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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式家庭治疗发起于意大利的米兰，在德国和美国有较大的发展。 系统式家庭治疗的“出身”比较复杂。有人认为它是由多种不同的治疗理论、流派、方法和技术经过整合融会而成的。在其发展过程过程中，精神分析、交流理论、反精神病运动、控制论以及建构主义理论和系统理论等对于系统式家庭治疗理论的发展都有过贡献（Glasersfeld 1987,Laing 1964）。沙利文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人际互动过程的观察对于北美地区1950年代以来就占据主流的精神医学仍有新的补充。人类学家贝特森及其同事论述了可以用“双重束缚”理论阐述精神分裂症的经典症状可以从亲子之间的某种自相矛盾、似是而非（paradox）的交流模式中追溯原因。此外，鲍文，海利，杰克逊，帕拉佐莉，瓦兹拉威克，威克兰，斯特林（Stierlin），西蒙（Simon）等人在理论领域有过不少贡献。【学习《家庭治疗理论与实践》了解家庭治疗发展历史人物】关注人际关系模式和人际互动模式，关注与所谓“问题”产生相关的多种因素和相互影响，包括所谓“症状”对维持系统运作的积极功能，以及除了在治疗室的访谈以外，布置活泼的家庭作业扰动家庭格局和关系模式等等，都是系统式治疗的鲜明特征。 家庭治疗发展至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精神卫生机构中那些长期与精神疾病、犯罪人员、成瘾以及其他边缘群体工作的专业人士。他们在与当事人的工作中常常一筹莫展，于是便努力寻找各种新的突破口，也就更加关注将当事人的社会支持系统纳入到治疗中来。把着眼点放到家庭上来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地方，几乎同时出现了对家庭治疗的研究与实践的热潮。除了心理治疗的相关理论以外，当时的哲学思潮和其它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如系统论、交流理论、控制理论和对策理论等对心理治疗理论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控制理论： 对家庭起作用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是控制论，即在自我调节的系统内研究反馈机制。家庭与其他控制论系统的共同特征是通过信息交换来维持家庭的稳定性。 控制论的核心是反馈圈（feedback loop），这是系统获得必要信息以维持稳定的过程。反馈包括系统与外部环境以及系统内部信息传递。反馈圈可以是正向或者是负向的，区别在于对稳定状态作用的方向不同，而无所谓谁好谁不好。负向反馈（negativefeedback）表明威胁系统的整体性，显示系统需要维持现有状态。正向反馈（positivefeedback）表示需要改变这个系统。 控制论系统是描述家庭如何维持稳定的一个有效比喻（Jackson，1959）。有时候，这是一件好事情，例如，尽管有冲突、有压力，家庭持续表现为紧密的整体。然而，有时抵制改变并不是件好事，特别是家庭不能调整以顺应家庭中某一成员的成长和改变时。 控制论运用于家庭聚焦在以下几个现象：（１）家规（family rules），这掌控着家庭系统可以容忍的行为范围（家庭的平衡范围）；（２）负向反馈（negative feedback）机制，家庭用来加强这些规则（愧疚感、惩罚和症状）；（３）围绕问题的家庭互动顺序（sequences of family interaction），说明系统的反应；（４）当系统习惯的负向反馈是无效的时，引发正向反馈圈（positive feedback loops）。 信息论： 造成差异的差异就是信息。系统通过内外环境获得信息，信息的反馈使系统形成动态平衡。 系统论： Bertalanffy首先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系统大于部分的总和，每个系统都是更大系统的子系统。也就是说一块表大于齿轮和指针的总和。一个系统可以由很多小系统组成，就如一个国家或省是由各个县市组成的，而且它们都是国家的一部分。 将这个理论运用在家庭治疗上，家庭系统应该大于家庭成员的总和，家庭不是个人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关系网，某一成员的变化，要理解个体的行为，应考察整个家庭系统。个体的心理障碍是寄存于整个家庭系统中，问题的发生与维持是整个家庭作用的结果。根据系统理论，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如果要理解孩子的行为，治疗师只访谈他一个人而忽略他的家庭是不可取的。 依恋理论： 依恋理论成为描述家庭成员最深层次亲密关系互动的有力工具。依恋理论对夫妻治疗尤其有效，说明健康平等的成年人是如何相互依赖的。在家庭治疗的早年，有夫妻治疗但没有理论。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治疗师运用为家庭治疗设计的模式来治疗夫妻。依恋理论被广泛地研究。有一点非常清晰：它的稳定和影响力会贯穿整个童年。12个月的依附类型会预测：（１）18个月的依附类型；（２）18个月时的抗挫折能力、持续性、合作性和好奇心；（３）学前的社会能力；（４）自尊心、同情心和班级表现确实第一年的关系质量可以成功预测随后5年的相关因素，安全依附关系的婴儿比阻抗型或者回避型婴儿具有明显优势。 Lyman Wynne（1984）是最早使用依恋理论的家庭治疗师，认为在关系发展中首要的是依附。依恋理论通过将恐惧和愤怒的症状表达与依附关系中的被打断联结起来应用于临床治疗，可以帮助父母理解他们孩子的破坏性行为是源自孩子得不到父母的关注和照顾的焦虑，还可以帮助夫妻理解在愤怒和防御互动背后的依附性焦虑和脆弱。 Bowley（1988）列出治疗师的五个与依附相关的任务：（１）提供一个安全的治疗基础；（２）探索现存的关系；（３）探索治疗之中的关系；（４）回顾现有的关系模式可能怎样反映过去的经验；（５）认识从过去关系中来的形象是否适合现存的关系。 认识论 哲学中关于知识研究的一支。Bateson用此来表明世界观和信念系统。 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哲学和认识论思潮，对真理、主流、道德、知识等传统意义上毋庸置疑或客观绝对的事物表示质疑，认为真理和知识是相对和依赖条件的，主流和道德是权力阶层的政治工具。这种不相信“绝对真理”的态度是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 建构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的主要观点之一是：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自身的思维活动会贯穿在信息加工、分类和解释的全过程中。George Kelly（1955）认为：我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会受到自身认识的影响。如果说建构主义主要强调个体的主观思维，认为人有问题不光是应该归因于客观环境，还应该归因于人们对环境的认知的话，社会建构主义则主要强调语言与文化的影响，并认为对意义的认知是在与其他人交谈的过程中产生的。在心理治疗领域里谈论建构主义，其主要意义在于：认识客观世界和看待事物的方式可以是多元化的，很难说清孰是孰非；真理是相对的，治疗师的观点不见得就比来访者更客观。因此，家庭成员之间或者家庭成员和治疗师之间为“谁更客观”、“谁更有理”、“谁更正确”、“谁更科学”等问题争执其实并无多大意义。放弃了这类可能并没有标准答案的争执以及权力之争，家人或其他人际之间的相处可能就会宽容许多。 家庭治疗的现代发展与趋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家庭治疗的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更加成熟，二是各学派之间的交流与整合、折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尼科尔斯（Nichols ）和施瓦兹（Schwartz）以八十年代作为分水岭，将家庭治疗分为“现代主义的”和“后现代主义的”两大类。具体为经典学派——包括鲍恩家庭系统治疗、体验式家庭治疗、精神分析家庭治疗、结构式家庭治疗和认知行为家庭治疗；当代发展——从策略到索解家庭治疗、叙事疗法、整合的模式等。除了系统式和结构式两个流派以外，策略式、体验式、索解导向的家庭治疗以及叙事疗法也都各自有其所强调的理论概念和治疗技术，动力学（或称精神分析）取向和行为取向的家庭治疗与其来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也就在理论和技术上与上述理论所强调的内容和所使用的概念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最终，理论和技术都是媒介和手段，帮助家庭才是目的；流派发展只是过程，整合是大势所趋。 随着社会向现代和后现代阶段的变迁，家庭的形式和格局也在不断变化，“家庭”的含义离它原始和单义的概念也越来越远。但个体在社会群体中寻找身份感、寻求社会支持、学习社会适应、满足亲密和性需要，以及在与周围人交流过程中发生冲突的宿命却没有改变。从这种意义上讲，个体学习如何有效地与人沟通的任务依然存在；同时，个体社会化以及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加速所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要求个体尽快完成个性化和独立的过程。而个体的生活模式和人际关系模式相对于更加广阔的社会系统而言总归是零碎的和不完善的，这就使得个体在与社会发生联系的时候会出现机遇增多和危险增大并存的现象。一生不变的伴侣关系越来越少，世代承袭的长幼尊卑，家庭祖传的繁文缛节越来越多地被摒弃。社会格局的变化如节奏加快、两极分化、对公认价值原则的质疑等等也必然会带来社会关系背景的变化。如果我们把家庭治疗与其它个体取向的心理治疗流派相比较，会发现其它流派的宗旨在于帮助当事人努力实现独立，而家庭治疗的宗旨则在于帮助个体在家庭内或家庭这个小系统在社会这个大系统内以最小的代价营造和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因此，家庭治疗对个体躯体和心理疾病或问题的理解是：它们既可以是系统关系出现故障的表现或后果，也可以成为系统关系进一步发生紊乱的原因。无论是结果还是原因，其背景都是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只有人际关系这一背景得到了梳理，个体症状或问题才有望得到解决。 目前在西方，家庭治疗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一方面，大家已经从流派自身终于立足和被承认的欣喜中冷静下来；另一方面，随着应用范围的扩大，针对心理治疗和咨询等不同的应用背景，家庭治疗也在进一步走向专业化和科学化。 近年来在德国和欧洲，系统式治疗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在各大精神病专科医院（比如市级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社区防治机构，大学附属医院除外），儿童和青少年专科医院(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心身疾病治疗机构（专科医院的发展也快于附属医院），儿科（肿瘤、神经科），公立和私立的夫妻、家庭、儿童和青少年咨询机构中，以及门诊或住院式的青少年救助、物质依赖的矫治等机构中，系统式家庭治疗都得到了应用。 在传统的心理治疗范围之外，新的发展趋势是家庭医学（将系统思想与心身医学基础服务结合起来）以及系统式的社会工作（公立社会服务机构、青年问题处理机构、债务人咨询机构）。海德堡小组对精神病患者所做的系统式治疗的初步结果是令人鼓舞的（Weber et al. 1987，Simon et al. 1989, Retzer 1994, Schweitzer & Schumacher 1995）,大范围的推广效果还有待观察。 虽然到目前为止，系统式治疗尚未成为被健康保险认可的用于门诊服务的标准治疗。德国的专业人员在1998年已将它提交政府主管卫生和保险机构的部门审批。尽管它作为被认可的门诊服务项目的审批还需要时间，但自费病人，以及另外接受过精神动力学和行为取向的治疗师已经开始实际应用这项治疗。2008年底，系统式治疗已经通过了德国科学委员会的评估论证，被证实为确实有效的治疗方法，为获得医疗保险认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西方认识论和治疗理论为背景的系统式家庭治疗在国内的出现迄今已有2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我国专业人员在这一领域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引进介绍和接受培训，具有研究性质的工作比较少。赵旭东等按照西方式的治疗设置研究和随访了90个家庭经过系统式家庭治疗后的转归，设计和初步评估了“家庭动力学自评量表”。陈向一、陈一心等学者也发表过一些研究报告。在北京、上海、昆明、武汉、成都、哈尔滨等城市也先后开展了一些连续培训项目，上千人次接受过较为系统的培训。 家庭治疗的应用范围可以很广：除了普遍意义上的家庭治疗和家庭咨询以外，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讲还包括家庭动力学取向和系统理论指导的家庭治疗，以及诸如结构理论、策略式的、行为取向的以及家庭教育模式等等形式和流派的家庭治疗。针对家庭中夫妻之间的特定问题，还有夫妻治疗和夫妻咨询（参见Willi 1975，Welter-Enderlin 1992）。 针对成人的精神和心身疾病，单用家庭治疗或许不是最佳选择，但它却是其它治疗形式的极好补充，因为它能调动更多可用的资源，并能帮助患者疏理好更多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种种渠道，甚至能在问题产生的“源头”处探索原因。 现在看来，家庭治疗的应用并不一定要依据传统的疾病诊断和分类来界定其应用范围，而应该按照家庭治疗学本身的发展状况以及治疗师本人的实际应用能力来进行取舍。原则上讲，系统式家庭治疗在个体的心理问题与人际关系有关时应该是极好的选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治疗对谁都有用。 目前的中国社会，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迅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等因素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因为就业竞争压力的增大和传统的“望子成龙”心态作祟，包括双亲之间价值观和个性的分歧，使得许多家庭中父母因教育观念的冲突以及父母关注孩子成绩较多，关心孩子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较少，包括“隔代亲”现象对父母教育方式的不良影响，以及许多父母忙于自身工作和社会活动，无暇顾及孩子的成长等等因素，都会影响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理应作为孩子教育主体的父母自身和相互关系中有尚未解决好的问题，必然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成长。以上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成为引发家庭冲突甚至危机的导火索。如果我们能从时代和家庭生活周期的维度来看待这些问题，会有不少启发。 家庭治疗可以提供一种机会，让家庭在治疗师的参与下澄清一些问题，寻找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案或可以达成的妥协，帮助家庭成员处理棘手的关系，学会共同生活和共同成长之道，并为每一个家庭成员提供最佳的成长环境。 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研究家庭问题和从事家庭治疗，无论是从人口和家庭的绝对数量还是从反思和探索家庭文化传统的角度都显得十分必要。在目前社会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特殊时期，许多家庭矛盾和问题日渐突出，学习、研究和从事家庭治疗，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 ——摘引自《家庭治疗理论与实践》徐汉明，盛晓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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