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西征与欧洲中世纪思想史

一、蒙古西征与欧洲中世纪思想史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曾经读到过一本书，主标题是“十三世纪西方蒙古形象的来源与影响”，副标题是“［欧洲］中世纪思想史的一个尝试”。这本书于1993年出版，作者是阿克塞尔·克虏伯若格。这本书讲的是欧洲人是如何期待、理解和接受蒙古西征，或被称为“蒙古旋风”的历史事件。

作者提出对蒙古西征历史的研究应该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是研究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即蒙古西征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历史过程；而另一个层面则是研究当时欧洲人是如何期待、理解、解释，甚至是设计了蒙古西征这一历史过程，以及蒙古西征在欧洲思想史上带来过什么样的影响，这才是本书作者所要关注的重点。

与欧洲人对蒙古西征的想象和设计紧密相关的另一个在中世纪欧洲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是自12世纪开始曾经在欧洲广泛流传的一个有关约翰长老的王国的故事。这是一个纯粹由好事的基督教教士捏造出来的故事，表达的是他们希望联合来自东方的力量消灭威胁到他们的异教徒穆斯林的愿望。

这段读书过程使我开始认识到蒙元史不只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蒙元王朝曾经是一个跨越欧亚的大帝国，它连接了东西方世界，打破了原有的以欧洲或以汉文明为中心的世界格局，所以，它的历史既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可以是欧洲历史或者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蒙元史研究传统与全球史背景下的蒙元历史叙事

回顾自己此前在国内学习蒙元史的经历，不难发现我自己和国内大部分学术同行，至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显然主要是把蒙元史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部分来研究的，关注更多的是考证和研究蒙元历史上的各种具体问题和具体史实，而较少在意如何整体地来讲述蒙元史，或者说采用哪一种视角、用哪一种故事形式（叙事模式）来构建一套关于蒙元王朝的历史叙事。

可是，最近这一二十年来，世界上先后出现了众多重新讲述蒙元史的著作，它们从世界史、全球史或者欧亚史的视角出发，建立起了一套全新的关于蒙元王朝的历史叙事。在这一套新的历史叙事中，蒙古对世界的征服被当成是近代世界新秩序之建立的开始，或者说它甚至还是全球化的开始。与此同时，蒙元王朝的历史被从传统的中国古代王朝不断变换更迭这一历史框架中挪移了出来，成为一个跨越欧亚、连接东西方世界的大帝国，它的历史意义相应地得到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提升，人们普遍认为蒙元帝国的崛起整体改变了东西方世界的原有格局，为整个世界史创造了一个“蒙古时代”，这个时代不再由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世界两个互相分离的世界组成，而是合成了以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为中心的一个整体。蒙古时代对世界格局的这种改变影响巨大，一直延续到了我们今天所生存的这个当代世界。

对于这一套新的蒙元历史叙事给中国知识界带来的震撼和影响，我们或可以从日本京都大学杉山正明教授关于蒙古史、元史和中国北方民族史一系列通俗类学术著作的引进、出版，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巨大反响作为一个典型例子来说明。杉山先生应该说是最早尝试从全球史、世界史的视角出发，将蒙元王朝作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帝国而赋予其以新的历史定位和历史意义的一位著名的专业蒙元史家。他提出，出现在中华本土北方的蒙古帝国本来是一个有着军事共同体传统的游牧部落，在成功征服和统治中华大地之后，拥有了人类史上罕见的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它一方面将中华作为其统治的核心地区，另一方面利用中华本土的经济、产业和技术力量，实行对东亚、中亚和中东、欧亚地区的军事扩张，建立起了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帝国。

三、杉山正明的学术转型与蒙元史研究类型的转变

中国老一代的蒙元史学者都相信“史学就是史料学”，觉得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就是兰克所说的，“就像它实际发生的那样”来重构历史。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层次的历史研究固然十分重要，应该说它依然还是蒙元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工作，但却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内容。怎样从对历史事实的探求中同时求得历史对于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时代和文明的意义？怎样构建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表述和再现，并通过这种叙述建立起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和解释？这或许应该是历史研究的第二个重要步骤。

毋庸讳言，能够从前述历史研究的第一个步骤跳跃到第二个步骤，或者说能够同时兼擅这两个步骤的历史学家并不多见，杉山正明教授可以说是蒙元史研究领域内一个非常少见的例子。他同时重视蒙元史研究的两个不同层面，从学术生涯前期对多种语文能力之训练，到后来对蒙元历史叙事所作出的建构，他在语文学和理论两个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并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杉山先生在学术取向上的这种巨大变化，很可能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即他对我们以前信奉的学术理念——即研究历史就是要把历史像它过去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呈现出来——也产生了动摇。历史研究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种再现和构建，它必须要建立在一种叙述和解释的框架和范式之上，每一段历史必须借助这些框架和范式才能被讲述、重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讲，后现代史学对杉山先生或许曾经有过一定的影响，促使他实践了这种学术研究方向上的跳跃。

四、历史叙事范式的转变与蒙元史研究

多年前，我曾经读到过美国芝加哥大学宗教史教授克里斯蒂安·K.魏德迈先生一篇讨论密乘佛教历史书写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我们长期在使用的一种历史叙事模式是黑格尔最早提出的所谓“有机的历史发展模式”，即认为任何一部历史都像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必然经历出生、成长、鼎盛到衰落、灭亡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

这种有机发展的历史叙事模式对当代历史书写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在蒙元史研究中找到一个非常有典型意义的例子，它就是迄今为止中国古代历史书写传统中对藏传佛教于元朝蒙古宫廷传播历史的叙述。

显然，当我们表述和再现蒙元史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地受到各种历史叙事模式／范式的影响和限制，而当我们面对来自日本和西方的“大元史”历史叙事的冲击和影响时，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选择怎样的一种历史叙事框架来叙述蒙元王朝的历史，或者说我们应该从哪个视角、哪个立场出发来叙述和理解这个由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的历史以及它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不难发现，杉山率先提出的对蒙元史的新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把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从传统的“中国古代王朝历史”的叙事框架中分离出来，转而把它放入全球史、欧亚史的叙事框架中来叙述，形成一种可称为“大元史”的叙事模式。应该强调的是，历史研究虽然需要，也难以摆脱今人的视角和关心，但它绝不能完全被今人的立场和观念所左右和支配，我们依然必须把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放回到它们原来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语境中去观察、分析和解释，而不能严格按照当下人们的政治、思想和利益的趋向和关注，把它们统统写成一部当代史，否则，历史学将失去其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而存在的基础和必要。

五、当代蒙古历史叙事之批评

历史研究的进步与历史叙事的建构二者并不是同一回事，一种历史叙事或者话语的建构经常不是由优秀的历史学家来完成的。于今日之世界，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叙述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人类学学者杰克·魏泽福先生，他的《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自2004年初版以来，在世界各地持续畅销。可是，令人十分吃惊的是，这位魏泽福先生根本就不是一位专业的蒙古史学家，他甚至根本就不是一位历史学家。

2004年的某一天，我在美国第一次看到了魏泽福的这部新作《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从那以后，我不止一次地开始阅读他的这部著作，但迄今为止一直未能平心静气地把它读完，心里似乎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我认识那么多的蒙古史学家，可为什么偏偏是这位本来与蒙古史完全不搭界的人类学家魏泽福先生却写出了这部目前世界上最畅销、最有影响力的蒙古历史著作呢？但我不得不说的是，与其说《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倒不如说它是专门为当代人量身打造的一部现代蒙古史诗。

魏泽福先生的成功让我不得不承认，对于蒙元史的研究和历史叙事的建构而言，它不只是要求历史学家必须要具备“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莫写一字空”的语文学家精神，而且还需要他们具备更宽广的视角和维度；历史研究除了要从其原初的历史语境中来揭示其历史的真实，也还要重视长期以来人们对你所研究的这段历史之接受和设计的传统的历史，还必须从当下的视角和关心出发来考察其历史定位和其于现实世界的意义。总而言之，如果人们能够调整一下视角、变换一种研究方法，那么，即使不是训练有素的专业的蒙元历史学家，或许也能够写出一部给我们这些专业的蒙元史学家以新知和启发的优秀历史作品。作为蒙元史学者我们不能只研究蒙元王朝的历史而不关注蒙元历史叙事的建构，因为历史研究的目的不只是要揭露历史的真实，而且还要诠释历史的意义。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孙龙/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