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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举始于隋朝，确立于唐代。云南的读书人，从元代开始参加全国统一的科举考试，七百年以来，自县试、院试、乡试直到会试，不知有多少云南子弟在层层考试的阶梯上艰苦奋力攀登，可是直至清末废除科举考试，仍没有一人登上科举制度的最高峰。状元的桂冠，始终与云南学子无缘。历史上，在长长的700多名状元名单中，没有云南人的名字。 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31岁登榜首
不过，令云南人聊以欣慰的是，就在科举制度寿终正寝前两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迫于变法维新的压力，举行了一次经济特科考试。经济特科虽然也属于科举的范畴，但又与传统的科举考试不同。参加考试的人，除必须具有一定的“功名”，如进士、举人外，还须有名望之士的举荐；内容上它不以四书五经为主，而是以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方策为主；形式上也摒弃了八股文、诗词骈赋；而且录取的名称也不相同，第一名就叫“一等第一名”，而不叫状元。 就在这场特殊的科举考试中，来自边疆的云南石屏人，31岁的袁嘉谷一鸣惊人，其考卷以富国图强的立论，精辟严谨论证及文采斐然、书法工雅而博得了阅卷大臣们的交口称赞，荣登榜首。虽然这第一名不按惯例钦点状元，但仍以 “大魁天下”而成为事实上的状元。对数百年来一直期盼本土能出一位状元的云南人来说，这是一个喜讯。欢喜若狂的云南士子自然将取得“一等第一名”的袁嘉谷当做状元看待，从而圆了“状元梦”。
袁嘉谷（1872-1937年），字树圃、树五、号屏山居士。袁嘉谷自幼勤奋好学、见解超群。他15岁通过童试，入县学，16岁参加了科举考试，名列院试一等，“补廪膳生员”，成为秀才。这一年，袁嘉谷的父亲病逝，守孝三年后，1891年，21岁到昆明参加乡试不中，即入昆明五华书院学习。因成绩优秀，第二年转入昆明经正书院深造。1894年，袁嘉谷再度参加乡试，名列第二，中了举人。1898年，袁嘉谷到北京参加会试，但名落孙山。次年回到昆明后不久，受聘为云南学署授读。
1901年，清政府决定设立经济特科考试，要求各部院堂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人才应试。在云贵总督魏光焘的保举下，袁嘉谷于1903年经汴京会试、北京殿试，考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继而应经济特科试，一帆风顺，登顶成功。 教科书术语沿用至今翰林院修编
袁嘉谷中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后，授职翰林院编修。第二年，奉派到日本考察政务和学务，任云南留学生监督，为期一年。归国后，他先任学部副提调、学部图书编译局局长，专管教科书的编写。在短短4年内，袁嘉谷延揽了翻译家严复、金石学家罗振玉、大学问家王国维等一批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为我国大、中、小学校编译出版了大量新式的教材与参考书。这些教材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兼收国外教材的众家之长，为新学堂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909年，编译图书局设立了一个新机构“编订名词馆”，专门负责统一规范教科书中的名词术语。袁嘉谷参与确定了许多今天仍在使用的译名。当时国内刚实行七天一周制，西方国家叫做“礼拜”，而我国采用了以“日、月、火、水、木、金、土”等，叫做“七曜日”，依次为周日至周六的名称。袁嘉谷认为颇为不便，在他主持下，将一周制定为“星期”。从此我国有了以星期为周记的名称。
在北京生活的6年里，袁嘉谷还先后兼任了国史馆协修、学部参议、候补丞参、实录馆协修官等一系列职务，他为官清廉、尽心尽职，虽然生活比较清贫，却也自得其乐。
1909年，37岁的袁嘉谷调任浙江提学使。因为他是历代浙江提学使中最年轻的一位，所以被当地人称为“小学台”。浙江本是文人学士荟萃之地，又是新思潮激荡、新学发展迅猛的地区，年轻的袁嘉谷上任伊始，就碰到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师生周树人（鲁迅）、许寿裳等反对顽固保守的校长夏震武的学潮。在这场浙江学界反封建势力的斗争中，袁嘉谷虽然受到巡抚的节制，但十分理解和支持师生们的主张，他采取两面劝说的方法，化解了僵局。浙江报刊称他“才识卓然、措置裕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1912年，袁嘉谷携家眷回到了故乡云南。先后被聘为省参议、云南盐运使、省政府顾问等职，但袁嘉谷的志趣不在为官，他自甘寂寞，埋头著述，将主要精力用于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之上。文学、书法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半生显宦无钱建房为官清廉
袁嘉谷半生显宦，名重海内，辛亥革命后归滇，并无一椽之屋，辗转租房居住。后因亲属子女就学方便移居省城，人口增多，才多方筹集，并得友人相助，于1919年在昆明翠湖北岸玉龙堆建盖了住房。1920年，新居建成，袁嘉谷已有48岁。
新居为一土木建筑结构二进式院落。里院为四合院，走马转角楼，东西各有楼梯一把，各楼串通。正房五间，中三间为三层，正屋悬匾为“卧雪堂”楹联语云：座里光前花萼瑞，堂明气象燕呢春。袁嘉谷书房在顶楼，题名为“颐寿楼”。
3年后，袁嘉谷又在楼房的东边开拓了一个小小的花园，取名“澍园”。园中堆土为山，名“金钟山”，盖一小亭，名“课经亭”，又种些花草菜蔬以赏心悦目。并以“园愈狭，心愈惬；园愈隘，身愈泰”自慰自勉。
在这里，袁嘉谷生活居住了18年，直至1937年12月23日溘然长逝，走完了他由书生到“状元”，官吏，再到学者教授的人生历程。终年66岁。
梳理4000多年云南史事著作等身
袁嘉谷一生，以“大魁天下”最富传奇色彩，也最为荣耀，但现在云南人民怀念他，主要还是因为他经历了宦海生涯之后，便把才华和智慧倾注于云南历史文化事业，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面对我国西南边疆不断遭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蚕食的现实，袁嘉谷提倡通过研究云南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云南与外国的关系来为保卫和建设边疆服务；通过云南区域文化研究来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增强人们对家乡和祖国的热爱。从而，他提出了“滇学”。他后半生对于“滇学”的大力研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400多卷著作。
其中，《滇绎》一书辑录了各类史书、文集、笔记、游记等与云南相关的材料，对云南史事多作辨析考证。20世纪30年代初，袁嘉谷应云南通志馆的聘请，写成《云南大事记》一书，全书以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重大变迁为准，记载了云南清宣统辛亥年(1911年)以前共4000多年的史事。对于建置沿革、风俗变迁的考证极为详细。逝世前夕，袁嘉谷还编成了《石屏县志》。这部县志被誉为“滇省各县志之冠”，是他留给故乡的一份珍贵礼物。
当时滇池南岸的昆阳月山，发现了一块《马哈只碑》，经袁嘉谷鉴定是明代航海家郑和为其父竖立的墓碑。《明史》记载郑和是云南人，但不知道生在云南何地，经他此番考证，世人才知道郑和的故乡在昆阳，知道昆明诞生过一个伟大的航海家。 授课不要钱的教授高校任教
自1923年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创办，袁嘉谷便被聘请任教直至逝世。开始时，他不但授课不要钱，还把自己多年来节衣缩食积攒下的1000元捐出作为办学经费。直到1931年东陆大学改为省立云南大学，他才开始领薪水。
袁嘉谷在学校所讲的课程，主要是经学和史学，还有诗学。渊博的学识使他在广大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声望，不仅文科学生爱听他的课，其他各科学生乃至许多外校学生也纷纷慕名而来。对于那些家庭贫寒，面临辍学的学生，他慷慨资助，使之完成学业。任教14年，他培养了数百名学生，不少人后来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袁嘉谷自童年就开始作诗，一生写诗800余首，算得上是云南近代史上创作丰富的诗人。袁嘉谷12岁时，便跟随三哥习字。初学欧阳询，后来学王羲之，又兼学米芾、颜真卿、褚遂良，博采众长而自成一体。他的书法笔力坚韧、气势刚健，被称为“袁家书”。每逢游览名胜古迹，他常常泼墨题字。北京、江浙、云南的许多地方，留下了他的不少手迹。昆明的翠湖、大观楼、黑龙潭、西山等地，都有他书写的匾联和石刻。
1937年12月，病榻之上的袁嘉谷还牵挂着遭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祖国的安危，他在病中起草《责倭寇》一文，声讨日寇的暴行。可惜这篇没有完成的文章成了他的绝笔。
袁嘉谷故居现为翠湖北路5号，花园已经不存，但楼房保存完好。由于他的人格、才华和对故乡文化事业卓越的贡献永远为故乡人所铭记，2003年，五华区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来源：昆明市五华区新闻宣传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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