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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来, 随着《湖南出土铜镜图录》以及《洛阳烧沟汉墓》等资料的发表, 战国镜与汉镜断代序列逐步建立, 接着各地出土铜镜书籍的陆续出版, 如今铜镜的年代序列已经较为完备。但是在研究学习中, 研究者还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对现有铜镜断代标准和认识有颠覆性的铜镜。面对这些特殊铜镜, 不管是贸然否定现有标准, 还是对铜镜真实性持存疑态度, 都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如何将这些“另类”铜镜列入铜镜序列之中, 使其具有合理性, 从而让铜镜的年代序列更有包容性和说服力?笔者以手头发表与未发表的资料中的孤证与特例, 在上一篇《铜镜纹饰研究中的思想史视角》的基础上, 再次探讨曾经提到过铜镜断代问题中的“模糊性”原则。意即从思想史的发展角度来说,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样的时间单位显得无足轻重。在断代的意义上, 有的需要越模糊才能越准确。一方面铜镜纹饰对时代的反映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这其中, 纹饰采用时间相对于社会思潮的滞后性、铸造技术的持续性都可能导致铜镜断代上的模棱两可。另一方面, 也由于铜镜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时间较长, 一面铜镜的使用寿命从几年、十数年甚至数十年都有可能。在一个历史剧变、朝代更替、技术却停滞的时代, 或者在一个绵延的大一统朝代, 社会暗流涌动, 技术缓慢化发展的时代, 究竟是不是该选择同样的判断标准?笔者坚持认为从战国晚期到西汉初年, 断代标准就要与西汉中期到晚期有所不同——即在铜镜的断代中, 涉及一些分裂剧变的时代和大一统导致的变化缓慢的时代, 标准是弹性的、可变化的。笔者认为, 先前提出的“模糊性”原则在某些情况下有助于对原有标准的增补。 一关于“方花”镜年代的再讨论 继TLV纹、规矩纹被更正为“博局纹”之后, 一直被称为柿蒂纹的纹样去年又被学者正名为“方华 (花) ”纹[1]。其中作为最有力证据的两面铜镜, 不但带有变形的“方花”纹, 还有“方花蔓长, 名此曰昌”的铭文。[2]近些年有越来越多的纹饰, 像开始提到的规矩纹、柿蒂纹等, 先前在定名上只能用描述性的原则, 如今, 随着出土资料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 有更多的纹饰可以恢复它本来的名称, 尤其是先秦秦汉时期的铜镜纹饰, 不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铜镜纹饰, 更可以进一步了解鲜有文字记录时代的社会风气与文化, 实在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 作者在文中提到, “过去有个印象, 大家多认为, 战国镜没有铭文, 铭文镜是从汉代才有。但王趁意藏镜有两件战国镜却有铭文”。这一论断无异于将铜镜出现铭文的时间大大提早了。 作为断代主要依据之一的铜镜纹饰, 这两面镜子主要采用的是变形方花纹 (图一) 。 在对方花镜的定名起了最重要作用的铭文上, 其年代仍有疑义, 这八字铭文只能定出一个时间段, 并不能十分确定为战国时期铸造的铭文。以铭文中最常见的两个字“此”与“长”为例, 战国中期的《郭店楚简》, 与西汉早期的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的文字对比 (图三) 可以看出, 战国中期的楚文字, 相较于铜镜上的文字, 更为古朴, 而马王堆汉墓的战国纵横家书, 采用的汉隶, 在结构和写法上与铜镜上的更为接近。虽然文字写 法的发展与时代的发展一直是并行的, 只有时代的剧变才能导致文字写法的重大变革, 但是也可以看出铭文的年代, 只能说在战国晚期到西汉初期这一时间段之内, 也就是我们所提的“战国秦汉之际”的说法。 除此之外, 铭文内容也是十分重要的。“昌”是古代吉语, 玺印、镜鉴、砖铭多有之, 常与富、贵连言。富是有钱, 贵是有势, 昌训盛, 常指多子多孙。如汉镜铭文“子孙蕃昌”, 就是指多子多孙。这两句连起来读, 意思是说, 方花的蔓很长, 绵延不绝, 它象征着子孙蕃昌, 故可呼之为“昌”。而最早在西汉早期出现的“大乐富贵, 千秋万岁”之类的四字吉祥语的镜子, 毫无疑问, 它们与“方华蔓长, 名此曰昌”的含义是十分接近的, 都是与富贵、长寿、权势相关的吉祥用语。因此从这个传承性来说, 二者的年代并不会差距很远, 至少是在同一文化氛围下制成的。到了西汉中期的“清白”“铜华镜”, 铜镜铭文流行的内容和寓意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莽时期流行的博局铭文镜也多以描述理想中的仙境为主题, 直到东汉中期以后开始的龙虎铭文镜才又开始重新流行起如同“君宜高官”之类的美好祈愿, 但是那与汉初时不但时代上已经相隔甚远, 甚至整个铸镜业都因为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这一点上来说, 文化上的断代和历史上的硬性断代是有一定时间差的。 图三楚简、铜镜与汉墓帛书上的“此”与“长”字1.郭店楚简2.王趁意藏镜铭文3.《战国纵横家书》 除这两面特殊的楚式铭文镜之外, 洛阳曾经出土过两面带有“千金”铭文的铜镜。“千金”镜出土墓葬不明, 也不存在伴出器物, 尽管发现者认为应该是战国墓葬[6], 但是却一直被质疑是西汉仿战国时期的铜镜[7]。 二从变形龙纹镜的年代归属问题说起 有些楚式镜的特例可以用模糊性的原则加以诠释, 而有些其他年代的铜镜则不适用这一原则, 时间跨度太大, 社会风气相去甚远等都是重要原因。从2008年开始整理汉墓, 笔者在大量的墓葬资料与器物的匹配中发现了变形龙纹镜的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 有必要单独提出来继续讨论。这一孤证, 虽然说并不能立刻颠覆现有的铜镜纹饰断代基础, 但应该也是研究者值得重视的材料, 同时, 也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讨论模糊性原则的适用边界。 笔者在整理中接触到的变形龙纹镜, 并非是楚式镜中的蟠螭龙纹, 而是通常被定名为东汉变形龙纹镜的画像龙纹 (图四) 。这面铜镜出土于1975年长沙银盆岭黄沙坡M5。封土因建筑施工平基脚遭到扰乱。墓底距地面现存深1、长3.9、宽2米。形状为长方形, 填土为黄沙土。土坑竖井形, 填土夯实, 与M6并列, 中有甬道 (图五) 。出土文物有铜镜1枚, 硬胎青釉双耳圈足酒锺1件, 软胎灰陶有蹄足鼎2件、盒2件、平底壶2件、钫2件、圈足壶2件、博山炉1件、盉1件、勺1件、钵1件、灰陶甑1件、锅1件、缸1件, 硬胎陶罐4件, 泥钱若干, 泥金锭若干 (图六) 。从墓葬的出土器物来看, 伴出的陶器几乎都是西汉常见的器物, 尤以鼎盒壶的组合、酒锺与陶钫最为典型。在进行墓葬归类时, 这一墓葬毫无疑问被归类在西汉晚期。与之相邻的M6同样也被归类在西汉墓之中, 有打破关系的M7亦然。M7中出土陶鼎足2件、盒2件、陶钫2件、大圆壶2件、1件、坛5件。几座墓葬的出土器物摆放也较为有序。尤其以M5的最为清晰。从发掘资料与墓葬图情况来看, 陶器摆放位置均在边厢, 无移动痕迹, 而铜镜则刚好摆放在墓葬中央腰部的位置。种种情况表明, 墓葬并无盗扰。 图四变形龙纹铜镜及拓片 西汉镜与战国镜的情况类似, 都是以一个铸镜中心来辐射周边, 战国镜是以楚式镜为主体, 而西汉镜是以长安汉镜为主体。在长安出土的汉镜与长沙出土的楚镜一样, 都是具有标准性的断代价值的。[8]但是长安出土的铜镜没有一件的纹饰与这枚铜镜类似。[9]再看东汉铜镜的断代序列, 比较明确的出土证据也基本集中在湖南长沙地区以及一直深受影响的广西地区[10], 其他地区顶多见相似而不见雷同。 图五1 9 7 5 年长沙银盆岭黄沙坡M5、M6墓葬平面图 图六1 9 7 5 年长沙银盆岭黄沙坡M5随葬器物 必须指出的是, 到了东汉时期, 由于权豪势力的广泛存在, 中央王朝的虚空, 开始有了文化区域化的种子。东汉时期最为流行的神兽镜与画像镜是盛行于长江流域的, 东汉铜镜的铸造中心并非集中于洛阳, 而是多点散发, 鄂州、长沙、南昌和江浙一带都有铸镜中心, 而且流行的铜镜纹饰虽然相似, 但是各有发展。[11]因此长沙出土的这类型的变形龙纹镜, 虽然在断代上早有定论, 但是真正形制完全一样的却并不多。一直到东汉中后期, 江浙一带才逐渐成为了铸镜的中心。这类变形龙纹镜与江浙一带的画像镜、神兽镜有一定的区别, 比如龙的形象虽然是整体凸起, 但却又整体趋于平面化, 缺乏凹凸感, 也极少有线条勾勒。但是它又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点, 比如肥厚的半球纽, 主题纹饰部分的镜面极薄, 与素面无纹的厚宽沿形成鲜明的对比。 如果将出土铜镜上的主体纹饰的部分细节单独拆分出来, 还是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尤其突出的就是龙的形象为侧视, 细长的颈脖, 隔龙纹用的十字交叉纹等。这枚龙纹镜上龙的造型, 尤其是头部的形态, 有角, 眼部非凸出而是凹陷, 嘴巴张开, 颌下有双须, 这几点几乎是完全一致的[12] (图七) 。唯一值得商榷的就是, 这些与之极其相似的铜镜几乎都是出土在湖南长沙, 仅有的在长沙之外的一面则出土于一直在湖南地区铜镜文化影响范围之内的广西[13]。因此几乎可以断定的就是:这类型的龙纹镜铸造中心就在长沙。 此次出土的变形龙纹铜镜, 从现有的铜镜断代序列上来说是属于东汉中期以后地区性流行的纹饰, 但是却在西汉晚期的墓葬里面出土, 是否可以按照模糊性的原则来处理?还是必须将此类铜镜的出现年代再提早一百多年?汉代出现的铜镜纹饰的持续时间在一百年以上, 甚至跨越两汉都是存在的。有相当多的纹饰都是从新莽时期发端, 然后延续到整个东汉时期。以博局纹铜镜为例, 出现于西汉晚期晚段, 一直延续到东汉中晚期,因此这一类型的铜镜通常会归类到“新东汉三国六朝”这个大的时代序列之下。笔者所提到的模糊性原则适用于这一时期, 虽然时代跨越大, 但是社会思想一脉相承, 铜镜铸造风格延续时间长。而两汉之际社会剧烈变化, 东汉以豪强为主导, 西汉以自耕农为主导, 两个时期的社会泾渭分明。虽然从西汉晚期到东汉早中期, 与之前的方花镜相比, 实际的时间跨度并不见得比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更长, 但是整体性的社会氛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变化足以使得墓葬出土陪葬物的方方面面都发生彻底改变, 无法将两个时代的墓葬混为一谈, 东汉中期几乎都不出土西汉晚期铜镜, 就更无法混淆具有两个时代鲜明特征的铜镜纹饰了。因此笔者认为, 在此种情况下, 模糊性原则就不太适用了。 三余论 仅从铜镜纹饰上来说, 如果此枚变形龙纹镜的年代能提早到西汉晚期或者更早, 至少要部分地变动铜镜断代的序列。而此面变形龙纹镜是否能部分重建铜镜断代序列, 有待以后更进一步的研究,在此笔者讨论的仅仅是模糊性原则的适用范围。对比没有出土证据, 但是处于社会风气混一的楚汉之际的铭文铜镜, 二者虽然看起来都有颠覆性的意味, 但是却又截然不同。一面尽管看起来很像是较为重大的发现, 但其实完全可以采取模糊性原则, 被现有的断代序列吸收;而另外一面看似冲击力较小, 但实则并不能归类到现有的序列中去, 或可能打破现有序列, 这一问题尚需进一步的研究与发现。 注释 [1]李零:《方华蔓长, 名此曰昌——为柿蒂纹正名》,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7期。 [2]王趁意:《中原藏镜聚英》,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1年。作者本人释读的铭文为“此曰昌方, 华蔓名长”。认为这是一面叫做昌方的铜镜, 预示着国家的繁荣昌盛, 兴旺发达的美好前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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