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革职返乡 请了六千名挑夫搬运财产

1824年，陕西延榆绥道台颜伯焘倡议刻制了一块“官箴”石碑。

石碑上镌刻着36个大字：“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意思是：衙吏不是惧怕我的严厉，而是惧怕我的廉洁，庶民不是顺服于我的才能,而是顺服我的公正；公正，庶民则不敢怠慢，廉洁，衙吏则不敢欺瞒。公正产生严明，廉洁产生威信。

颜伯焘将这块石碑立在衙门里，用以自律和告诫下属。如今，这块石碑还被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大家如果有机会，不妨去观摩一番。

我们现在来读这块“官箴”石碑，依然能够感到扑面而来的凌然正气，油然而生钦佩之情。我们一定在心里判定，这位颜伯焘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官！

然而，我们通过旁观者的眼光来看颜伯焘，似乎与“清正廉洁”几个字有很大的差距。

颜伯焘是广东连平元善镇人，字鲁舆，生于1792年。颜伯焘出身官宦世家。他爷爷颜希深做过云南巡抚；父亲颜检是清朝中期颇为名望的官员，还做过直隶总督、漕运总督。颜伯焘18岁考中举人，22岁考中进士，随即进入仕途。

在翰林院编修的职务上熬了几年后，于1822年外放陕西延榆绥道。这是颜伯焘第一次出任地方官，踌躇满志之下，有了那块“官箴”石碑。或许那时候的颜伯焘，的确是想做一名清正廉洁、造福乡里的清官。

然而，到了清朝官场这口大染缸里，任何人都不能“出淤泥而不染”。颜伯焘怎么能例外呢？

与祖父辈一样，颜伯焘的官场之路走得比较顺畅。之后，颜伯焘历任陕西督粮道、按察使，甘肃、直隶布政使，陕西巡抚，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闽浙总督等职，官至掌管数省军政民大权的封疆大吏。

1842年，颜伯焘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事失利，被清廷以“未能进剿”之罪，革职职务，打回原籍。颜伯焘返回故乡广东连平，经过福建漳州。当时在漳州做官的张集馨，以旁观者的身份，对颜伯焘的“荣归故里”盛况进行了记载：

“前帅（颜伯焘）回粤，道经漳城（漳州）。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大雨如注。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师有亲军营三百人，感恩护送回粤，沿途皆须酒饭犒劳，是以酒席数多。”

“将至城边，见帅眷舆过，余将轿立于道旁，见大小轿十余乘，每轿皆夫四名，轿前则戈什哈引马，轿旁则兵役八名，每轿皆然。虽仆妇使女之舆，未尝不然。”

通过这两段记载，我们能够了解到如下信息。

一、颜伯焘携带的金银细软、行李辎重太多了，光是挑夫，每天就需要六七百人，从初一至初十，整整走了十天。算一下，颜伯焘至少请了六千名挑夫为他搬运财产。这些财产，有多少是颜伯焘在几十年官场生涯中搜刮的民脂民膏呢？

二、颜伯焘的随从人员浩浩荡荡，竟然达到了几千名之多。由于人数太多，漳州方面招待时驿站与旅店都安排不下，只得住进考院。吃饭时，每顿饭要安排400多桌酒席。

三、颜伯焘家眷们的排场也很大，她们乘坐10余乘轿子，均是四抬大轿，还安排了8名士兵随身护卫，连仆妇使女的轿子都是如此，相当拉风。

按照清朝官场惯例，颜伯焘做过闽浙总督，这么浩浩荡荡的一支队伍经过漳州，漳州地方官自然得出面接待。颜伯焘在漳州歇息了5天，当地的招待费用达到了1万多两银子。对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州县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后来，为了填补招待颜伯焘留下的巨额亏空，当地不得不“裁汰一千二百名乡勇，以其粮饷弥补”。这就是说，用地方乡勇的粮饷，来为颜伯焘的招待费买单。

令人意外的是，颜伯焘在清朝官场上的名声并不坏。连《清史稿》都夸他：“伯焘累世膺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所以，没过几年，到了咸丰皇帝即位后，1854年，朝廷又将颜伯焘召了回去，继续做官。

【参考资料：《官箴古今谈》《清史稿》《道咸宦海见闻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