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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曾在青岛市的几所高校和机关举办十几场讲座，内容涉及到对职务犯罪的分析和西方哲学史方论等问题，尤其是后一个方面引起一些老师的关注，有一些老师就公共课程设置、教授方式和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等多方面交谈了一些意见，我同时也阅读了这些老师们写的一些文章，形成以下几点粗略或者说浅薄的印象： 第一，大部分文章在开始部分设置一个“大前提”：就是以“xxxxxxx这一串理论为指导，按照什么要求或指示，对什么什么进行调查或分析，最后提出建设性意见。 我以为，如果是搞理论探讨这一类前提是不需要的，因为研究探索本身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前提，而是以后做出的结论--即---通过分析研究发现或者创新了什么。任何分析研究一般是在排除一些遮蔽、假象后对真实的追求，从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首先不是好与坏、善与恶，而是对象的真与假，真伪判断与善恶判断分属两个不同领域，如果在研究以前就设立一个不能反思、不能质疑的大前提，那你的研究分析还能有什么价值？如果只是为了证明某种意识形态的正确；阅读方报纸社论或者“深刻理解”“指示精神”也就足够了，用不着充分论证它的必要或不必要。这种根深蒂固的为权威话语作注解的学术传统可能来自于祖国传统文化对儒学阐释的“我注六经”，这就谈不少有什么文化创造，只能跟在古人的后面亦步亦趋。过去和现在中国文化缺少的是近代主体哲学的“普遍怀疑”和当代西方哲学现象学“本质还原”的科学精神。既然在文章开始就设置了这么一个“大前提”，剩下的就是为这个“大前提”寻找论据和作出论证，那么这样的学术价值在哪里？它的科学性又在哪里？ 第二，这类文章的第一部分往往是对情况的描述，对细节的刻画，也就是文章的“论据”部分。这些论据看上去很多，但是简单归类也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大量的数据、规模与数据关系的比率、规模程度的比较，还有一些通过访谈、对话中对现象的描述等等。看上去一切都似乎很真实，因为无论是数量关系还是对具体现象的描述都是来自于生活的世界发生过的真实，既然是真实的，那么人们也就不能怀疑了。但是这里却有几个很大的缺陷： 1、事物、现象“在场”的局限性。不错，如果我们围绕着所要论证的题目搜集很多的“第一手资料”，那么这些一手资料大部分是来自社会中所“显现”的具体事物和现象。但是任何事物、现象都是“在场”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仓库的喝水的杯子，数量很多，但是相对于那些“不在场”的杯子也就是九牛一毛：那些肉眼看不到、听不到的杯子该有多少呢？恐怕是个天文数字吧？所以，胡塞尔说：某个“在场”事物的背后都有一个“暗含的大视野”，“不在场”、也就是那些肉眼看不到的、耳朵听不到的，比“在场”要所得多，同时，对同一类事物的评价，“在场”也好、“不在场”也好，都是不同的，由赞扬肯定、也有贬低否定，科学研究就是把不同的态度全部收集起来，进行全面分析，而不是为了证明政治领袖的某一个观点或者某一句话正确，就按照政治需要“择优而取”，如果这样做又怎能推动科学决策呢？ 2、归纳逻辑的局限性。听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说出的一类情况，比如“大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衷心拥护”，这是就是对某种社会政治现象的描述，其中的“大家”是个“类集合”概念，但又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到底有多少数量？只有一个没有“数”的“量”，我们可以把两个人以上的“量”就称为“大家”，那么，不拥护的又有多少？没有人去统计吧？正确而科学的描述一类客观情况，必须是全面的，如果把部分甚至是少部分的同类现象作为反映事物的整体加以规定，那么，他们的真实性又有多少呢？好像是列宁说过：没有比从丰富的材料中抽出一两件作为证明更为荒唐的事了。这种把以偏概全的采摘作为整体结论，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不正确的、甚至是荒唐的。但是这却是现今一些理论文章通用的方式，如果这些文章的某些观点或者某些结论作为决策依据，是不是很危险？ 这类收集论据的方法来源于传统的归纳逻辑，就是对一类事物相同或者相似的属性通过归纳上升为一个结论，比如我们可以从苹果、葡萄、桔子、西瓜等这些具有相同属性的东西中归纳出“水果”的概念，从肯定、赞扬、歌颂、同意中归纳出“拥护”的概念。但是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归纳永远是不完全的归纳，我们不可能穷尽某一类事物的“外延”，也许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原来的一些食品会加入水果的行列；随着政治、伦理观的改变，对同一类政治问题的主张的拥护和反对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即使在当下，并非都是拥护的，还有反对的态度、中立的态度，而不能轻易地说“大家纷纷拥护”。 3、对情况的描述有着不同的方式，一种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预设一个具有价值意义的“大前提”，接下来就根据这个前提中的预设目标寻找理论上的根据，把一些本来“原汁原味”添加一些调料：比如在收集论据材料过程，就被夫家上一些感情、价值色彩，有的文章通常把一些“单纯”意义的材料加上一些“工作作风”、“深厚感情”的色彩，那么它的客观、真实性就被削弱了。一些“生活水平提高”之类的论据应该是被研究分析的对象，但是还在没有研究分析之前，就添加了“科学决策”、“一线指挥”等赞扬话语，把严肃科学的分析研究变成了歌功颂德。这些是科学研究的大忌。 当然，有少数理论文章是客观、冷静、中立的态度，这是很值得赞赏的。研究分析问题就是要把先前在研究对象上面形成的一些“前见”、观点意见统统“还原”掉，不作为立论的基础。胡塞尔说，当我们要研究“桌子”时，你就不能把眼前这个四条腿、一个面的物体肯定为桌子？为什么，你还没有研究分析眼前这个物体，你怎么就事先知道了他是桌子，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你还研究分析它干什么？研究桌子，就是下一步确定他是否是张桌子，而不是先规定一张桌子，然后再研究它。但是，我阅读过一多大学教师的论文，大部分是先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或者政治领袖们的教导，确定了对研究对象的“指称”后，再收集证明是这张类似对“桌子”指称的材料，再按照“八股文”式的起承转合，最后证明了政治领袖的高瞻远瞩，无比正确。当前，这类学术论文很多，不光发生在大学里，也有研究所的、党政机关的，这些中的大部分是文字垃圾，没有多少学术价值。 第三，以纵向的论证过程钩沉事物的本质或规律 这类理论文章通常把叙述或描述通过一定格式列罗后，通过一个或者数个观点的引领，展开论证过程。所谓论证无非就是把以上列罗的数据、事例与观点、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交织缠绕状态，以思维判断为工具，进行肯定或否定式的摆事实、讲道理的一个过程。其思维方式还是归纳逻辑，也就是从具体的、特殊的、殊相的等等上升为一个共性的、普遍的、共相的概念。比如，现在有不少理论文章论证“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过程和结论，那么就先寻找出“生活水平”中的一些“质料”，物质性的就是家用电器数量、家庭小汽车的数量、住房面积的多少，当然还有服装、饮食等方面的变化，这些是“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硬指标；接着就是“精神文化生活设施”的建设，影剧院、养老机构、娱乐健身场所等等。这两项具备后，在计算出“生活幸福之术”。当然这一部分还是论据功能，它们必须与观点结合起来才发生作用。这些观点不是研究得出的，而是早已预设好的，就是按照文件、报纸和其他权威政治文本早已定论的说法，并且与过去比对改革开放前的一些同类数字、具体情况进行比对得出一个与官方完全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结论。论证的方式就不限于归纳推理了还有演绎方面的、类比方面的，看上去总有些学术价值。如果是把这些事实的数量、质量、规模不是虚假的或者片面的话，还是具备相当价值的。但是，具有价值的东西未必就能够做出有价值的结论。文章的再往下，就开始了寻找事物本质或者规律的过程，当然寻找的具体路径可能不一样，有的是归纳思路，有的是演绎思路，有的是类比思路，但是总体思路目标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后，寻找到事物最后的本质。 还是以上面提到的那个“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为例，从家电、汽车、影剧院、住宅等这些具体物象起步，得出“生活水平提高”的结论，这是从具体向抽象上升的第一步；接着分析研究“生活水平提高”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素；这就把“生活水平提高”第一层级的理性，经过抽象后形成“生产力”这个第二层级抽象；再接着，通过对“生产力”这个概念的历史回溯，找到这个概念是谁最先发明的，由经过那几个主要的发展阶段被不断丰富和运用的，那么就从古代到近代、近代到现当代的一个过程，并证明这个概念是无比正确的。这是对原型概念的第三级抽象；接下来根据上级的要求，那么，这个“生产力决定作用”的理论就是权威肯定过的，于是事实和逻辑证明都是很正确的，这是第四级逻辑抽象。 理论、精神、意识等等成为决定实践的主导力量，这很像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里讲的那个“绝对精神”旅行的过程：就是在今天看来，黑格尔说的这个“绝对精神”仍然感到很奇妙，他先天的就是存在在宇宙一个说不清的地方，是在月亮上、太阳上、还是银河系哪一个角落，谁也说不清楚，但肯定存在着。 第一，最开始是以逻辑形态展示：存在---（生成、质、量、度）；本质---（同一、区别、矛盾、本质、现象、现实）；概念（判断、推理、主观---客观--绝对）着一些早就预设好了，下一步就是如何证明它的存在和运行状态。你看这不就像我以上分析的写论文的那些思路吗？ 第二，“绝对精神”发展的第二阶段就是“外化”自然的阶段，这个自然阶段从机械性开始，依次是物理性----有机性。这个阶段不就很像在以上我说的写文章开始预设的那些逻辑前提后描述的那些具体的人和事，把逻辑体现在自然界之中吗？ 第三阶段就是精神阶段，以时间前后发展的线性维度，出现了主观精神（体现在心灵--意识--心理）；客观精神（体现在法律--道德--伦理）；绝对精神（体现在艺术--宗教--哲学），这不就是上面提到的写文章论证过程中的逻辑抽象，上一级概括下一级，层层递进，最后形成一个无比大的概念---革命导师创造出的“伟大的理论”。也像黑格尔的逻辑学，从空洞、预设的概念出发，经历了自然界的五彩缤纷后，最后回到了主观心灵意识，客观法律道德，终结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中。 这是黑格尔精神意识哲学从概念中经自然最后又到精神的一个大循环，尽管他把他的哲学叫做“螺旋式上升”或者“波浪式前进”，但是最后结局回到了证明德意志国王的无比正确和法律公正、道德完善，哲学最后成为统治者做出合法论证的奴仆。政治从这一点上，英国哲学家罗素说：黑格尔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构建了一个宏大思想体系，大模样看上去很美丽，但是这种哲学基本上是错的。现今我国理论文本的思想根基就是黑格尔哲学的另一个中国版本。 这种对事物概念的层层抽象，最后一致抽象到一个奇大无比的概念，这就是本质、规律？到底有没有这种东西？福柯说：本质、规律及没有客观性也没有那回事，只是权力社会的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找了一帮子文化人通过苦思冥想制造出来的概念。他说事物之间的关系不是这种层层归纳的纵向抽象，而是在空间平面上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的联系，我们甚至从一个喝水的杯子中看到一部人类生存的发展史：包括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法律的和审美的。大会主席台上领导人的那个杯子既是历史生成，又是政治道具、经济价值和法律身份，也是一个审美对象。几乎所有的器物、概念都是权力的符号。任何文本都是权力的产物，“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德里达如是说。 这类理论文章的最后部分，就是结论了，这好像也就用不着再分析了。因为前提预设的思想观点、价值意义经过这类黑格尔式的向纵深“钩沉”----就像一个渔夫钓鱼，在钓鱼以前，有这么个神仙对他说，只要你用我制造的鱼钩和鱼饵，到那个水库或者那个海边，甩出钩去，钓上来保证就是多么大、几斤重、圆的还是方的、长的还是短的，一丝不差，于是这个渔民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写文章的人一样，鱼钩一甩，啪的一声落在水里，浮标一动就把一条大鱼钓上来了，一看一称与那个神仙的预言丝毫不差。我国一些教授、研究员写的文章也与这个钓鱼人一样，开始预设的前提与后面的结论丝毫不差，没有发现、没有创新，只有那个“造物主”、“大救星”在无数秀才们的证明下继续放射着耀眼的光辉。 我也是做了大半辈子的这样的“钓鱼人”，想想这大半生过的很荒唐、很滑稽，也算半个阿Q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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