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光绪二年（1876年）安东设治，屈指算来，丹东作为城市的历史，迄今不足240年。 果真如此吗？
“镇江城”与“九连城”
九连城古城址位于丹东市振安区九连城镇九连城村，横道河以东，叆河以北，大致成椭圆型。周长2200米，面积540平方米。明代万历年间所建的方城，面积为70平方米。
[渊源]唐时称为辱夷城，辽代的契丹人称之为来远城。古城筑于一带土山之上，就是金代的婆速府路，元代婆速府巡检司之所。因有两道大营围连结着九座小营围，通向一座方城（镇江城），明代开始便根据这些营围遗址，称之九联城。后称九连城。
九连城古城具有较高的历史和科学价值。金代、元代在这里设立行政建置，筑军事城堡，是当时丹东这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
[出土文物]辽、金、元、明时期的陶、瓷、铜器，国家一级文物“大辽尚书吏部印”和国家二级文物“万历十七年疏筒”。
[位置]叆河尖古城址座落在丹东市振安区九连城镇上尖村的开阔平地上，东西500米，南北600米，面积300平方米。城址西为南北走向的叆河，东北是虎山，城址中心处有高台地，瓦片密集。
[渊源]这个城址是西汉辽东郡属西安平县故址，距今二千多年。高台地就是当年的县衙所在。
西安平县是丹东地区最古老的县城之一。1961年辽宁省文物干训班经发掘考证，认定是西汉时期的西安平县址。1963年，“叆河尖古城址”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出土文物]遗址地表散见大量汉、辽、金等时代的残砖瓦片。1979年出土“安平乐未央”汉代圆瓦档。“安平乐未央”五字均为隶书，左旋读。1981年出土大型陶瓷器口沿，上刻“安平城”三字，还出土汉代铁铧、五铢钱等汉代文物，足以证明这就是二千多年前的安平县遗址。
据《安东县志》引《金史斡鲁传》载：“唐高宗时，高丽筑九城于曷懒甸，斡鲁亦筑九城与高丽抗……今遗址尚存”。
金代斡鲁所筑的“九城”，位居今天的振安区九连城镇九连城村，即我们熟知的“九连城”是也。其古城旧址距丹东市区东北12公里处，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光绪八年（1882年），清廷署理东边道道员陈本植，通过对九连城（明初亦称“九联城”）古城的详细勘察，在写给安东县知事的训札中，除予安东县地方团练和民政事务以具体指导外，还就九连城的地势与古城现状，附有翔实的图示和解要。其中写道：“惟查九连城旧址后面屏山，细辨围壕迹址，其势乃长短方圆相环，共计营围有九，与贡道（进贡要走的道路。这里指的是朝鲜作为藩属国向明、清两朝皇帝进贡所行之路）之土城三面分峙。势据鼎足……”。
2000年，笔者曾在日俄战争旧址采风时，曾对九连城做过实地观察，发现这里仍存有夯土边墙，散落四处的陶瓷残片和碎砖断瓦。据村民介绍，这些都是当年营城所用建筑和生活材料，且地下有大量出土，其烧制年代自辽、金以降均有发现。在营内的稍高处，有点将台一座，再高处，有烽火台三处（另有两处在外营），其遗迹明显可辨。
值得一提的是，在出土于九连城当地的文物中，有清同治年间出土的“应胜门”石刻门额一块。经考证，为明代“镇江城”城门门额；有清宣统二年（1910年）出土的金代铜质“大辽尚书吏部之印”和“行军总押之印”各一方。须着重指出的是，明代的“镇江城”，是否系今天的九连城？
答案是肯定的。无论是现有的考古发现，还是史料记载，都已明确无误地坐实了明代“镇江城”，即是今天的九连城。但为什么先后会有“镇江城”和“九连城”两个不同的称谓呢？
我们知道，因濒临鸭绿江，“镇江城”作为地名合乎逻辑（当然也隐含着鸭绿江无水患、希望边境不起波澜的意思）；而除此之外，“镇江城”最显著的特点，是“营围有九”，即有九座“长短方圆相环”、类似城堡的兵营，故而民间俗称“九连城”。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千年前，地处东北边陲的金国，“筑九城与高丽抗”，而到了清末，其“遗址尚存”。换言之，金国斡鲁于曷懒甸所筑之九城，与明朝时的“镇江城”同为一地，系沿袭而来。《安东县志》引《方舆纪要》对此有详细记载：“镇江城在辽东都指挥使司东南四百六十里，旧为朝鲜贡道。其相近有安奠堡。明朝天启元年，毛文龙（明朝末期抗金名将）袭安奠入镇江城是也”。《安东县志》还进一步解释道：“今安东第一区九连城，即明之镇江城遗址”。
那么，为什么“镇江城”的名称没有沿袭下来，而“九连城”的名称却越叫越响呢？
其一，该地区在元代以前，历来为辽、金的拉锯之地，城市名称多有更易，独“九连城”在民间一直被沿袭；其二，到了清朝，东北地区先属“龙兴之地”，再属军事禁区，故被“视为瓯脱者数百年（瓯脱，古时边关军事重地设立的土堡哨所，后泛指边境地区）。人民禁其出入，榛莽任其荒秽（《安东县志》序）”。在柳条封边200余年的情况下，官方命名的“镇江城（包括辽、金、高句丽对该地的命名）”由于已成为无人地带，作为城市自然不复存在，但“九连城”却在。缘于此，因军事上的“九连城”之故，而在民间得名九连城地名的俗称，一直被延续了下来，以致到了清末“东边地带全部开禁”，九连城再度有了人气，经济社会又恢复了生机。但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城市，显然已经找不到了昔日“镇江城”的影子，而“营围有九”的遗迹，却残存了下来。人们忘了“镇江城”，却生活在“九连城”。是故，俗称的“九连城”，取代了官定的“镇江城”，成为了官方认可的正式地名。
由此看来，今天的丹东市，乃是古“镇江城（九连城）”的代际承袭与延伸；在历史沿革上，既非姻亲表戚，也非朋党近邻，而是具有骨血关系的衣钵传人。
九连城何以为城？
弄清了丹东的来历，我们还需寻着另一条线索，去追溯更远的历史，从而对家乡在世代交替中所经受的沧桑变化有更多的了解。
历史上，丹东不仅是边关重地，军事要塞，还是在全国较早设立行政区的地方。远在西汉时期，距丹东的九连城就是辽东郡所辖18县中之一、史称西安平县的县治所在。那么，西安平县与九连城又是怎样一种传承关系呢？
很长一段时间内，史料所载的西安平县究竟在哪里，一直因苦于没有强有力的出土证据支持，故对其所在的具体地理位置，由于史学界争议较大，而无法定讞。1956年，叆河尖古城遗址被发现，经对出土的大量文物和古墓考古证实，这里正是西安平县县治所在；而该遗址所处位置，正是九连城上尖村。九连城，果然早就是“城”，是有着悠久的城市历史的。
那么，距今2100多年、属于西汉时代的西安平县，为什么以后杳无音信了呢？史载，公元402年，即中国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高句丽攻占后燕辽东全境，“辽东郡县皆废”，西安平县更名为“泊汋城”。直至公元648年（唐贞观22年），右卫大将军薛万彻击败高句丽于“泊汋城”，及后来的薛仁贵于公元668年（唐总章元年）彻底收复辽东，包括西安平县在内的辽东全境，才得以重归中国版图。但，西安平县作为地名和县治所在，已被取消，在为安东都护府所辖后，成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和异邦入侵的军事要塞，而宋朝时地处中国北方的金国，即在此“筑九城与高丽抗”，因之““营围有九”的基础已经奠定。到了明代，其规模在原有基础上愈加扩大，此时的“九连城”不仅是军事要塞，更是贸易重镇了。
在辽、金、元、明时代，由于镇江城-九连城（前身西安平县）介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和境外异邦之间，是沟通汉民族与境外异邦相互贸易的商业要冲，因之各方都将其视为必欲夺取的对象。九连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一方面在贸易上占有地利之便，经济相当繁华，另一方面又面临强敌之扰，导致军事拉锯成为常态，政权易主多有发生，因此地名也随之多有更迭。它曾是辽代来远城故址、金代婆速府路首府、元代婆娑府路巡检司治所、明代辽东都指挥使司镇江堡城备御驻地。这，就是边关城市在地缘政治中，因其经济、军事上的巨大利益，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原因所在。与其有利害关系的各方，都将其视为通往内陆的咽喉，试图以此为跳板，获取中原地区发达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物质财富。贸易上，以东北少数民族之山珍野味、马匹皮货等资源性产品，与内陆进行交易，借以换取内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军事上，进，可策马幽燕地，剑指山海关；守，可为缓冲区，确保其偏安一隅，以图卷土重来。由于这种军事、经济上的双重原因，九连城必然为城。
作为城市，九连城在清初未实行柳条封边之前，历朝历代，始终人烟稠密，经济繁华。到了明代，这里改称“镇江城”，民间俗称“九连城”，继续秉承了其传统的贸易优势地位。这时，因“营围有九”，边境始安，异邦作为臣国，每年经九连城贡道，向中国皇帝进贡。与此同时，与异邦的互市贸易也更加活跃。明朝辽东巡抚王之诰在巡视九连城时，曾有诗曰：九连城畔草芊绵，鸭绿津头生暮烟。对岸鸟鸣分异域，隔江人语戴同天。皇仁本自无私覆，海国从来奉朔虔。
贸易增进友谊
至迟自元代始，由官方推动并予以鼓励和保护的鸭绿江两岸互市贸易，在九连城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至明朝中后期和清朝中期，鸭绿江两岸相安无事，人员往来密切频繁，而物资交流和边境贸易更愈趋紧密。
当时，两岸贸易每年有两次大型互市活动。一在每年的春二月间，一在每年的秋八月十五后，交易地点在距九连城不远的叆河中江岛马市台，是故，历史将之称为“中江贸易”。对此，清代文人、时任兵部员外郎的博明在其所著《凤城琐录》中有过详细记载：“（每年）岁春、秋仲月望后，朝鲜役以牛货济，陈于江干，驻防兵于台役夫以布七千五百十四段，易牛二百、盐二百九十九包、海菜万五千八百斤、海参二千二百斤、大小纸十万八千张、绵麻布四百九十九段、铁犁二百具。以京畿、平壤、黄海三道商各一人承办，义州知州率员役领之”。
能够看出“中江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是当时清政府根据交易清单而不断厘订的税收标准。从税收数额的变化中，不难得出“中江贸易”越来越火爆的结论。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中江贸易”税收标准初定额两千两；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翻了一番，激增为四千两；到了清雍正七年（1729年），又在原来的标准上，再增加八百两火耗银（指零碎白银在经火镕铸成银锭或元宝过程中所生的损耗。泛指正税外的附加税）。
须特别指出的是，以上税收，只单纯向中方参与互市贸易的商人收取，对过江参与“中江贸易”的朝方互市者，分文不取。而且，为了“嘉惠远人”，对朝方过境前来中方“谢恩称庆诸典礼往来者，则別为造报（可据实报销川资）”。这又足可看出，清廷对于藩属国仁至义尽，更不必说，在以后对藩属国所尽到的保护责任。据此，我们也可以说，“中江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是通过贸易，增进了友谊。而九连城，无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原文载《丹东广播电视报》2014年第三十四期；作者：厉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