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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苏则 （原创） “富国强兵”的梦想和“积贫积弱”的现实 我们先前介绍了从战国到秦汉期间，儒法思想交锋的部分历史（参见：法家、桑弘羊）。这段历史最终的结果是：主张君主专制的法家压倒了主张西周封建制度的儒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经过从商鞅到桑弘羊的一系列努力，都被集中到了专制帝王的手里。当然了，儒家确实保留了一个“独尊”的虚名，但它被限制在了教育和文化的领域，变成了专制君主的傀儡和工具。此后，古代中国的现实政治始终是法家帝王术的天下。 这一点，有些熟读中国历史的人物看得非常清楚。有几句诗讲：“祖龙（秦始皇）魂死业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说的就是这个现象：秦始皇虽然死了，但他的政策和法度被继承下来。儒家是讲克己复礼，主张回到西周的封建制度的。但从秦汉到明清，中国一贯奉行的，都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这和早期儒家的政治纲领完全相反，这也就是所谓的“阳儒阴法”。在这种情况下，宣扬孔子的教化，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称中国是个“以儒治国”的国家，是非常可笑的。打个比方，我们评价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总不是看他嘴里说什么，而是看他是怎么做的。如果他嘴上仁义道德、无比伟大正确，实际上却无恶不作，那么这个人就是个恶棍，而和他嘴里的“仁义道德”没什么关系。 但从历史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赞美法家，反对儒家。他们赞美法家的理由主要是两种，第一种就是“百代都行秦政法”这类说法，也就是民间所谓的“存在即合理”：法家政治都在中国实行了这么多年了，可见它确实很了不起。但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站不住的。譬如举个反例说，猴子的历史就比人类长的多，那么照“百代都行秦政法”的逻辑来看，“千代都行猴政法”，那人类就应该保留猴子的制度和文化了。 在中国，黑格尔的“Was vernü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 das ist vernünftig”也许是最常被人误读的名言。一些人甚至用这个句子为生活中的丑恶之物辩护。然而，“存在即合理”的“合理”，只是合于事理规律（rational），而并非价值判断（right）。 除了“存在即合理”，另外一个人们赞美法家的理由可能还更流行一些。这个理由，也常常出现历史上真实的儒法争论中——“咱们法家能富国强兵呀！你们其他的诸子百家行么？” 举几个例子。《商君书》的第一篇《更法》中，法家的商鞅和传统派的几个秦国大夫展开了争论。商鞅最根本的论点就是：“只要可以强国利民，不遵循传统和周礼，也没什么关系。”而韩非子反对儒家道德，鼓吹变法的理由，则是“搞儒家的那套仁义，没有好处，搞我法家的这一套，富国强兵，好处很大。”至于在《盐铁论》中的儒法争论里，法家代表说得更加直白：“我们搞的都是有利国家的大事，你们这些儒生也就嘴上功夫了得，实际治国不行，你们自己都吃不饱饭了，就别掺和了。” 总结一下上述法家鼓吹者的意思，其实就是：我偏不和你们讲仁义道德，我就只看富国强兵的效果。论富国强兵的实际效果，我就是比你强。 法家素来以毫无下限的狭隘功利主义著称。《商君书·去强》洋洋得意地宣称，“只要敢干别人耻于去干的事情，就能得到好处。”（兵行敌所不敢行，强；事兴敌所羞为，利。《弱民》篇有类似表述）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种理由从格调上讲，无疑是非常卑下的。但如果只从那些不讲格调的角度来说，这理由似乎也还有点道理：秦国用商鞅变法，最终吞并和毁灭了东方六国，一统天下。秦国对抗匈奴，一度也颇有战绩，在历史上留下了“秦兵强”的记录。汉武帝利用桑弘羊和法家酷吏，从民间榨取了海量的血汗财富，终于攒够了击溃匈奴的钱和兵马，“大国崛起”了。法家似乎都让这些国家富强了，不是吗？ 但仔细想想，问题也随着之而来了：既然古代中国“百代都行秦政法”，法家秦政又这么善于“富国强兵”，那为什么到了近代，中国却成了一副老朽衰落的模样，难以和西方列强竞争，甚至连和一同起跑的蕞尔小国日本竞争，都曾落过下风？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法家“富国强兵”的逻辑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他们追求富国强兵的理想，最后却留下了一个贫弱的中国。 法家的“强兵”：“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内在矛盾 法家思想家的如意算盘打的很精明：如果民众只是为了私人理由战斗，那么君主无从得到好处，并且，这些敢于私斗的民众，也会造成君主绝对统治上的麻烦。但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逻辑问题：如果民众不敢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那他们又凭什么敢于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战斗？ 我们不妨来看看法家强兵的理论基础。翻检《商君书》和《韩非子》，我们容易发现，原来法家思想家们高估了刑罚和奖赏的力量。 《商君书》说：“对懦弱的民众使用刑罚，他们一定会变得勇敢；对勇敢的民众使用奖励，他们一定会愿意赴死”，“我命令：百姓不去作战，就不能避免刑罚。这样，国内的人民就不会不致力于战斗了，这样就能成就霸业”。法家将人民视作牲畜，因此它的强兵理论，完全建立在了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上面。 但问题恰恰在于：参战赴死是少数绝不可能用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驱动的事情。参战赴死造成人类在种内斗争中死亡，其本质是反生物性的。对于普通生物而言，不会有比自己的生存更大的奖励，也不会有比自己的死亡更大的刑罚了。如果只是为了奖励和惩罚，为什么还要冒着失去生命的风险去战斗？他们为什么不去逃亡，为什么不在阵前投降？ 让人愿意牺牲生命的战斗意志，必然高于纯粹的动物本能。这一点，韩非看得非常明白，他非常清晰地发现了动物所没有的封建道德和人类的尚武精神之间的关系。《韩非子·五蠹》指出：为了保护家人和朋友而挺身战斗，这在本质上就是孔子和子路倡导的忠诚和正直。但是，想要强国强兵的韩非，却又不得不反对这种封建道德——原因很简单，韩非指出：这种封建道德同样鼓励私斗，也会鼓励民众违背君主和官吏的命令，最终动摇专制君主的统治基础。 春秋时代的武士战斗，是为了封建道德和荣誉，他们是敢于私斗，自然也敢于公战的。所以雷海宗先生指出，他们“仍为传统封建贵族的侠义精神所支配。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贵族，男子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为乐趣。不能当兵是莫大的羞耻。我们看《左传》《国语》中的人物由上到下没有一个不上阵的，没有一个不能上阵的，没有一个不乐意上阵的。国君往往亲自出战，所以晋惠公才遇到被虏的厄难。国君的弟兄子侄也都习武，并且从极幼小时就练习。如晋悼公弟扬干最多不过十五六岁就入伍；因为年纪太小，以致扰乱行伍。连天子之尊也亲自出征，甚至在阵上受伤。如周桓王亲率诸侯伐郑，当场中箭。此外，春秋各国上由首相，下至一般士族子弟，都踊跃入伍。当兵不是下贱的事，乃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荣誉职务。” 东周武士复原图。从封建武士到帝国顺民或游民匪徒，是文明的严重退化。有人认为，中国历史上汉族对游牧民族的弱势，是文明战斗力不敌野蛮的一个例子。然而，追求荣誉的武士和苟延生命的顺民，究竟哪一个是文明，哪一个是野蛮，还难说得很。 到秦汉之际，出于君主专制的需要，法家思想家必须毁灭封建道德和贵族武士。然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封建道德和贵族武士毁灭之后，民众的尚武精神也将随之而去。这一点，在封建武士仍然为数众多的战国和秦汉问题不大。但只要法家的治国术继续执行下去，民众间趋利避害的动物思维就会最终压倒道德气节，民众厌恶参军的趋势也将无法挽回。在中国帝王专制时代，士兵长期是地位卑下的职业，是底层民众无可奈何的选择。所谓“好男不当兵”，他们参军，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因此让他们欺凌平民容易，遇到真正的敌人，就往往溃不成军。 当然，在道德气节之外，还有一种力量也可能驱使人们舍生忘死。那就是孤注一掷的罪犯心态。事实上，在离封建时代还不远的秦皇汉武时代，到他们统治的后期，能够征发的兵源就已经远远不够，竟不得不用死刑犯填充。囚徒和土匪组成了中国古代军队的重要部分。这一批人确实可以非常勇敢，但他们的勇敢不建立在道德节操上，而是建立在对人性和生命的漠视之上。“兵匪一家”、“兵匪不分”、“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他们的存在只是给中国古代民众增添了更多的痛苦。 “无论是由匪入兵，还是由兵入匪，都要较其他职业容易得多。因为兵和匪职业身份虽变，工作内容相同，都是杀人放火抢劫的事，只不过对象不同罢了。”（廖保平《为何说“兵匪一家”》） 另一方面，专制帝王本着让民众“怯于私斗”的法家思想，长期压制民众自卫的能力。秦始皇平定六国后，曾下令收缴天下所有兵器，将它们销毁熔铸为十二巨型铜人，摆在咸阳的宫殿之外，“以弱天下之民”；汉代皇帝则以杀戮民间游侠著称。这些侠客“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有一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是春秋战国封建武士的精神遗存。 太史公司马迁敏锐地发现了朱家、郭解这批汉代游侠身上的封建贵族气质，将他们视作著名的战国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的低配版加以肯定，但这些游侠也因此遭受了皇权的彻底打击，郭解全家遭到诛杀，济南、陈地的豪杰，也在汉景帝时期被全部处死。 然而，民间组织和自卫能力的消亡，自然意味着对外战斗力的消散。鲁迅讽刺说，中国人被称为“一盘散沙”，其实这正是帝王治理的成绩。中国古代的民众没有气节和力量反抗皇权，自然无法反抗击败了皇帝的外敌。而那些片面要求这些平民捐躯和牺牲的人，简直就像要求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起来捕捉强盗一样可笑（《南腔北调集·沙》）。 总而言之，法家的强兵逻辑是要让民众“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面对君主的奴役无比顺从，毫无反抗能力、却要对外敌呈现出绝对的勇武。打一个简单的比方，这就像是一面按紧了自行车的刹车，一面却大声疾呼、拼命踩踏板要求自行车前进那样可笑。长期来看，这是无法实现的。法家的强兵政策，最后毁灭了古代中国的勇武精神。
法家的“富国”：杀鸡取卵的暂时富强 我们再来看看法家的富国术。 在具体操作上面，法家代表人物们的主张有一些区别。战国时代的商鞅只主张通过发展农业富国，而汉武时代的桑弘羊则主张国家也通过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致富。我们暂且不谈这些具体技术上的区别，因为他们的核心理念还是一致的。这个理念，就是“国富而贫治”。 所谓的“国富而贫治”，就是说，要让国家富有，但要以贫治国，让民众和社会贫穷。这个理念较早出现在《商君书》的《去强》篇。“以贫治国”，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可笑。但我们只要看看“去强”这个题目，就可以知道商鞅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了。法家一贯主张，君主和民众的利益关系是完全对立的：“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众富足了，就会变得强大，强大了，就要阻碍君主的统治。为此，商鞅一方面要求民众拼命劳作，一方面却要求民众“家不积粟”，没有私产、不做私人储蓄，统统上交国库。 商鞅只讲农业，汉武帝时期的财政总管桑弘羊也讲工商业，但桑弘羊实际上也是“国富而贫治”的奉行者。他的盐铁国家垄断计划，只是为了让国库有更多的积蓄，可以支付更多的军费而已。对于民众，桑弘羊始终认为，不能让他们从自然资源中获益，理由也和商鞅一模一样：富裕强大的民众阻碍了君主的专制。商人出身、主张发展工商业的桑弘羊对富人的偏见和仇视，是非常让人吃惊的。他指责说：民众有钱了，就会奢侈，一奢侈，就会闹各种乱子。所谓的闹乱子，自然是就影响君主统治地位而言的。 在经济思想上，法家和儒家最大的差异是：儒家鼓励民众的富有（“富民易与适礼”），以“富国强兵”自我吹嘘的法家却无比畏惧民众的富足（“富则骄奢……起而为非”）。见《盐铁论·授时》 类似法家的强兵术，法家的富国术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让君主和国家富足，另一部分则是让民众和社会贫穷。“国富而贫治”，正对应了这两个方面。同样也类似法家的强兵术，法家的富国术还是存在着内在逻辑的矛盾：既然民众劳作只不过让国家富足，自己还是那么贫穷，那民众凭什么努力劳作？ 关于这个问题，商鞅给统治者们提出过一个具体的实操办法，这就是让“贫者富，富者贫”。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拗口。但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非常清晰：先让贫穷的民众有钱起来，有钱起来后再让他们变得贫穷。换句话说，就是把猪养肥了再宰。商鞅认为，只要治国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变得强大。从统治者的角度，这看上去当然是一条妙计。事实上，一些专制帝王正是这么做的：汉武帝在统治期间多次颁布征收富人财产的法令。这些法令之所以能得到执行，就是因为利用了一些贫民的告发。汉武帝的法令规定，告发隐瞒财产的人，可以分取罚款的一半。再没有比这更标准的“贫者富，富者贫”的实际操作了。 问题在于，法家的这种富国术和它的强兵术一样，只是杀鸡取卵、短期有效的策略。桑弘羊他们得意地炫耀着国库和皇家收获的丰富财宝，却不知道这只是一锤子买卖。“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国富而贫治”本质上是对私人财产的破坏，无论你给了贫民多少的好处，得到了他们多大的拥护，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而一旦你开了破坏私人财产的先例，同样的恐惧也会降临在其他民众身上。在“贫者富，富者贫”的时代里，既然变富会被人瓜分财产，那么还不如做个一个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穷人——作为穷人，反倒还可以瓜分富人的财富。私权破坏，社会的生产和创新从此停滞。杀鸡取卵，最后将无卵可取。古代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停滞，和私权观念没有能够及时确立关系很大。 法家式的富强兴奋剂 前面我们梳理了法家政治“富国强兵”的逻辑。总结一下：法家的富强策略，实际上就是把人民改造退化为君主的奴才和牲畜，并对他们的武力和财力加以收割。在较短的时间周期里，法家政治家可以汲取封建时代没有完全消泯的尚武精神和民间力量，营造出富国强兵的一时假象。 然而，法家富强理论的内在逻辑矛盾已经注定它的最终失败。贫治和富国不可能同时成立，民众的怯于私斗和勇于公战，也不可能同时成立。法家一面期望强国，一面期望弱民，这是无解的难题。奴才和牲畜不可能比公民更强大，也不可能比公民更富有，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富强国家的长远基石。在长远角度上，道德和功利终究不是相背的。这就是推崇富国强兵的法家，却造就了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的原因。 因此，法家政治在历史实践中呈现出了类似某些强力兴奋剂的效果：对身体短期能够起效、长期却有损伤。一些人艳羡于秦皇汉武的帝王功业，却忽视了他们造成的长远危害。在秦始皇时代，秦兵的战斗力远胜楚国军队。但到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从关中带来的秦地军队在江东子弟面前，就已经退化到不堪一击的程度。汉武击败匈奴的代价，则是国内户口减半、商人和中产阶级几乎完全破产，西汉的商业和手工业失去了明天。 不但如此，华夏的军事力量，自秦汉之后，就逐渐显示出了严重的下滑。自两晋到晚清，中国在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基本呈弱势和守势地位，饱受靖康之耻这样的亡国屈辱。也许有人会说：没有关系，在汉朝之后，我们至少还有大唐盛世嘛！其实，他们多少是被汉字史料欺骗了。近现代自陈寅恪以来，众多学者已经有了严密的考证：李唐王朝的皇帝虽说姓李，其实却起源于北朝关陇贵族集团，有着深厚的胡族血统背景。他们得以起家，凭借的是北朝武士和突厥胡骑的支持。许多唐朝重要将领，如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虽然他们的“姓”是安和史这样的汉姓，其实却分别是契丹人和突厥人。而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也是借助异族回纥的兵力。在秦皇汉武得意一时之后，汉族的尚武精神也在法家的奴化政治中逐渐衰微下去了。从某种意义上，秦汉对匈奴的战争，最终是以汉族基本失去战斗精神而失败告终的。 唐太宗李世民有四分之三的。关于异族背景很强的李唐王朝的成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以为：“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中原文化之所以“颓废”，正是拜法家所赐。 其实，关于法家思想的兴奋剂特性，还是法家人物自己说得最明白不过。据《史记》记载，商鞅最初游说秦孝公，前两次宣传的其实是“帝道”、“王道”之类的长远宏图，结果秦孝公听得打起了瞌睡。商鞅无功而返，被引荐他的人数落了一通。但到第三次，商鞅搬出短期称霸的“霸道”，秦孝公就觉得很对胃口了。之后的几次接见，秦孝公更是对“霸道”入了迷，听得膝盖往前挪动了许多都还没有发觉。引荐商鞅的人很是高兴，问他使了什么法术让君主如此动心。商鞅说，我本来想劝君主仿效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结果他说他等不了那么久。那么我就只好讲讲短期称霸的政治了。他虽然很开心地接受了我的主张，但这么做，政治德性也就比不上商周时代了。
《史记·商君列传》：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於殷周矣。”  容易看出，先秦法家那批思想家中，有些人可能还是很清楚，他们那套政治思想其实就是短期有效的兴奋剂：它可以使得封建国家迅速转型为专制帝国，在短期内大大增强国力，但这么做会损伤社会和国家的五脏六腑。这让专制帝国在长远意义上，无论是从经济实力的角度，还是军事实力的角度，都没有办法和其他国家相比。 但是，还有很多自以为聪明的人，用“富国强兵”之类的陈腔滥调，来为法家的学说和它造成的破坏辩护。可以说，这些人的思想水平，比两千年前的商鞅还要退化了。然而，这种思想的退化，也许也和经济或者军事的退化一样，正是法家愚民弱民的结果。从《三国演义》到《大秦帝国》，许多民众眼中“智者”、“英雄”的代名词，还是那些急功近利的权谋之士和好大喜功的专制帝王，而不是为民族铢积寸累道德风骨和民间元气的有识之士。这是很可悲哀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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