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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斌 前些时候，我父亲跟我说，早些年家里的那些斋匾，如果不毁掉保存到现在，倒都成文物了。我印象里只有一块黑漆描金的牌匾，一尺余宽四尺长，动迁过渡时我搬到舅舅家的，几个月后找不到了，一问，成了土灶的薪火，大概成就了一锅香喷喷的大米饭。 旧事重提，因为想起虎丘风景区断梁殿山门上的一块匾额——“大吴胜壤”。网上说它为大理石阴雕、红木框。虎丘去过好几次了，曾仔细看过虎丘剑池的石刻、亭台楼阁的题词，却漏了它。好在网络的便利，我找到了题款：“虎阜有始祖希冯公书‘大吴胜壤’匾，乾隆时重立，咸丰十一年曾寿辟兵黄埭，见村肆败壁板上，有此四字，大吴字已蚀过半，因以意补全制匾置寺中，聊存一千四百余年旧迹焉。光绪三年二月，四十二代孙曾寿重立。”（对照网上模糊的匾额，发现字句有疏漏，并据黄恽先生指教，重作点逗。） 顾曾寿因为他父亲——“非著名画家”顾大昌的缘故，被顺带提到过不少次。因为吴昌硕的讹误，使启功、徐邦达这样的大师级鉴定家都如在云雾中。近年来，邹绵绵、李军、陆蓓容几位学者发表的力作，为我们解开了不少疑问，这是很值得肯定的。李博士更把所见的题跋文字蒐裒一过，在其新著《春水集》里作为附录，供后来的研究学者考参。 这块匾额的跋文里，顾曾寿说，1861年因为太平天国运动，他避住在黄埭，见到乡村店铺残败的壁板上有“大吴胜壤”四个字，大吴两字都已经残损了。战事平定后回到苏州城，参详原有字体，临摹写了祖先顾野王写的这四个字，于1877年2月立了新匾，放回虎丘的寺庙里。如今虎丘悬挂的是否这一块，对照图片，我有点存疑。 顾大昌好碑帖、古籍善本，擅书画，留下的墨迹不少。比较有意思的是，他的藏书，除了自己盖上藏书印之外，他的儿子顾曾寿、孙子顾亮基的印章也能常常见到。这有两种可能，第一是顾大昌的藏书传给了顾曾寿再传到了顾亮基手上；第二种则是前两代的印章传给了第三代。孰是孰非，很难判断。看学者写的文章，三代印章齐陈，琳琅满目，藏书风气连绵不绝，也是文化所在。 去年十二月，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陶靖节诗卷》残本，因为是残缺的陶诗，我并没多关注，只存了几张照片。这个版本拍了三千多块钱。本子并不好，但是有多色圈点和眉批，印章则有顾大昌的老师刘彦冲、顾曾寿及其儿子的收藏印。眉批多数与诗集无关，多是纪年的诗，好像只是为了利用空白处，不免觉得有些异样。遇上顾大昌题书画的字迹，感觉颇不相似，从“大吴胜壤”匾来看，也许是顾曾寿的字迹。假设结果成立，通过这些诗和年份，可以还原出顾氏受“洪逆作乱十有余年，蹂躏数省，流离颠沛，亦困苦之解”的那一段惨痛历史。 我好奇同时代略晚一点的过云楼顾氏父子是否与滚绣坊顾氏父子有交集，翻阅《过云楼日记》《过云楼家书》一遍，遗憾的是毫无发现。只看到提到了一个叫做子长的名字，顾文彬央子长做诰轴事，但没法确定这个子长就是顾大昌。尚书里顾家与刘彦冲倒是有些交往的，两部书里留下了不少细节。 拜读了李军先生的新书不到半个月，除了网遇之外，我在书店竟然也遇到了一部顾家的旧藏《清嘉录》。顾家印鉴之外，还有两方印，是与顾大昌关系熟稔的刘彦冲之外的另一刘：刘履芬。 江山人刘履芬从小随父客居苏州，因生于华亭三泖，故别字泖生，以同知直隶州充苏州书局提调，与顾大昌、江湜堪称莫逆。江湜的《伏敔堂诗录》有点校本，很容易得到，他们之间的情谊诗集里收录了不少。检视我所得的书，刘履芬名与号各一枚，这部刊印于1877年的书，没有顾大昌的印信，是比较意外的。棱伽山民最后留下的题跋与藏印，从目前资料看题《三友图》署庚辰（1880）四月，《必不可录》题写时间为光绪六年（1880）冬，撰写《雪泥爪印》于光绪七年（1881），是年其67岁。李军认为《李鸿章全集》里有《顾曾寿等旌奖片》，提到顾曾寿为其祖顾芸台封职，照例建坊。这个祖是搞错了，应该是父，而这个片是光绪七年二月，所以推断顾大昌已经去世了。假设成立，顾大昌大概是死于光绪七年的一月份。不过我觉得，芸台这个号可能是父子共用的。 书的刊印地是上海，当时的苏州也很容易买到的，刘履芬盖上了两枚印章。两年后的光绪五年（1879），因为当时的嘉定县令程其珏因调江南乡试分校，刘履芬七月十四日赴任代理知县。就在此时，“有百姓因逼嫁致死，一心为民雪冤，却与两江总督沈葆桢不洽，忧愤无聊，若有所失。十月初一，又遇上杀人案无法理清，当夜回家，仆隶早已酣睡，含愤割喉自杀。就任不到三月”。 刘履芬死后，藏书散失，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中提到：“倾闻吴中有持元刻郭茂先乐府、陆敕先校本求售，此先生秘笈，余所素知也。此书出，先生之书尽出也。”而他的众多抄本多归了过云楼。前几年过云楼藏书拍卖引起广泛争议，后来出版的藏书目录里记录了多种刘履芬的抄本。 刘履芬还有一个值得说说的事情，就是对东观阁本《红楼梦》的评点，也是早期“红学”较为知名的一个版本。有意思的是，江澄波先生的《古刻名抄经眼录》里有《清顾曾寿批校本〈红楼梦〉》一则，同样的，这部书里有顾氏三代人的印鉴。这部葛氏啸园刻于上海的光绪本从刘履芬家到了好友顾曾寿家中，顾曾寿、顾亮基父子藏印累累。从这部书上印泥的深浅来看，顾曾寿、顾亮基父子的印章非同时钤盖，确是递藏关系。前面所说的两种情况，或许还有第三种可能，有的书是补印，有的书则是递藏。相对而言，这个光绪本容易找一些，是根据日本的翻刻本再刻的，所以版本价值远不如道光本，但是开本小巧，用纸绵白，尚可藏读。 “大吴胜壤”匾与顾曾寿是侥幸的，还有很多人愿意去探索、著研，牌匾无论髹漆还是褪色，至今牌楼上还悬挂着。我记忆的匾额却灰飞烟灭，感叹着“泥上偶尔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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