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战期间，接受国际情报组织培训的中共党员和受中共中央及关内陆方党组织派遣到安东（今丹东）开展工作的中共党员，为配合国际反法西斯斗争、迎接安东解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安东的国际情报组织——“亨大号”联络站
国际情报组织联络点—青龙街鸿顺栈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在侵占东北、危机华北的同时，还不断在中苏边境制造事端。为防止日本进攻苏联，共产国际决定由苏联红军参谋部负责训练中国、朝鲜等国的爱国青年，组成国际情报组织，其任务是破坏占领本国的日本侵略军的军事设施和战略物资，以钳制日军的行动。1933年后，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选送了几批中共党员和抗日爱国进步青年去苏联的有关军事部门接受特殊培训。参加国际情报组织工作的中共党员从参加培训之日起，直接由共产国际方面派出的人进行单线联系。
1933年底，受训后的中共党员姬守先、黄振林、赵国文等人回国，并在上海设立指挥部（当时称上海首脑部门）。国际情报组织在中国的最高指挥者是个德国人（自称A·鲍维尔），住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内，姬守先则是这名德国人的交通联络员。情报组织的部署、人员调动和经费分配等都经过姬下达到各地。实际上，姬守先成了中国国际情报组织的总负责人。1934年初，国际情报组织在天津设立联络点，通过它指挥东北地区的大连、奉天（今沈阳）、安东和营口等地情报组的活动。
安东地处中朝边境，是日本通往中国东北的咽喉，也是安奉铁路大动脉的基地，战略地位显要，因此成为国际情报组织搜集军事情报的重点目标之一。1934年3月，在苏联受过专门军事情报训练的中共党员王济之（张述本）受国际情报组（中国）上海总部的派遣来到安东，以青龙街鸿顺客栈为据点开展活动。他先后发展了李振远（李惠之）、栾文为情报组成员，并在鸿顺客栈发展他俩为中共党员，主要搜集安奉线日伪军事设施和部署情况。王济之还向两人传授了爆破技术，以便寻机破坏安奉线的军事设施。为此，李振远化名李默菊，在公安街申请注册，开了间“亨大号”自行车修理店，以做生意为掩护，秘密制造炸药并进行联络工作。因此，后人将其称之为“亨大号”联络站。
为扩大组织，加强南满情报的搜集工作，他们三人经四处奔波、联络，又相继发展了翟有光、王仁发、绪真一、高明山、张本等人为情报组成员，同时也将爆破原料搞到手。同年7月，王济之乔装成奉天日本厚生会社外交人员潜入沈阳，忙于该地区情报组织的筹建等工作，之后他把安东情报站的工作交给李振远全权负责。
1935年1月，大连国际情报站一度遭到破坏，由于叛徒的出卖，沈阳和安东等地情报站也相继被破坏，安东情报站的大部分成员被捕。李振远、栾文在敌人四处通缉追捕下被迫转移关内。至此，“亨大号”联络站的情报工作告一段落。
1934年7月初和12月，上海总部还先后派遣李志贤、赵国文二人来安东负责组建情报站并领导开展情报工作。后为推动大连地区的情报工作，上海总部指令赵国文中断安东的工作。赵国文遂于1936年11月封锁了安东的情报工作并返回大连，安东国际情报组织工作就此结束。
安东国际情报组织存在时间较短，但搜集了一定的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发展了组织和成员，为配合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特殊贡献。
中共辽东支部的建立和发展
天泰客栈，位于新柳步行街的“天泰客栈”旧址； 1945年2月，尉达夫在此开展地下活动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在欧洲战场，德国侵略军已被苏联红军赶出苏联本土；在太平洋战场，日军也已节节败退；在中国大陆，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的后期，全面反攻的时刻即将到来。为了迎接抗战胜利，并做好接收城市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及关内一些地方党组织陆续向东北各地派遣干部。同年4月1日，中共山东省胶东区党委和东海地委组织部把经“敌工”训练的中共党员傅守仁派到安东。傅守仁到达安东市后，利用社会关系，在安东电业局谋到工作，潜伏下来。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党“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为此，同年秋，中共山东省胶东区党委城工部决定：派尉达夫、孙学民到安东做城市地下工作。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二人分路而行。孙学民于12月先行到达安东。
1944年底，中共山东省胶东区党委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相继派出宫雷、李兴业到安东开展工作之后，又决定派吕蒿、刘子祥（方子舟）到东北，组织以吕蒿为书记的中共辽东支部，负责领导安东、大连、本溪、通化等地党的活动及党的外围组织——海外各界抗日同盟会辽东总会的工作。吕蒿、刘子祥接受任务后，刘先期到达安东。后又辗转到通化七道沟，并由刘子祥主持召开了党的会议，传达了胶东区党委的指示，成立了中共辽东支部，刘子祥任书记。
1945年2月，先期由胶东区党委城工部派出的尉达夫扮作算命先生，几经辗转，后化名王子彦经沈阳来到安东市，住在天泰客栈二号客房，挂牌“亚非飞大相士”，以爻卦、相面为掩护，在广济乐园、三道沟、六道沟等处摆卦摊，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为下一步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为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尉达夫与孙学民两人分别深入到安东的工厂中，向工人群众做宣传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团结了一批青年工人，并发展了歧山药房的贺培芳参加他们的宣传工作。同年5月，他们在歧山药房开会，正式成立了安东青年抗日救国会，并组成了以尉达夫为书记的行政支部。到“八一五”日本投降时，该救国会共发展会员300人，并增设了于家沟、二街、六道沟等许多分支部。救国会自印传单，组织会员在夜间或天亮前在六道沟、广济街等引人注目处张贴。会员们还在东洋纺织株式会社等日伪工厂进行生产破坏活动。
天泰客栈背后的故事
上照的这座青砖小楼，过去就座落在广济派出所与四道桥之间。即现新柳步行街千禧鞋业处。1945年，这里曾是一家叫做“天泰”的客栈。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在中国大陆，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的后期，全面反攻的时刻即将到来。为了迎接抗战胜利，并 做好接收城市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及关内的一些地方党组织陆续向东北各地派遣干部。1944年秋，中共山东省胶东区党委城工部决定：派尉达夫、孙学民（原 名孙晋阶）到安东做城市地下工作。他们的任务是：长期隐蔽，建立地下组织，发展武装，配合东北解放。为了安全起见，尉达夫和孙学民分路而行。孙学民于12 月先行到达安东。尉达夫则扮作算命先生，取道烟台，经北京到天津，然后化名王子彦又经沈阳于1945年2月来到安东市。当时，他就住在天泰客栈二号客房， 挂牌“亚非飞大相士”，以爻卦、相面为掩护，在广济乐园、三道沟、六道沟等处摆卦摊。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为下一步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为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尉达夫与孙学民两人分别深入到安东的工厂中，向工人群众做宣传工作。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团结了一批青年工人，并发展 了歧山药房的贺培芒参加他们的宣传工作。同年5月，他们在歧山药房开会，正式成立了安东青年抗日救国会，并组成了以尉达夫为书记、孙学民为组织委员、贺培 芳为宣传委员的行政支部。
安东青年抗日救国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革命思想，组织爱国青年秘密进行反满抗日活动。
为了扩大该组织的影响，青年抗日救国会广泛吸收社会各阶层人士参加，到“八一五”日本投降时，共发展会员300人。在此基础上，又增设了于家 沟、二街、新六道沟、老六道沟、浪头、沙河镇、八道沟和造船厂等分支部。该会会员的主要成分是在日伪和私人工厂中的青年工作和少部分知识青年（伪国高学 生）。
安东青年救国会成立后，自印传单，组织会员在夜间或天亮前在六道沟、广济街和九道沟一带引人注目处张贴。此外，会员还在牡丹造船厂、东洋纺织株式会社等日伪工厂进行活动。
“八一五”光复后的安东革命形势
半截沟小青楼 1945年9月18日，新中共辽东支部在此成立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军先后日本广岛、长崎投放了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并随即出兵中国东北。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随即对日、伪军发起了猛烈的全面反攻。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史称这一天为“八一五”光复日。
此时，苏军尚未进驻安东。在飞速发展的形势下，中共辽东支部于8月20日在安东市元宝山一个小亭子里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建立武装、监视敌人；保护重要物资，等待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接收；广泛开展宣传活动，扩大八路军和苏联红军的声势。
9月6日，冀热辽十六军分区部队抵达沈阳，辽东支部成员刘子祥、吕蒿等人及地下工作者尉达夫等闻讯后从安东先后赶到沈阳小河沿，与该军分区接上关系。根据形势需要，十六军分区首长除把刘子祥留沈阳工作外，将吕蒿、尉达夫等人派回安东。吕蒿回安东后，即于18日在半截沟小楼主持召开会议，组成新的辽东支部，吕蒿任书记，傅守仁任组织委员，王文郁任宣传委员。
新辽东支部建立后，把胶东党组织先后派到安东工作的党员统一组织起来，并以“中共辽东支部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告安东市人民书》和《中国共产党战后十大政策》，并在半截沟、江沿、临江等地组织了六个工会，发展会员300多名，组织群众筹款和收集枪支，成立工人武装大队，开展搜集情报并监视敌情的活动。辽东支部闻讯吕其恩、邹大鹏率部在庄河登陆后，立即派人前去联系，为迎接抗战胜利后党领导的部队首次进驻安东，做出了重要贡献。
（原文载《丹东广播电视报》2014年第三十二期，原题为《反法西斯斗争在安东》；作者：中共丹东市委党史研究室 房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