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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 父亲从广东回到河南老家,给我打了个电话。他们刚去拜访了舅舅,接着还要去看姑妈,这让他们看上去有点像在外打拼的年轻人。院子里已经长满青苔,打扫干净,像一个客人一样住上几天,他们就又会返回南方过冬。 虽然不善言辞,他们也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晚年,他们离开家乡,到广东帮助弟弟带小孩。最初,这个任务被认为是短期的,但是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在那个广东的小城,有不少像他们这样晚年离乡的人,大家慢慢熟悉起来,互相讲着有关故乡的事情。 这次返乡,名义上是办理母亲新农合养老的手续,而真正的动力却是父亲要参加他的同学会。父亲曾就读淮阳师范学校,这个中专师范早已不存在。他的同学,大多数都是和他一样,已经接近70岁了,事实上有一些同学已经不在人世。这样,每次同学会,也变成了对刚刚逝去同学的追思会。 淮阳师范学校距离我家有60公里。祖母在世的时候,多次向我讲述一个场景:“天快暗的时候,从西寨门慢慢出现一个人影,那正是你的爸爸。我就奇怪了,明明是才开学,怎么又回来了呢。原来,还差一点学费。“天刚亮,父亲就出发,走到家,14个小时才走完这60公里。父亲不会骑自行车,到哪都只有步行,这段路也就成为我脑海中的经典路段。 父亲出生在1949年,去读师范学校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多岁的人了。他的同学们都和他一样,毕业后回到各个县乡担任中学教师。父亲先是在一个镇上的高中,后来这个镇上的高中全部取消,他就调回本乡教初中。等我和弟弟考上大学的时候,他干脆又调回村小教小学了。他的职业轨迹,是一个下降曲线,同时也是逐渐靠近家的过程。 这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到父亲挺无能,但是这一切都根源于他别无选择。母亲在家务农,如何养活三个孩子就成为一个问题。父亲是一个不错的老师,同时又是一个略微笨拙的农民,干农活缺乏技巧。在他心中,肯定有一个到远方去的梦想。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他鼓励我们“能走多远走多远吧。“母亲对此简直难以理解,她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我能像父亲一样读一个中师,可以在镇上教书,放学后骑着自行车就能回家吃饭。 父亲的同学,遍布全市两三个县的教育系统。除了少数“当官”之外,大部分都和父亲一样,做了一辈子乡村教师。他们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土地。等他们快要退休的时候,国家推行教师资格证,父亲和一些年轻人一起去参加培训,对他来说,最难的是讲普通话。教了一辈子数学,全部用的是家乡的土话。 普通话就意味着大城市,意味着离开。父亲又怎能想到自己在退休之后,还会有在异乡说普通话的机会呢。我第一次讲普通话是去读大学的时候,坐了一夜火车,早上到了胶东半岛,面对陌生人突然就转变到了普通话模式。父亲的转换,一定要比我困难得多,他第一次和母亲去广东的时候,还遭遇了一次骗子。那是他的都市初体验,发生在即将退休的时候。 这样想来,父亲从广东回老家参加同学会,应该是怀着一种返乡的心情。很多年以前,他就开始参加一个县城内的同学会,而全市规模的同学会,则是这两年才组织起来。一群七十岁左右的老人,利用手机,竟然也找回了几十年前的同学。要知道,有些同学父亲已经有40年没见过,当初还是青春模样,现在却已经是“见一面少一面”。他谈起那些去世的同学,有时候也是面带笑容,评价那个家伙一辈子比较完满,走得无牵无挂。 他们的同学会,不像年轻人那样攀比自己的成就。总体上,大家都没有太大成就可言,也都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他们也不会喝得烂醉,比拼酒量,那是年轻人才喜欢的事。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对未来已经没有打算,也不会交换各自资源,去争取“更大的胜利”。和子女的隔膜,甚至也让他们失去夸耀子女成就的兴趣。 这样,他们最终获得了某种纯粹的共同体感情,抵达了曾经共同拥有的青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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