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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奥地利学派不是新自由主义

 关键决心H 2018-12-11

介绍

☄米诺斯基批评新古典主义的方法论,他声称新古典经济学家嫉妒物理科学。因为嫉妒,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开始效仿物理学建立模型的方法。米诺斯基说整个经济学界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显然是错误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因为其方法论无法发展出必要的理论工具来理解2000年早期持续的信贷扩张的问题。相反,奥地利学派经济家早已全副武装。大部分来自米诺斯基对经济学界的攻击和自由至上主义的攻击将失去可信度。然后米诺斯基将不得不把矛头指向芝加哥学派和新自由主义。


为什么奥地利学派

不是新自由主义?

❧文 / 菲利普·巴格斯

Philipp Bagus

小徐同学

 

菲利普·米诺斯基凭借他的著作《比光更多的热:作为社会物理学的经济学、作为自然经济学的物理学》而名噪一时。这本书里他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最近出版的新自由主义书籍以及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学界的错误言论。在《不容忽视的危机:新自由主义如何拯救金融危机》一书中他的主要论点是经济学界在金融危机预测和解释上的彻底失败。然而,主流经济学家们并未因此遭到任何负面影响,像往常一样继续他们的胡说八道。

 

基于米诺斯基的观点,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和政治右派在危机中变得更加强大,这得归功于繁复的宣传工作以及由朝圣山学社带头的游说机器。根据米诺斯基的说法,朝圣山学社位于在一个由保守派、自由市场智囊团和新自由主义学者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中心,并左右着政治。

 

米诺斯基的分析很有意思,甚至有些吸取了极左和平等主义观点。特别是有关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与批判。

 

主流经济学界的可悲现状

 

新古典主义主流学界未能预判到大萧条的到来。作为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在宏观经济学统治的时代——被称作“大稳健”时代(the Great Moderation),中央银行已经基本消灭了急剧性的衰退,不过在2008年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突如其来的严重问题却让他们感到措手不及。

 

米诺斯基解释说这是伴随方法论终结而导致的失败。新古典经济学界不能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工具预测大萧条,例如臭名昭著的动态随机均衡模型(DSGE)。因为在这个模型中基本不存在危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不仅无法预测金融危机,也不能在经历危机之后对此进行分析解释。

 

米诺斯基认为在新古典主义阵营中存在着认识的分歧。例如新古典主义理论不能解释金融危机,在这里公认的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间隙。新古典主义为了跨越这道间隙,调整(或扭曲)经验证据来或多或少的使其符合他们的理论。而未能认识到有必要改变主流经济学的范式。

 

米诺斯基精确地描述了主流正统的软弱无力。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智力资本投资的沉没成本是巨大的,主流学界缺乏方向感、洞察力因此停滞不前。经济学教育延续着主流学说的错误,学生们用从经济学教科书中学到的逻辑混乱的理论大杂烩去社会中实践,他们运用主流的方法论阅读权威期刊上的文章。米诺斯基指出,在这种背景下,一般的学术期刊已经停止出版方法论和经济史,转而倾向于出版数学与统计学的文章。米诺斯基准确阐述了数学化趋势和自然科学家入侵经济学的联系,并将它视为金融危机爆发的成因之一。

 

方法论问题

 

米诺斯基批评新古典主义的方法论,他声称新古典经济学家嫉妒物理科学。因为嫉妒,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开始效仿物理学建立模型的方法。这种在物理学中使用的数学方法使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无法预测危机。米诺斯基的批判并不回避左派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他不仅指责格林斯潘和伯南克,还批评了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虽然可能这些人之间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异,但他们都使用DSGE模型寻求效用函数最大化。

 

根据米诺斯基的说法,自凯恩斯革命分离了微观与宏观经济学,DSGE模型再次考虑了经济学的一致性。DSGE模型通过引入效用最大化和高度聚集(high aggregation)使得在宏观中心体(macrosphere )中可以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数学方法。米诺斯基说如果没有DSGE模型,新古典经济学将从此消失。

 

虽然米诺斯基要求重建经济学以及终结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但是他却未能提出另一种选择,或许他还不知道奥地利学派的人类行为学方法,米诺斯基的要求已经具备了现实基础。同样他也因为现实原因不知道,奥地利学派对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不会感到惊讶,其中有些还是他们曾预测过的。正如我们在他对哈耶克的阐释以及其对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忽视可以看出,米诺斯基对奥地利学派的忽视是巨大的。更不用说对当代奥地利学人的忽视。

 

米诺斯基对思想流派的混淆

 

米诺斯基的主要问题就是当提及奥地利学派与自由意志主义的时候,他会混淆二者。米诺斯基认为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都是新自由主义者(除了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这些左派以外)。他还有意无意地把奥地利学派划分到新自由主义阵营。他甚至写道“哈耶克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Hayekian neoliberals)。然而,奥地利学派既不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不能被当做新自由主义。

 

事实上在米诺斯基的书中某些地方,他区分了新自由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也区分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但他没有贯彻这些区分,这是缺乏一致性导致的奇怪后果。

 

例如,他认为芝加哥学派的有效市场假说(EMH)使哈耶克的知识理论更加正式化。这看上去意味着哈耶克或者其他奥地利学派学者参考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方法,从而将奥地利学派归属于新自由主义阵营。

 

没有比这更离奇的了。哈耶克的主观知识理论认为知识是默示的、私人的、主观的和分散的。哈耶克的主观知识从根本上反对任何信息的数学化和公式化。更具体的说,企业家知识的创造性质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中与客观性的和有效市场假说给定的信息类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效市场假说状态是指市场价格是有效率的,因为它们包含了所有的相关信息,并且假设一种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客观信息。然而最重要的不是客观性和给定信息,而是在动态过程中的主观解释和新企业家知识的创造。过去的价格只是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新的信息的历史性的交易关系。米诺斯基说根据哈耶克的学说,市场会传递给我们需要知道的知识,这歪曲了哈耶克的理论。相反,哈耶克指出市场价格让我们可以利用其它市场参与者的主观知识。市场不会自动传递我们所需要的知识,而市场参与者需要去发现和创造,他们所需要达成目的的知识。

 

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米诺斯基混淆了主观主义和哈耶克的知识理论,有效市场假说(EMH)、资产定价模型(CAPM)和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Black-Scholes model)。在诸如EMH、CAPM和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等均衡构建中不存在什么主观主义者。所有这些的数学模型的相关信息都是给定的,静态的。哈耶克的主要观点是企业家在竞争性的市场过程中发现新的知识,这一点却被米诺斯基忽视了。

 

另一个米诺斯基无法清晰区分奥地利学派和新自由主义者的结果,就发生在当他遇到构建主义(constructivism)的时候。米诺斯基把新自由主义者看做构建主义者,同时他又把哈耶克归入新自由主义者(有人或许会怀疑整个奥地利学派)并试图调和哈耶克对构建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但是在二十世纪最猛烈抨击反对科学至上主义(scientism)和构建主义的哈耶克,是一个构建主义者吗?

 

奥地利学派 VS 芝加哥学派

 

特别是有意无意的混淆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问题。米诺斯基声称新自由主义者同意自发秩序的概念,然而使用自发秩序概念的主要是哈耶克和其他奥地利学派学者。相比之下,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者们构建均衡作为他们的分析工具。不过,均衡分析从根本上反对奥地利学派动态市场过程的分析。总之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者不使用自发秩序的概念。

 

一些像马克·史库森这样的作者曾尝试融合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间的隔阂,不过这些努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两个学派之间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差别就是它们的方法论。奥地利学派在米塞斯的传统下使用来自于人类行动公理的先验的经济规律,辅之以一些一般性假设。而不是做实验和观察外界,他们看起来是在通过内省寻找真理。

 

相比之下,芝加哥学派跟随米尔顿·弗里德曼采用了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不过奥地利学派学者主张理论首先是为了理解历史,而芝加哥学派的追随者则试图从历史中找到经济规律,有时也会用计量经济学分析。传统的奥地利学派学者把现实视为一个人际交互的动态过程,芝加哥学派学者则使用均衡模型,在模型的定义中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是不存在的,动态市场过程则是静止的。尽管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旨在理解和解释支配动态市场过程的规律,弗里德曼的目的则是做出正确的预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为市场过程做出现实解释,但对于弗里德曼而言假设的现实性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只是理论计算的预测能力。

 

在他的书中,米诺斯基批评弗里德曼为预测建模的方法一直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遗憾的是,米诺斯基未能在他的书中提及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也不知道寻求来自“新自由主义”朝圣山学社成员的辩护。

 

这些方法上的差异直接关系到维也纳与芝加哥之间在竞争问题上的观点分歧。为了使现实更加接近他们的完全竞争模型,芝加哥学派倾向于支持和制定反垄断法。而奥地利学派则反对政府以反垄断法的形式干预动态市场过程。

 

对于模型建立和数学化的要求也直接导致两个学派在资本的观点上针锋相对。在芝加哥学派的模型中,资本由字母“K”表示,它被视作是同质的、不变的资金,同步且自动地产生收入。把资本视为同质的资金以及把生产视为瞬间完成的,这就是芝加哥学派数学化和公式化的直接后果。

 

奥地利学派从根本上反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对于资本的概念也有过激烈的争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936)和弗里茨·马克卢普(1935)曾批评过弗兰克·奈特把资本视为同质的、自动的、自我维持资金的无意义概念。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把生产视为一段时间耗费的过程,以此发展出跨期扭曲理论,没有真实储蓄作为依靠的信贷扩张扭曲了生产结构。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如果缺乏必要的理论工具,他们一般无法理解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而这必要的工具也不是他们的方法论可以发展出来的。

 

解释繁荣与萧条

 

因此在大萧条和大衰退的问题上,奥地利与芝加哥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芝加哥学派追随着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J·施瓦茨的观点,认为大萧条的程度之严重是因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犯下的错误。更准确的说,他们认为美联储在1930年初基础货币扩张的速度还不够快。根据芝加哥学派的说法,本·伯南克(2002)承诺弗里德曼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也解释了美联储应对大萧条采用量化宽松的政策。

 

相反,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解释了1920年不寻常的信贷扩张引起了大萧条。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货币供给的膨胀扰乱了必要的调整,随着人为稳定过去的不当投资以及刺激额外的不当投资。奥地利学派解释1920年大萧条的严重程度是因为信贷扩张的程度,以及1930年随之而来的政府干预,例如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和罗斯福新政。

 

2000年早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并没有被表面上的价格稳定蒙蔽了双眼。事实上,米塞斯和哈耶克就曾警告了由费雪和其他货币主义者为之欢呼的物价总水平稳定政策。在经济增长时期,这样的政策需要连续不断的注入新货币,这就是跨期扭曲的根源。有了理论支撑,奥地利学派在危机爆发时就显得比惊慌失措的芝加哥学派稳重多了。因此,米诺斯基说整个经济学界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显然是错误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因为其方法论无法发展出必要的理论工具来理解2000年早期持续的信贷扩张的问题。相反,奥地利学派经济家早已全副武装。

 

不出所料,芝加哥和维也纳之间的另一主要分歧就在货币政策。大多数奥地利学派学者赞成废除中央银行,和引入自由市场的资金,例如百分百金本位制。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普遍不愿意委托市场提供货币,他们更倾向于中央银行发行法定货币。货币上的中央计划并不被他们看做是一个问题,反而是被当做一个解决银行业危机的途径来捍卫。

 

米诺斯基没有触及这些根本性的差异。当他指出中央银行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机构的时候他是对的。不过他还声称美国茶党基本上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团体。在他的书的后面还写了荣·保罗想要废除美联储。米诺斯基还提到了荣·保罗继承哈耶克自由银行制度思想。然而,荣·保罗被认为是靠近茶党的。读者会感到糊涂,为什么一个新自由主义团体(茶党)的英雄(荣·保罗)会想要废除新自由主义的机构(美联储)?

 

我们正面临着另一个由于区分不清而引起的明显矛盾。如果米诺斯基解释说,荣·保罗是一个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而反对美联储,读者就不会迷糊了。不过米诺斯基还说伯南克与弗里德曼一同站在了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他只是不明白芝加哥和奥地利之间的基础问题上的分歧,所以才会误以为它们在思想与方法上接近。

 

米诺斯基的混淆之源

 

米诺斯基的混淆从何而来?为什么他无法清楚地区分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

 

基本上有三个原因导致了混淆。


第一,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都有许多自由市场的理念。两个学派的成员普遍反对价格管制、产品监管和公办教育。然而正如我们上面所述的,差异的存在比比皆是。芝加哥学派支持中央银行和反垄断而奥地利学派则反之。如果米诺斯基看到许多奥地利学派学者的自由意志主义立场,他就会明白大多数奥地利学派学者离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立场有多远。

 

第二,哈耶克成为芝加哥大学教授是在1950年。不过哈耶克在芝加哥工作并不意味着他接近芝加哥学派的思想。事实上,哈耶克成为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授,是因为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反对他被安排在经济系。不难理解,哈耶克所不满意的实证主义是芝加哥学派的方法论。

 

第三,混淆最可能产生的原因是米诺斯基看到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经常在朝圣山学社一同讨论。自1947年朝圣山学社建立之初,就有三个主要的思想流派代表:奥地利学派、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和芝加哥学派。米塞斯和哈耶克是奥地利学派代表。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和威廉·洛卜克(Wilhelm Röpke)是秩序自由主义者代表。乔治·斯蒂格勒、弗兰克·奈特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学派代表。

 

芝加哥学派和秩序自由主义可以一同被归于新自由主义。他们反对公有制计划经济,也反对自由贸易主义(Manchesterism)等等(…)他们还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秩序自由主义(多是来自德语国家)和芝加哥学派喜欢一个强大的国家为市场和经济生活制定一个明确的方向。他们还希望由国家提供一些社会保障。

 

朝圣山学社里的奥地利学派与新自由主义几乎在一开始就处于紧张的气氛之中,正如米塞斯在1950年写道:“我越来越怀疑在朝圣山学社中是否可以和秩序-干预主义(Ordo-interventionism)共同合作。”

 

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回想起来,在朝圣山学社与芝加哥学派以及其他新自由主义者结盟可能是一个战略错误。随着奥地利学派和新自由主义者们在朝圣山学社的结盟,诸如米诺斯基这样的作者会倾向于合并新自由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以及合并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更应该把他们视为他们敌人(即全面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敌人,而不是把新自由主义视为有着共同目标的朋友。奥地利学派可以在朝圣山学社让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差异更加突出,从而排斥芝加哥学派和其他新自由主义者。大部分来自米诺斯基对经济学界的攻击和自由至上主义的攻击将失去可信度。然后米诺斯基将不得不把矛头指向芝加哥学派和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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