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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五千年，合计10000年。 1、封闭的地理环境造成的。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位于东亚大陆。东临太平洋，北接沙漠，西据高原，南廓瘴林。相对来说，比较封闭。在远古时期，生产力低下，中华先民几乎没有走出这个范围。而外来的蛮夷也几乎打不进来。稳固的生存空间有利于保障中华文明的延续性。 肥沃的土地、温暖的气候条件也适合自给自足自然社会发展，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保障和生存基础。 2、发达的文明程度造成的。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与东亚相邻的北亚、西亚、南亚、东南亚相比较，中华文明是高度发达的地区，居于文明之首，有利于形成牢固的持久的向心力凝聚力。 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华儿女，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生活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承着中华文明，遗产丰富。文字自成体系、书面文献浩如烟海。历史文物遗迹遗址分布广泛。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20世纪以来的大量考古发现，使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有了越来越清晰和确切的实物证明。 3、紧密的血脉传承造成的。 中华文明一脉相承。无论世袭制、禅让制、联盟制、分封制，中华文明都是一以贯之的。可以说，夏商的体制与明清的体制没有大的区别，都是大一统极权国家：中央》》》亲王（邦国）》》》郡府》》》乡民。都是宗法血亲制度的表现。与西方城邦制不同。 目前考古学家的共识是——即在新石器时代最后的 500 年期间，长江、黄河、西辽河流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社会成员贫富分化、社会矛盾尖锐乃至导致暴力冲突明显的时代特征。在这个被称为“龙山时代” 的阶段中，可能是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时间点。同时，各地层出不穷的新发现，与研究者固有的、所谓的，平等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认识迥然不同。 基本考古材料给国家起源、文明发展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新问题：第一，伴随着区系类型理论在考古学界的广泛认同，少数考古学家开始思考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模式是否经历了其他文明起源的道路，换言之，中国文明研究是否可以采用其他古代文明发展阶段的研究理论、模型甚至术语。这种思考影响下的“多线进化论”从 1996 年前后开始，在新世纪逐步由考古学界扩展到整个中国学术界；第二，从进入文明或国家阶段与否的“定性研究”，转入对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探讨。换言之，即开始思考在物质文化遗存所表现出的物化形态背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过程如何，文明早期发展阶段的社会样态与运行机制究竟如何，中国不同地区的社会演进过程是否走过了相似或相同的道路，不同地区的社会演进是否是基本同步的；第三，中国古代文明、国家起源与文献记载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契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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