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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
早在战国时期，法家就提出了“法治”的口号，他们主张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制定为“法”，以“法”作为治国和统一天下的主要方法，即所谓“以法治国”、“垂法而治”或“缘法而治” 。当然，当时“法家”所言“法治”与我们今天所言“法治”并非同概念，对于其中的专制、极权、权术等负面的东西，要认清和抛弃，但先秦法家思想绝对是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百家争鸣时期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提出了大量放到今天仍不过时的先进思想和理论（相反儒家的很多东西，今天一些还算是比较理性的支持儒学的人经常在说，不要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古人），比如 “法随时变”、“事皆决于法”、“立法为公” 、“法治胜于任贤任智”、“抱法处世则治”、“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君道无为”、“大君任法而弗躬”、“人治是最大的私”、“仁义不足以治天下”、“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任而国治”、“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贵匹夫”等等，这些思想放到今天，仍然一点不过时，甚至还远未被今天的多数国人所理解。 一、商鞅的“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的思想。商鞅不同意儒家的“仁者爱人”之说，提出了“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的主张，他认为，法的作用大于仁义德化，是君主治国的关键所在。他说，仁人能够对人仁慈，却不能使人们都仁慈；义士能够爱人，却不能使人们都相爱。所以“仁义不足以治下下”，治天下只能靠法：“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同时提出，从仁义与法的关系来看，有了仁义并不能使人们都仁义，都守法令；但有了法却可能使人们即守法令，又仁义（注：可见法家并不反对仁义，只是认为空谈仁义而不讲法律是没用的）。商鞅认为儒家讲求的“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等，只不过是确立了“法度”之后的必然结果。所以他认为，能够破除战胜私党与奸巧，制裁、取消私议，一切按照法令办事，就能形成对亲近的人不徇私，对所憎恶的人不加害，人们互相监督、共同打击恶人的“大治”景象，即“法任而国治”。（注：全球各法治国家引入东方商鞅这一套思想后，无不用实践证明了商鞅这一思想的先进性、超前性、正确性） 二、韩非的“抱法处世则治”思想。韩非从法与势结合的角度来论势。一方面，他认为“势治”是“法治”的前提和依靠：“君执柄处势，故令行禁止”，只有将“法”与权力结合起来才能作到令行禁止。可见“法”离不开“势”。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势”离不开“法”，“势治”离开了“法”便成了依靠“贤者”的“人治”。但贤者“千世而一出”，更不用说“人亡政息”了，现实中的大多数君主并非“贤者”，而是“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的“中人之资”。如果实行“人治”，这些“中主”便无法治理天下：反之，如果实行“法治”，“中主”们只要“抱法处势”就行了）。 三、韩非强调“法不阿贵”思想。韩非强调“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贵匹夫”、“不避尊贵、不就卑贱”（《韩非子·备内》），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早提出了“法不阿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表现了法家执法的坚决和在适用法律上的平等要求。 四、慎到的“立法为公”的思想。“立法为公”这句话，今天的人都很熟悉，但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先秦法家慎到最早提出来的，在法家之前，“公”一般指正直或者公有，“私”一般指利己或者私有，多是在道德的意义上或者财产占有的意义上使用的。（注：比如儒生们常常引以为荣的，孔子最早说到过的“天下为公”一词）及至法家，才使公、私成为专门的政治和法律术语，用来表示国家与个人的区别。这一系统的观点正是慎到提出的。他把国家利益称之为“公”，而将包括君主与各级官吏在内的个人利益称之为“私”。“公”是所有的人都应该遵守和维护的准则，表现为法，所以又称为“公法”；“私”是违背这种共同准则的行为，表现为对法令的破坏，即“行私”。首先，慎到认为法是“至公”的准则。“ 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慎子·佚文》），把“法”看作为规范一切人的行为的最公平的制度。与其他法家一样，他也用度量衡来说明“法”的客观性和公平性，指出：“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慎子·佚文》）只要掌握了“法度”这个公正的准则，就不必依赖或者等待“禹”那样的圣贤，就是一般的“中人”（注：水平一般的人）也能治理好国家。因此“法”理应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成为衡量是非功过的唯一标准。他进而指出，与贵族、官吏、贤能等相比，“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智者”再聪明，也不能离开“法”出谋划策；“辩者”再善辩（注：百家之一的名家，以善辩闻名于世），也不能超越“法”危言耸听；“士”再有名望，也不能取得“法”外的功名；臣吏再勤劳，也不能得到“法”外的赏赐。正因为如此，《庄子·天下篇》将慎到的主张概括为：“公而不当（党），易（平）而无私。”其次，慎到指出，“法”的最大作用和目的就在于“立公弃私”，从而把公与私、国与家、法令与个人爱好明确区分开来。他说“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而弃私也。”认为“公”与“私”是直接对立的两个方面，要“立公”就必须“弃私”，而存“私”则必然害“公”。因此代表“公”的法与表现个人行为的“私”也是直接对立的，“法”的功能在于禁止“行私”；“法之功莫大于使私不行”，“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由此可见，慎到说的“公”，即不是“共同占有”也不是“舍己为人”，而是人们共同遵循的原则或规范。慎到说的“私”，即非“私有”，亦非“自私”，而是违背破坏法令的行为。在这里，“公”与“私”己经是一种政治概念、法律概念。从这一认识出发，慎到强调，对于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统治者来说，都有一个“立公”还是“行私”的原则问题。一方面，“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威德》，注：此话的境界比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不知高了多少倍），这里“为天下”、“为国”就是“立公”；“为天子”、“为君”便属于“行私”。君主应该“立公弃私”，即抛弃个人利益，为天下、为国家效劳。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创举。 五、慎到的“君道无为”思想。慎到主张“君道无为”，反对“身治”，慎到主张尊君集权，但并不赞成“专制”，他始终坚持“权重位尊”的君主必须按照“立公义”的法令行事。“不得背法而专制”。他所反对的“专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行私”、“任智”，即依靠个人的喜好或聪明才智治理国家（而不懂得依靠法律），其结果是有法而“其乱甚于无法”，有君则“其乱甚于无君”。二是指“身治”，即事必亲躬，什么都自己说了算。他说：“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治国和行法“从君心出”，一则造成“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的现象，既满足不了“受赏者”的贪欲，也制止不了“受罚者”的侥幸之心。二则因为君主未必在智能、贤德方面高于臣吏，在臣吏人多智广的情况下，如果“国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实行“身治”，那么必然应接不暇，力所不及，怎么能“以一人之识识天下”）。 以上这些思想和理论对法治作用的认识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是先秦法家思想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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