五行属性，致使按药物五行属性组方遣药的《汤液经法》遗存的《伤寒杂病论》之组方法则无从破解。而《黄帝内经》则按《神农本草经》体系以药物之五味法制方用药。同样是用中药，以神农《本草经》、伊尹《汤液经》或张仲景所知道的药理学创出来的方叫“经方”，而后以张元素“归经理论”创出来的方叫“时方”，其对每一味药的看法都是很不同。 一直以来，以东汉张仲景《伤寒论》被认为是中医临床辨证体系确立的标志，而2013年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葬里出土920余支竹简文字的破解推翻了这一认识，九部医书，其中《六十病方》等，多是讲名医扁鹊和弟子的实战案例，证明了西汉之前已经有一套成熟的治疗体系，把中医临床体系的建立至少推到周朝前。另史料记载，周朝建立后就有“医师”这个职业了，那时候的考核方法更为直接，不是考卷子，而是直接拿人来医，“十全为上，治愈率百分之百就是上医”。 一直以来，以东汉张仲景《伤寒论》被认为是中医临床辨证体系确立的标志，其实应推前到商朝元圣伊尹《汤液经》才是中医临床辨证体系确立的真正标志。1900年，甘肃省敦煌莫高窟破洞而出南朝陶弘景所撰《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是《汤液经》的节略本），保留了《汤液经法》中60首方剂，有五味五行互含变化图，记载商朝圣相伊尹撰《汤液经》，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 现在中医学流行的四部经典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扁鹊《难经》、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最关键在于疗效，《伤寒杂病论》主要来源于《汤液经法》。《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著录《汤液经法》三十二卷。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神农本草》并《汤液经法》，汉张仲景论广《汤液经法》为十数卷（《伤寒杂病论》），用之多验”。《汉书·艺文志》：“经方者，本草木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剂，通闭解结，反之于平。”这就是经方的妙处，疗效是非常明确的。 陶弘景《辅行诀》所载《汤液经》六组方剂，五味补泻体用图，约二十五味药以明五行互含之迹，以明五味变化之用，依其气味之生克制化关系而运用之，疗五脏之虚实，若影随形，立竿见影，证明西汉时期我国许多方剂已经趋于成熟。《国语·楚语》引武丁之言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是商周间已以本草治病。 陶弘景《辅行诀》：“今者约列二十五种，以明五行互含之迹，以明五味变化之用。”五行是理论，五味是应用。中医辨证之五行病证，以中药之五行药性来对证下药。《汤液经法》书的后半部分有阴旦汤、阳旦汤、青龙汤、白虎汤、朱鸟汤、玄武汤，代表“六神方”治疗外感“天行热病”。陶弘景总结诸方：“阳旦者，生阳之方，以黄芪为主；阴旦者，扶阴之方，以柴胡为主；青龙者，宣发之方，以麻黄为主；白虎者收重之方，以石膏为主；朱鸟者，清滋之方，以鸡子黄为主；玄武者，温渗之方，以附子为主。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小青龙汤“发热汗出，身有恶寒”麻黄三两、杏仁半升、桂枝三两、甘草一两半（炙），是可以平喘治疗身痛的方。麻黄汤可以治疗风热天行，即传染病，天行是传染，大家互相传染的疾病。小阳旦汤就是桂枝汤，外证得之可以解表和营卫，内证得之可以化气调阴阳，外感可用桂枝汤，中焦虚弱也可用。《汤液经法》书前半部分按照脏腑虚实归类方剂治杂病。张仲景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而以某药名之，其间增减，似乱旧经，《伤寒论》对诸方药量药味之增减，主要出自张仲景本人。 中国粤川亭梓村李植波发现《伤寒论》去掉《汤液经》的干姜、生姜方头不少，失去原创效力甚多，难怪南宋窦材母病用仲景之法不效，痛心疾首，精究《黄帝内经》，得黄帝心法，又得皇天默授，著成《扁鹊心书》以保生民仁寿之域，以救万世之夭枉。 现摘录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把商朝伊尹《汤液经》去干姜、生姜方头如下： 第一部分：五脏大小补泻方 1、辨肝脏病证治 ①小泻肝汤：枳实、芍药、生姜。在《伤寒》：去生姜，称之为枳实芍散。③小补肝汤：桂枝、干姜、五味子、大枣(一方作薯蓣)。在《伤寒》：去干姜、五味子，加茯苓、甘草，称之为苓桂枣甘汤。④大补肝汤：桂心、干姜、五味子、旋覆花、代赫石(一作牡丹皮)、竹叶、大枣(一作薯蓣)。在《伤寒》：去干姜、五味子、旋覆花、代赫石、竹叶，称之为苓桂枣甘汤。 2、辨心脏病证方 ②大泻心汤：黄连、黄芩、大黄、芍药、甘草、干姜。在《伤寒》：称之为泻心汤，去干姜称之为芍药甘草汤。④大补心汤：代赫石(一方作牡丹皮)、旋覆花、人参、甘草、干姜、竹叶、豆豉(一作山萸肉)。在《伤寒》：去干姜、竹叶、豆豉，加生姜、半夏、大枣，称之为旋覆花代赭汤。 第二部分：大小二旦六神方 13、大玄武汤：茯苓、芍药、生姜、白术、附子、人参、甘草。在《伤寒》：去甘草、生姜，称附子汤。 由此，《伤寒论》把《汤液经》去干姜、生姜方头不少，失去原创效力甚多。五脏之性，金逆则生上热，木陷则生下热，而得干姜则金降木升，上下之热俱退，以金逆而木陷者，原于中宫之湿寒。若不知温中，而但清上下，则愈清愈热非死不止！ 古人立方方证分明，交待得非常清楚，这就是辨证施治的思想。经法法系，一层是河图数术五行颠倒理论，这是理论层面。二层是方证药证分析层面，这是经法法系的特色和核心内容，是贯穿一切经方中的基本法则。 药证：腹中胀满，是因寒而胀，肠热胃寒，四逆汤主之。胃寒则呕，脾寒则痢，这是必然规律。胀而不痛，就是附子证。胀痛，就是枳实证。不能食是胃中冷，不能消谷，干姜证。欲痢不得，这是大黄证，大便难，或不爽。凡热痢而见不爽，加大黄3克，临床上不要用一两，用3克就很好了。大黄在小于3克时，不只是通利肠道，还有利小便的功效，久煎入血分并主逐血分之瘀。见戴阳证，面赤如妆时，加葱白，变成白通汤结构。下痢不止，这是黄芩芍药证。芍药可以主热痢，但不得用于寒痢。腹痛倍加芍药。脐腹冷痛，加木香。心胸中大寒痛，加川椒。证情重的，加肉桂以助附子，加良姜以助干姜（胃中寒重时），见呕重者，加半夏（生姜）。心悸，烦燥，加茯苓人参。 《汤液经法》五味五行互含变化图式 图释： 味辛皆属木，桂为之主，椒为火，姜为土，细辛为金，附子为水。 味咸皆属火，旋覆[花]为之主，大黄为木，泽泻为土，厚朴为金，硝石为水。 味甘皆属土，人参为之主，甘草为木，大枣为火，麦冬为金，茯苓为水。 味酸皆属金，五味[子]为之主，枳实为木，豉为火，芍药为土，薯蓣为水。 味苦皆属水，地黄为之主，黄芩为木，黄连为火，白术为土，竹叶为金。 此二十五味，为诸药之精，多疗诸五脏六腑内损诸病，学者当深契焉。 经云：“主于补泻者为君，数量同于君而非主故为臣，从于佐监者为佐使。” 南朝陶弘景曰：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 晋代已提出，仲景著作主要取材于《汤液经》。《汤液经》作为经方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在张仲景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仍然十分流行，它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它后来竟然在“人间蒸发”了，是有历史因缘的。所谓“论广”实际是张仲景把《汤液经》每一方证进行药名标准化，惧怕可疑避开道家！ 东汉末年，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张角发动起义，史称“黄巾军起义”。“中黄太乙”是太平道的教旨，“中黄”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中黄土”，“太乙”为“太一”或“泰一”是天帝“道”的化身。汉灵帝通过诏安，来维持政权。到了汉献帝时期，形成了袁术、袁绍、曹操、刘备、公孙瓒、孙策等割据混战局面造成国家分裂，东汉王朝被推翻，此时华佗蒙害、张仲景出书的时代背景。 华佗“出书一卷”交给狱卒“可以活人”，但卷首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一看就知是道教经典，狱卒畏法，不敢承受。 学医于张伯祖“余宗族素多”的张仲景，是张氏家族的人，是一个大家族，无论太平道、天师道还是“黑山贼”，首领都姓张，正在经受时代风潮的冲击，他亦畏惧不敢明标著作之来源，甚至打碎另取药名予蔽之，只能在序言中有曰：“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 张仲景在《汉书》是没有传记的，只在《名医录》有一个简单的传。张仲景早年中孝廉，举孝廉是东汉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张仲景是一位标准的公务员，行医反而是他的副业。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期间，处理公务闲暇时定每月初一及十五，就是在太守府堂上坐诊为百姓看病，救了许多黎民苍生性命。 古人处世哲学以小见大，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商朝名相伊尹曾言：治大国如烹小鲜。古人把预防治疗身体疾病与治理国家进行类比，读书人都有一种情怀——不为良相，即为良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