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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故地重游者的觅踪和思索之56 农历三月，当岛城的树叶荒草刚刚从漫长的冬天苏醒、树枝上刚刚萌发出那点点黄绿时，故乡就已经春意盎然了。杨柳青青吐出了长长的嫩叶，暖洋洋的西南风把大地吹绿。村子西头一条小路，被路旁的青草镶嵌着，像一条银白色的长蛇弯弯曲曲隐入绿色的原野。 50多年前，这是一条通向西北方向到达“彭家道口村”的小路，在没有汽车拖拉机、甚至没有马车、地排车的年代，交通运输除了肩杠手搬就是独轮车，这类小路从来就没有笔直过，不知那时的农民为什么不走笔直而选择了弯曲？ 彭家道口村是当时附近最大的一处农村集市贸易市场，每到农历逢四排九的日子，四面八方的人们络绎不绝行走在这条弯曲的小路上。从我记事开始，爷爷总是推着一辆独轮车，车子的一旁装载上出售的蔬菜和花椒]八角等调味品，另一边就是我，他总是五天一次往返在这条小路上。从4--5岁到7---8岁，他就是这样一直推着我去赶集。又是几年后，爷爷老了，我长大了，也就不再坐这辆独轮车了，爷爷推着车子在后面慢慢行走着，我在前面蹦蹦跳跳一会儿钻入庄稼地，一会儿又拉着车子走过坑坑洼洼的路段。 这一路大约有4公里，依次路过三棵大柳树的那段荆棘丛生地；路过一座拱形的小石桥；一座对年荒废的砖窑；最后到达集市中心地带的二层小楼。这“四点一线”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直到现在也是记忆犹新。 一、在那三个大柳树的地方 沿着这条小路，离村子一公里处的小路旁，有三棵大柳树。我清楚记得，这三棵大柳树以正三角的间距分布在地头旁，每棵大约相距7---8米，靠近小路边的那一棵的树冠在春、夏秋时节里能够给小路遮上一片绿荫。在晚春季节里，大树间的荆棘灌木，像柘桑、枸杞和其他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带刺蔓藤萌发出绿绿的叶片，有的还开放出红、黄和紫色的小花朵。在三棵柳树的中间，还有一个土坑，不大也不深，只有到了夏季才有水，但在其他季节里，坑底也是湿润的，也长满了野草、野菜和野花。柳树具有很强的繁殖和再生功能，除了这些荆棘野草外，在这片不大柳树家族范围内还生长出一些茂密的柳树丛。从春季开始，就潜伏着一些安家的候鸟、飞来飞去的五彩蝴蝶，有时还能看到黑花色和土黄色的蛇。抬头望最高的树枝处有喜鹊构筑的几个窝。 春天里，每当赶集回来的时候，我就进入这三棵树内，把折下的嫩柳树枝条，用双手轻轻捻动，柳树皮就从“枝骨”分离，在分离后孔状的一端用手指甲刮去外表一层最嫩的皮后，用嘴一吹发出清脆的声响，当时我们这些顽皮的儿童给这种“乐器”起了一个“哨子”的名称。拿回家对着三---四岁的妹妹吹出那种有节奏的声音，乐得妹妹一蹦一蹦的。 正是由于带刺的经济限制了不少剜野菜者的进入，再加上里面经常出现那些令人恐惧的蛇，这就有效地保护了其中动植物的繁衍，里面的野菜生长得又大又胖，秋日的枸杞蔓藤上长满了一串串鲜红的枸杞。不知那一年开始还长出几棵菊花，每到秋末冬初季节，开出黄色和白色的花朵。有一年夏季雨水很大，三棵树之间成为一片汪洋，此时我们这些顽皮儿童都不敢进去，因为害怕遭受蛇的袭击。当大水退去后，在树中间的那个水坑里竟然游动着几条小鱼，爷爷说这是小草鱼，草种子变的，我把他们捞回家，用一个小盆养了起来。 冬天里，三棵树地带呈现出一片灰黄色，经常有三三两两的农民背着草筐，拿着“耙子”（一种用来打扫树叶、柴草的工具），把三棵树中间的落在地上的柳树叶和野草打扫起来，作为做饭的燃料。那是一个柴草奇缺的年代，低头河坝和路旁的野草被洗劫一空，但是柳树间那些荆棘蔓藤、那些小柳树丛却奇迹般的被保留下来了。有的农民说那些柘桑、枸杞带刺，不好割也不好烧。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真正解释被长期保留的原因。在我看来，在一望无际的原野那样一种千篇一律的平面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单调的黄土和庄稼，已经使人们陷入了那种审美疲劳。唯一这块保留了多样性和异质性的地貌，吸引了农民的眼球。不追求任何功利的纯粹审美，使他们放弃了砍掉柳树或者开垦荒地种植庄稼的利益冲动，没有人舍得毁掉他。 更有一个被完整保存下来的原因，我曾经几次看到在一些祭祖的民俗节日，有的农民带着祭品来到三棵柳树下，焚香烧纸膜拜。有一位上了年代的老大爷曾对我神秘地讲，不论是什么树种，只要生长50年以上就成了“树神”而“得道”，就成精成仙，它能保佑人们去病消灾。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远古时代就有了对植物、大山和一些野兽的崇拜，如果说老虎、狐狸、狮子是一些原始部落崇拜的动物图腾，那么也曾有过古松、老柳是一些部落崇拜的植物图腾是一样的。在这样一个存在着古老的图腾崇拜年代里，如果想毁掉这几棵老柳树需要胆量，没有人敢如此胆大妄为。 这位老人说，我今年79岁了，但是，在我20岁左右的时候，就有了这三棵柳树，50多年了，他保佑着我们这个村子。但是，到了1966年冬天这三棵树的生命结束了。红卫兵，先是用大锯锯掉了树木，接着又放了一把火烧掉了所有的荆棘。1967年春天又使用铁锨、镐头把树根刨出来。当时“战报”说“......阶级敌人利用“三棵树”焚香烧纸，是一块大搞封建迷信的地方，如今我们把他连根拔掉，这是....伟大胜利！是.....伟大成果！让我们欢呼歌唱......！ 二、小石桥、河水中和河坝上 沿着三棵树一旁的这条小路继续向北走，又大约一个公理处是一条横贯的小河，小河上是一座低矮的拱形小石桥，他那么低，就是拱形的最高处离河面也不到1米半，弓形两端的最低处也就接近水面了。 村子里的年纪最大老人也记不起是那一年修建的这座石桥，用青石块和青色的砖块砌成，也就是不到五米长、二米宽，在夏季降雨多的时候，河水经常漫过河堤，那么当时赶集的人们就要转出一段弯路走过北面一座较大的桥。桥面接近河水，有时我赶集路过时经常停下来，蹲在桥面上注视着水中的水草、浮萍和小鱼儿。 早春季节，河水十分清澈，但河中除了顺水摆动的水草外，还没有其他生命。一般是在清明过后，不但水草变绿了，水面上也有了一棵棵浮萍这种水草，它长得水灵灵的，随着缓慢的流水，像一团团青青的绿舟向着下游流去。此时，我经常看到水中游动的鱼儿，见到人走来便急速潜入水底。初夏时节，我和弟弟带着那种捕鱼的小鱼网，挽起裤腿在河中推动着鱼网，每一网不但有活蹦乱跳的小鱼，还有泥鳅、黄鳝、小虾和小螃蟹。 天气开始炎热了，河水猛涨，我们几个小朋友几乎每天都跳到河中游泳，一洗就是几个时辰。这是一处天然的游泳场，没有体育教师的指导，大部分学会了游泳、扎猛子。我们比赛在水中憋气，谁在水里呆得时间长水就是英雄。我的儿童和少年时代夏天的每个中午几乎都是在这里度过，练就了熟练的游泳技术。80年代那近十年，我在青岛栈桥的太平路办公，每到农历的初一到初五、十五到二十的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我总是与几个同事到栈桥西侧的鲨鱼往外扎猛子捞蛤蝲，他们不具备潜水技术空手而归，而只有我潜二米深的水用双手挖取，一中午潜水挖取3---5斤，而且在海中游泳三个多小时不知疲倦。 冬天小河封冻，又成了我们儿童的滑冰场。有时还带上打草筐拾捡河堤上的荒草树枝，还可以看到经常有野兔飞跑而过。那些年冬天降雪特别多，有时小桥上面的积雪有一米多厚，与河道里的雪连成一大堆。那时爷爷还是冒着漫天大雪经过这座小桥走向集市。 这条小河、小桥的历史时间太长了，听村子里年纪最大的老人说，从记事起就有村民到河里捕鱼，那时鱼虾很多，一个半条就捞几十斤，自家吃不了就到集市上出售。以后雨水少了鱼虾也就少了。一条河存在时间久了，必然是河道变窄变浅，而两旁的河堤也就越来越地平了。在我的记忆中，这条小河河堤的生态有些像我上面讲到的“三棵树”，从春节开始，不但野草野花，而且也是荆棘树丛，一些白杨树、柳树等不断从根部衍生出他们的家族。特别是一些荆棘连成片的地方，经常出没野兔、飞鸟，那时的鸟儿真多，什么斑鸠、“红下颌”、鹌鹑、黄鹂、白头翁、老鹰......,最多的还是低飞的燕子。 有了水就比起“三棵树”地带的生命现象还要丰富多彩，尤其是不知何年何月修造的小石桥直到文革以后还是牢固地横跨在河上。但是他的命运就像三棵树一样悲惨。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小河周边建设了一些土法炼油厂，接着又出现大量的“防水材料厂”。大量的污水被排入这条一直清澈见底的河水中，小鱼小虾死光了，浮萍没有了，河坝上的荆棘、野花也渐渐消失了，只剩下散发着刺鼻腐臭味的黑水缓慢地流动着。进入新世纪，被农民填平了河道种上了庄稼、蔬菜。 类似平板式的大平原只能够生存着适应平板生态下的生命，所以，它是单调的、呆滞和无生气的。一旦在平面的地形空间内出现上下的垂直结构、或者当一大片平面上出现不等度的斜坡，生命的多样性就出现了。因为在这里不存在农民对除了庄家蔬菜以外对所有生命的灭绝性的消灭，那么一些具有一定力量的自卫保护的生命，像荆棘藤蔓类的植物就大面积出现了。尤其是当这些生命有靠近河水的时候，又为依赖河水的生灵提供了栖息之地，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就构成了。人们留恋这条河、这座小石桥就在于此处的生命多样，这时在一个十分有限的生存空间内多元化生命的聚焦。 此类“聚焦”又意味着什么？就是将不同空间内的多元生命汇集一处，多样的动物和多样的植物错落有致地生长在自己应该生长的位置，不同物种形成一个异性大家族，如此这就把分布在广袤空间的生命浓缩了。而那些古松古柳还在顽强的存活者，这也就把过去的时间拉到了当下。时间不但承载着空间的价值，但是他又反过来以空间性的存在把流逝的时间显现在当下，为什么现在那些没有时间性的整齐的草坪、雪松和月季花那么规整有序、那么鲜艳，有的甚至还略带芳香，但是即使是这样，也每每不能激发人们的审美感受，一是因为他们被人类以列队排练式的强制造成了呆板的千篇一律，二是没有历史的”孩童”就谈不上什么对价值的承载。生命只有在参差不齐和错落有致中的自生自灭，才是它的本真状态。 三、那座长满荒草的砖窑 过了小石桥，还是沿着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向西北方向再走近2公里，小路的右旁有一座大古窑，这个古窑就是过去农民烧制砖瓦砖瓦的地方。他不像农村现在制作砖瓦的窑洞，完全是在地平面以下作业，在一条大约三十多米长、二米多深的沟内排列着一个个窑洞口。而这个古窑是在地面上建筑成为一个类似碉堡、但比起电影上那种碉堡占用的面积大、又比较矮的那么一座小土山，在朝北的一面有一个很大的豁口，进入里面有一处大约7---8平方米的狭小空间。 这个古窑到底是什么时间修建，也像上面提到的那座小石桥一样没有人能够记起，存在的时间也是很久了，上面长满了野草、春天到来的时候还长满一些说不出名字的野花，花朵很小，紫色的，还有一种带刺的灌木，春天开很小的白花，秋天结出像红枣一样的果实，爷爷对我说，这叫做酸枣，如果夜间睡不着觉就用这种酸枣烧水。秋天里，爷爷每当赶集走到这里，总是放下独轮车，爬到古窑的半坡，采摘一些酸枣，他经常重复这句话：睡不着觉不要紧，喝上一碗酸枣水，一觉睡到大天亮。其实在那时的农村，没有听到那个人夜间睡不着觉。 这座大古窑并不在于因年久具有了像历史文物那种价值，在当时农村填不饱肚子的年代，人们没有文物的概念，即使明知是使用着秦始皇年代出土的饭碗吃饭，也照样解决补了青黄不接。我之所以对这座古窑感兴趣，就是因为在我6---7岁的时候，每当爷爷推着独轮车赶集走到这座古窑时，总是放下车子，拿着一大块玉米面和地瓜面掺合着做的饼子和一个“疙瘩头”咸菜进入这个古窑洞口，开始我并没有跟着爷爷走近进去。以后爷爷进去的次数多了，我也就跟着他走近窑洞里。当地一进去的时候，那个场面使我惊呆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震撼”！50多年了，那幅图像还深深印在脑海里。 靠近窑洞最南边的角落里，有一些用柴草铺成的地铺，上面有一张破席子，席子上的破棉被已经多处露出棉絮，补着大补丁，很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一个头花花白的老太婆坐在破席子上用棉被盖着腿，有一个看上去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姑娘正在窑洞的另一角蹲在地上，在几个砖头上支起一个被烟灰熏得发黑的铁壶烧水，窑洞里散发着一股煎药的气味。爷爷进去时，那个小姑娘站起来，朝着我爷爷也叫了声“爷爷”！ 爷爷走到地铺前，那个花白头发的女人看样子想站起来，但是挪动了几下身体，还是没有站起。 “你别起来，你别起来！这几天你好些了吧”？爷爷问她。“不见好，黑夜咳嗽得睡不着，还憋气”。爷爷把拿来的那块饼子咸菜放在一个很破旧桌子上的饭碗上。 “你看，现在都没有吃的，你省出来给俺，天下还是好人多啊”！ 爷爷说“我要赶集，五天后我再给你带药来，夜里睡不着，就用酸枣烧水喝，我走了”。 “香香，送送你爷爷，我起不来了”。 走到窑洞口，我听到了这个老人的抽泣声，我抬头看了看爷爷，他满眼噙着泪水。“他们是谁？怎么住在这个地方”他们的家在哪里？” 爷爷说，“小孩别问这些”！他擦了把眼泪又推着车子慢慢的走着。 下午回到家我还是惦记着这件事，就问母亲“我和爷爷赶集到了一个古窑，爷爷送给她一块饼子”。 “你进去看了吗”？母亲问。“进去了，一个奶奶一个小女孩，他们怎么住在那个地方”？我此时还是感到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凄凉，还是一丝恐惧。 母亲叹了口气说“这两个人就是古窑西边的郭家庄人，你看到的那个奶奶年纪并不很大，还不到60岁呢。你看到的那个小女孩，她的母亲叫朱慧兰，不到三十岁就死了，有人说他男人上了关东，近10年了没有音信，就撇下了这个小女孩，那个坐在床上的就是她的奶奶，他家出身富农，房子被生产队没收了，剩下了这一老一少就只好住在窑洞里，大概5---6年了。”母亲一边说，也是流出泪来。 “快过年了，煮好饺子后我和你爸爸给她送些去”。 我清楚记得，父亲和母亲到古窑送饺子那一年是1961年春节，生活极其困难，饺子是用地瓜面添加了一点小麦面包的，饺子馅是萝卜的，没有点油水，当然更不会有肉。 我执意要去，但是父母亲不让我一起去，当村子里响起零星的鞭炮声时，父母亲就回来了。 我赶忙跑到母亲身边问“那个老奶奶和小妹妹还好吧”？ “好”母亲又转过身去擦眼泪。“那个奶奶的病很重，又没有钱治，你那个小妹妹还发烧呢”！ “把奶奶和小妹妹接来咱家过年吧”？母亲听了摇了摇头。 像往常一样，爷爷赶集路过这个古窑总是送去一点饼子、煎饼和咸菜。到了这年（1961年）的农历三月，也就是晚春时节，那个古窑中的奶奶死了，据说小妹妹被一个远房亲戚领走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由得哭了起来。 以后每当我走到这个古窑，总是停下来，小心翼翼地走到洞口，向里面张望，一种悲苦、一种恐惧袭上心头。 富农阶级出身、病重在身，失去劳动能力，对于一老一少两个可怜的女性意味着什么？ 在多重压迫不能抗拒的情况下，尽管有强烈的求生本能，但是死亡是唯一的道路！ 多年后，我在梦中也经常梦到这对可怜的祖母和孙女，他们遭受的苦难就是当时很多农民弟兄苦难的缩影。 这座古窑消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被推土机推倒后，变成了一块农田，去年清明节路过时一片茂盛的麦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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