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廉吏是这样被逆淘汰的：百姓之称颂不如上官之考语

按照显规则，庸碌无良者，无疑会被淘汰，但按照潜规则，清廉有为者，却会被淘汰。清廉有为之士被淘汰，因为它违反了优胜劣汰的原则，故称之为逆淘汰。逆淘汰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越清廉，越勤奋，越有政绩，越受老百姓拥护者，就越容易被淘汰。晚清有个叫暴方子的巡检就是被逆淘汰的。

暴方子，名式昭，是河南滑县牛屯镇南暴庄村人。自幼苦读经史，并有多部著作。光绪四年（1878），暴方子以巡检的官职到江苏听候委用，补员为平望司巡检。据资料介绍，朝廷在各州、县的关隘、渡口等要冲之地设巡检司，掌缉捕盗贼、盘诘奸伪之事。巡检相当于汉初的亭长和现在的派出所所长。晚清的巡检为县令属官，官衔从九品，职责有所扩大，承担对基层社会乡、里、甲的控制和地方防卫的任务，并履行其它社会职能，诸如经理社仓、义仓，兴立乡校、义学等事务，甚至包括抚恤难民，催收兵谷，收瘗暴骸，清查掳掠，弥补公项，布置边防等事项。可见，晚清的巡检虽是个刚入流的芝麻官，但工作繁艰杂乱具体，在基层社会控制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社会角色比较重要。

暴方子常年身着布衣脚穿草鞋翻山越岭、走街串户，查访民情，倾听民意，解决百姓实际问题。起初，就连山民村夫都认为这个人太傻，当官不会敛财不会享受，却整天与小民打交道，但后来他们尝到傻子官给他们带来的甜头时，无不称赞暴方子是难得的好官。在晚清的诸多官吏看来，当官是为了做老爷，享清福，发大财，而暴巡检却反其意与贱民打得火热，满身酸臭，不图一钱，让人不可理喻。

他所辖区域山水相连，阻隔外界，常有不法之徒为非作歹。当时有个叫褚而奎的土豪，聚集了一群地痞无赖，设立赌局，抢劫民财，为害乡里，百姓怨声载道，敢怒而不敢言。暴方子任职后得知此事，怒不可遏，便亲率差役进山，搜查捕获这一干人，并依法惩处，百姓皆拍手称快。在俗人俗官看来，历任巡检都能容忍毒瘤的存在，无意解决黑恶势力横行乡里的问题，甚至乐于浑水摸鱼，而暴巡检却大动干戈，果决铲除毒瘤，这不是出风头为自己造势吗？这不是显示自己比前任巡检有能力有水平吗？

当时谭叙初中丞凭着苏藩的官职处理巡抚的事务，发布禁赌、禁嫖、禁食鸦片“三禁”令。清末官场污秽不堪，许多官吏腆着浑圆的肚腹打着查禁的幌子招摇于市，显出一副秉公执法不可侵犯的摸样，暗地里却与违禁者眉来眼去，大搞权钱权色交易，导致黄赌毒屡禁不止。而暴方子从不沾染这些恶习，又不以查禁怀私，所以执行禁令力度大，这些恶习在他管辖区很快便告绝迹。在同僚看来，为了从中牟取私利，对扫黄打非，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阳奉阴违，而暴方子却不知其中的机巧，认真执行禁令，很快辖区内弊绝风清，这不是讨好上司，给他们难堪，迫使他们效仿之，自断财路吗？

表面上，暴方子的一举一动与诸官无涉，但实际上已于无意间破坏了潜规则，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因而，于无形中得罪了一些官吏，也就把自己置于孤立和受排挤的境地了。

暴方子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好事，又好出主意”，已让官场中人心里不舒服，于是在暗地里排挤诬陷他，但尚未与他直面发生矛盾和冲突，可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巡检竟然越境“好事”，犯了官场上的大忌，就公开树敌了。临境的吴江县有抢劫孀妇的野俗恶风。有一年，吴江县孀居的范姚氏在夜间被村中恶少抢走，正巧暴方子带人查夜，听到哭声就赶了过去，将恶少抓捕治罪，还将范姚氏送回家中，责成人员进行保护。当时有人说他侵境越权，他愤怒地甩着袖子说：“同食国家之俸，同任地方之职，平时可分权限，若变生仓猝，稍纵即逝，岂可坐视不救耶！” （《滑县志》）事后，暴方子果然被吴江县令诬告，幸遇一达明中丞未治其罪。

光绪八年（1882年），暴母因病去世，暴方子辞官归家守孝。三年之后，他补任洞庭湖西山甪头司巡检。因山下有林屋洞，这座山也叫林屋山。该地有三家典商，按照过往规矩，每年都要向巡检缴纳360文钱。花钱保官、买官，以获得更大私利，是晚清官员较为普遍的心理和习惯。不搜刮民财，钱从何来？如何保官、买官？如何攫取更大的私利？他们只管捞钱，从不考虑百姓的感受和国家的兴废。暴方子却认为“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公道亡则蠹虫盈野，蠹虫盈野则大清帝国会被啃噬得到处是筛子眼，直至轰然倒塌。因此，别人都收入囊中，暴方子却分文不取，悉数交给地方继善堂储存，以备救济孤贫。

同样是磨砺，鹅卵石选择的是走向圆滑，而刀刃选择的却是走向锋利。有一次，官府在催租蠲赈一事上，与农民发生了矛盾。当暴方子了解到公理在百姓一边后，没有和稀泥，当和事佬，更没有站在官府一方，而是不顾掉乌纱帽的危险，毅然为百姓说话，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赢得了百姓的赞誉。晚清的官吏大多对百姓耀武扬威，骄横跋扈，但在上司面前则表现出“昏暮乞怜、趑趄嗫嚅之态”，可暴方子却与这些官吏有着霄壤之别。

暴方子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和“吃老魏家饭，却给老蜀家干活”的行为，惹得官场诸公颇为不满。他们妄言暴方子藐视官府，取悦百姓，沽名钓誉，离间朝野，遂明里暗中诋毁之。在丑类的撺掇下，苏州魁知府决意整治暴方子，暴方子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幸得江苏易藩台出面，力解，幸而得免。

对此，暴方子的好友，曾受咸丰皇帝赏识的清末著名学者俞曲园，“深为足下危之”，便凭借自己曾官至河南学政的人脉关系和学识丰赡、镕铸古今的声望，请苏州魁知府多多关照自己的朋友暴方子，知府一口答应，但同时也指出了暴巡检“好事，又好出主意”的缺点和毛病，意在借俞曲园之口，把自己的不满意见转达给暴巡检，使之“改过自新”。俞曲园写信劝诫和忠告暴方子，不要“好事，好出主意”，这非下僚所宜，应垂意山水，文墨自娱，乐作闲官，如此乃可相安。可脑袋一根经的暴方子却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于是，为朋友捏着一把冷汗的俞曲园又给暴方子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在年前见到了你的上司谭公，他对你表扬有加，但也反映，反对你的人很多，我请他对你多予关照，谭公也点头应允了。接着再次提醒暴方子：尽管你的上司答应我对你予以关照，但毕竟他是高高在上的省官，所谓天高皇帝远，等到府县一级的地方官与你为难，甚至伤害你，你那位上司想保护你，恐怕也鞭长莫及。现在官场上反对你的人很多，你一切要谨慎行事呀！满腹经纶、城府极深的俞曲园甚至不得不直白地告诫暴巡检：“百姓之称颂不如上官之考语也。”（《滑县志》）挑开天窗说亮话，主宰你命运的是上司的考核评价而不是民意，顺应民意不如迎合上司，忤逆上司者不会有好下场。

俞曲园在宦海沉浮多年，深知官场的微妙险恶。他熟谙世故，以自己对官场的切身体验和失败教训，为暴方子冲出困局，指点迷津，期望暴方子独善其身，不被官场上巨大的黑洞漩涡所吞噬，这是他对官场的灰暗与荒唐的无奈，也是对好友好官的善意而恳切的劝诫。然而，暴方子全然不以为意，依然固守着自己的治世理念、价值取向和为官之道，终于超出了官府的忍耐限度，苏州知府以暴巡检“情性乖张，作事荒谬”为由，革去他的官职，他只得回老家务农。在一个腐败已渗入体液浸入骨髓的社会，个体的清廉因为阻碍腐败而遭到“定点清除”是毫不奇怪的。

仰不愧天，俯不愧民，衣褐还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暴方子太穷了，竟然穷到连搬家回乡的钱都没有，无奈，他只得在附近的山里找了处茅屋暂时借住下来。此时正值冬天，风雪肆虐，寒气侵骨，后来又缺柴少米，几至断炊，但他仍然手不释卷，饥之以当食，寒之以当裘，忧患以当安乐，读书如故。

由此我想起了南朝陈宣帝太建年间的山阴令褚玠。太建年间，山阴县多豪强奸民，前后几任县令都因贪赃罪被罢免。宽厚仁慈的陈宣帝对此十分担心，对中书舍人蔡景历说：“会稽山阴是大县，但很久没有一个好县令，希望你在朝廷的大臣中，选一位适于担任此职的人。”蔡景历推荐说：“褚玠廉洁俭朴，才能出众，不知他是否合适？”（《陈书·褚玠传》）陈宣帝于是任命褚玠为戎昭将军、山阴令。褚玠到任后，镇压了山阴县的一批豪强奸吏，清查出了大量的隐瞒户口；鞭打陈宣帝宠臣曹义达的亲信陈显文，于是县中官吏与百姓无人再敢为非作歹。可褚玠最终因曹义达诬陷而被免职。褚玠在山阴任职一年有余，廉洁奉公，被免职后，无钱返京，只得留在山阴以种菜为生。“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在封建社会清官大多命运多舛，让人唏嘘不已！

如果暴方子就此困死在山坳茅屋，人们当然要詈骂万恶的封建社会，但也不免会对暴巡检治下的老百姓生发微词。真正的感情是一种灵魂的触摸，往昔的温暖会永远留存。官如能造福，民岂不知恩。正当饥寒交迫的暴方子为全家人糊口一筹莫展之时，一幕让暴方子大为意外和无比感动的情景出现了！

那个曙光初现的清晨，一个陌生的山民在暴方子的茅屋门口放下两袋子米面、两捆柴禾后，正欲离开。暴方子见状，赶紧叫住他，问这是为何？山民憨厚地笑道，这是给暴老爷送的米面、柴禾，以便度日。暴方子激动得热泪盈眶，不知所措，因为这米面柴禾包涵着老百姓对自己的爱怜之情，折射出自己最看重的官德之光。之后，没有人策划，没有人发动，附近十几个村庄的老农、妇女、儿童乃至樵夫、牧人、僧尼，手提肩扛、车装船载，把薪米甚至豕鱼、酒肴、蔬果、粉糍、鸡卵……送到暴方子住的茅屋前。暴方子怎么也劝阻不了，只得把百姓的馈赠一一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反馈。（《柴米簿》）其实，当地的老百姓生活也捉襟见肘，能温饱度日已不错。面对此情此景，暴方子想起了杜甫的诗句：“抚迹犹酸辛，平人更骚屑。”思量自己的遭遇尚且很辛酸，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当然更为凄凉。这些朴实善良、爱憎分明的老百姓呀，真是可亲可敬。他也难免陡生另一番感慨：妄言刁民难治，责不在官府乎？爱民者，民亦爱之，忧民者，民亦忧之，而弃民者，民亦弃之，古今同理，概莫能外。

见此情景，官府恼怒：大胆的刁民贱夫不向官府赠送锦旗和供资，却成群结队数日不绝地为一个官场失意者送温暖献爱心，这不是挑衅官府对抗朝廷吗？但官府心里又很清楚，如果整治诸多百姓，会把事情闹大，不好收场，于是，处心积虑研究如何整治已成布衣的暴方子和事件的组织者，并打压老百姓藐视官府的气焰。官府发了一纸公文，训斥暴方子。公文中说：

照得敝府访闻，太湖西山地方，有棍徒蔡剑门，手持竹梆，遍击敲山，向各户敛费，称欲保留甪头司巡检暴式昭，以致人心煽惑，并向各户索米，为该巡检暴式昭用度情事。查暴式昭系撤省察看人员，该棍徒蔡剑门竟敢向各户敛费索米，称欲保留该巡检，并资助该巡检用度。如果属实，亟应分别查究。合亟关会，希即查照来关事理，严密查访。如果实有前项情事，即将该棍徒棍徒蔡剑门密拿解省，以凭从严惩办。一面速饬该巡检暴式昭即日来省，毋任逗留，致干揭参。望速。（《太湖抚民府札》）

公文的隐意很明显：暴式昭系撤省察看人员，已穷困潦倒，老百姓凭什么自发地勒紧裤带给他送米送柴送酒肉送蔬果送鸡卵送一切生活用品？真相是棍徒蔡剑门，手持竹梆，遍击敲山，称欲保留甪头司巡检暴式昭，并资助该巡检用度，以致人心煽惑，各户被敛费索米。蔡剑门本系棍徒，狡黠贪心，却甘冒风险为暴方子勒索生活物资，可见，此人是受暴方子暗中指使的。暴方子意欲何为？造成民心不可违的假象，置官府于尴尬境地，迫使官府做出让步，收回罢免暴方子官职的成命，使其重回任上。这当然是官府不顾客观事实的驴唇不对马嘴的勾连捏造，以此自欺欺人地解释一向“视官吏如天帝，望衙署如宫阙，奉缙绅如神明”的底层百姓，何以对一个落魄的芝麻官“真心相拥、真情相助”，并企图治罪于暴方子。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暴方子读罢公文，自然不会保持沉默，当即提笔写下了回复上司的禀稿：

奉此，查上年十一月十八日交卸，债累满身，一钱不存。时届年终，无钱搬家，权住西山，独身回省。迨后山民馈送柴米，实始于十二月十三日。蔡剑门敲梆约众，拟到城叩饬回任，实始于本年正月初八九日。两事隔月隔年，馈送柴米固与敲梆毫不相干涉。山民馈送柴米，系出于万众心情所愿，绝无一人乞求讨索，亦无一人劝谕嘱托。其初实起于山北相去廿余里之陈巷，次日而劳村至，又次日而东蔡至。因此一唱百和，羣起四应，每村家家公集，遂蔓延至八十余村，为户约七八千家，其未到者仅辽远数村而已。先是收米十七石，谓食至行时，有赢无绌，亟贴启东宅河，一概坚辞。孰知竟难终止，处处醵集，村村馈赠，肩挑船载，踊跃争先。即极小村落若张家湾、中瑶里等处，亦复载柴一船，致米数斗。更有老妇于公送外复投度岁诸物，亦有老翁持肉、童子担酒、庵尼负菜，禅僧携茶相饷者。计年内外月余，阖山馈送投赠，纷纷不绝于涂（途）。而山中著作名流，至绘成画卷，广征题咏。计共收米百四石八斗，柴约十倍于米，他若鱼肉鸡鸭、糕酒果蔬之类，不可纪（记）数。此乃万众心情所愿，怨者不能阻，爱者不能劝，非势驱利诱所能至，亦非乞求讨索所能得也。况蔡剑门蕞尔寒悴，无大势力，万众若不情愿，又何至听从其言耶？彼系蹩足训蒙，一时义愤，售卖菱荡廿五洋作费，遍山敲梆，拟约村耆到城，叩饬卑职回任。其祖蔡雨亭创建节烈祠，系敲梆募劝。此次人问，则云：“我家祖传敲梆也。”方其初起，绝不闻知。迨知之，遣人辞之者三，贴启二处，阻止村耆勿听其言。东蔡一起人未往，正因于此。往城者两船，约四五十人，亦未敢拦舆而回。

伏思五载林屋，恐辜名贤知遇，妄励清操。百姓追念畴昔，赠之柴米，坚辞犹然复来。念其远路，且公集难于瓜分，勉徇其意，遂尔收受。此等赃私，非愚者莫能致，亦非愚者莫能得也。种种不合，清议俱在。既奉文驱逐离山，现即携家他徙。（《暴式昭禀》）

暴方子的禀复，为自己作了有理有据的辩护，戳穿了别有用心者用偷梁换柱、移花接木之术编织的谎言。他用事实说明，山民馈送柴米与蔡剑门敲梆约众，两事隔月隔年，风马牛不相及。他强调指出，山民馈送柴米，系出于万众心情所愿，绝无一人乞求讨索，亦无一人劝谕嘱托。自己也曾“亟贴启东宅河，一概坚辞”，“孰知竟难终止，处处醵集，村村馈赠，肩挑船载，踊跃争先”，“坚辞犹然复来”。自己“念其远路，且公集难于瓜分，勉徇其意，遂尔收受”。而蔡剑门遍山敲梆，目的是“拟约村耆到城，叩饬卑职回任”，自己也采取了措施，“阻止村耆勿听其言”，使请愿之事止息。这地方的老百姓真是不简单，不惑不忧不惧，不像有些朝代有些地方，民意就是一片掌声，人家上台是一片掌声，下台也是一片掌声。暴方子感言：“此乃万众心情所愿，怨者不能阻，爱者不能劝，非势驱利诱所能至，亦非乞求讨索所能得也。”公道自在人心，失人心者，靠权势威逼利诱或乞求讨索绝难赢得万众心情所愿。这无疑是对贪官昏官庸官的嘲弄和讥讽。文尾，暴方子轻蔑地对官府说：“你们不就是要驱逐我离山吗？那好，我现在就搬家走人！”心想，何必干出下三滥的勾当。暴方子离开茅屋时，除留下少许自用外，把老百姓送来的一百多担米及其他生活品，都转送给了慈善机构，以救济鳏寡孤独及贫苦者。

据此，苏州名流秦散之绘制了《林屋山民送米图》，并作老百姓送米长歌。秦散之作《林屋山民送米图》后数十年，题咏其事者多达数十人，如晚清名流沈坚、马吉樟、陈同叔、俞曲园、俞陛云等，再后来又有朱光潜、冯友兰、游国恩、俞平伯、朱自清、马衡、于海宴、张东荪、沈从文、张大千、徐悲鸿等民国时期的著名教授、学者、画家。胡适为此图题签并作序。

叔本华说：“倘若一个人着眼于整体而非一己的命运，他的行为就会更像一个智者而非受难者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湖南巡抚吴大澄向清廷请缨，前往山海关外督师。身在滑县的暴方子自告奋勇，来到了吴大澄的幕府。他曾高兴地说：“伟哉，此举吾愿从之!”其间，暴方子奉命到塞外买马，“往返千里，不私一文。”中丞感叹说：“此人如果担任牧令，政绩一定有可观的地方！”（《滑县志》）翌年，因积劳成疾，病故于关外。军中官兵听到噩耗，无不感到痛惜。

走笔至此，沉思良久。暴方子自幼苦读经史，但却不愿学习八股文章和蝇头小楷，这就意味着他放弃了通过科举考试进仕的念头。在如过江之鲫的学子寒士为了升官发财竞相备战科举考试的景象中，他却“难谐众耳，唯善孤吹”，可见，他骨子里就有一种叛逆精神，表现出对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摧残人性，囚禁思想，限制个性自由，阻遏探索真理的不满和抵制。

当上巡检之后，又迥异于其他官僚，清廉自律，不谋私利，一心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甚至不惜得罪官府和一些官吏，替老百姓说话办事，这当然会被官府视为情性乖张，作事荒谬，换句话说是官场上的“另类”。什么是另类？羊群中出现一头骆驼，骆驼就是牧场上的另类；饮者皆醉，他独醒，他就是酒场上的另类；诸官皆浊，你独清，你就是官场上的另类。官场上的另类，是贪官污吏呼朋引类，评头品足，冷嘲热讽的对象，是上司同僚沆瀣一气，嫉恨、排挤、陷害的对象。因而，官场上的另类，是孤独的、孤立的、无助的、无奈的、委屈的、苦痛的，也注定是失败者，甚至被“革命”者。

封建社会统治集团制订的显规则也写满了道德、仁义、勤廉、公道之类的文字，但显规则只是供老百姓观瞻，以掩人耳目的摆设，暗地里大行其道的却是潜规则。潜规则是个人升官发财的“秘笈”，主政或主管者与下层官吏以裙带关系、利益关系、朋党关系为纽带，相互勾结，各取所需，官吏以迎合上司的好恶、满足上司的私欲为能事，以求飞黄腾达，鸡犬升天。官员的优劣评判、升迁罢黜，是按照潜规则所包含的原则、标准、程序来进行和决定的。因此，暴方子虽官德、口碑、政声良好，但也只能“不跑不送，平级移动”，由甲地巡检改任乙地巡检。

潜规则的内容可用一个“私”字来概括，散发着铜臭气息。清朝给官员送礼的名目通例是：“三节”（春节、端午、中秋）、两寿（官员及夫人的生日）、“程仪”（助官员出差）、“使费”（请官吏办事）、“部费”（到中央各部门办事）、“炭敬”（冬季取暖费）、“冰敬”（夏季降温费）、“门敬”（请首长门卫、跟班、秘书关照）、“别敬”（地方官进京送给京官的钱财）等等，（《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吴思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林林总总，五花八门。通例之外，还是普遍的贪污敛财。史料称晚清：“州县杂款报销，尤不可究诘。有曾任直隶之涞水令者，言涞水每年收牛羊税，计共六百两，报销仅十三两，而藩司署费二十四两，道署二十两，州署十四两，余皆官所自得。又月领驿站费三百两，其由县给发，不过五十两，则每年获数千矣。”（ 清代徐珂：《清稗类钞》）腐败充斥晚清官场，权力越大，腐败越严重，呈现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草之景象。当时坊间风传慈禧太后的私人存款无可计数，官员给她送万两银票，只是供其零赏之需。上行下效，层层腐败，不可救药。当腐败成为一种能量巨大的风暴，有人顺势相拥助纣为虐，有人迫于无奈被裹挟而去，有人顽强阻抗注定被击倒。暴方子在官场上不肯同流合污，又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挑战掌管乌纱帽的官府的权威，依据潜规则，他难逃被逆淘汰的命运。尽管有时他也会得到正直有为的官员的举荐和保护，但这类官员不仅凤毛麟角，而且权力有限，在“大是大非”面前，也只能保持缄默，避免无谓的牺牲。

暴方子岂知在强劲的贪腐之风扫荡之下，几乎没有官员可以免遭倒伏的命运，不论清浊。就连位极人臣的曾国藩，虽然严于律己，生活寒俭，但却不敢不从俗。曾国藩奉命调任直隶总督，抵京后给京官送“别敬”高达一万四千两，但自己仍然认为不厚；曾国藩按惯例给朝廷派来的江南乡试主考、副主考送了一笔重重程议，“公私程议约各三千有奇”；曾国藩要报销三千多万两的军费，户部核查前要“部费”近四十万两，托人做工作，讨价还价，最后“部费”议定为八万两，后来慈禧太后念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捻军功勋卓著，免除部核，曾国藩感激涕零，但给户部的八万两“部费”丝毫不敢少，因为他以后还得与户部打交道呀！

被慈禧太后视为“再造玄黄之人”的李鸿章，曾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堪称是一个可以与慈禧太后共定国是的重臣，但对海防专款被层层扒皮、处处蚕食现象也无能为力。1875年，清廷决定，筹集400万两海防专款全部交北洋使用。史料载：“这400万两白银是从东南几省的关税中抽取的。而地方政府出钱时都极不情愿，皆需经李鸿章屡次催促才能筹集出大部分资金。而在此过程中，经官员手要吃掉部分回扣，贪污挪用部分款项，等到了李鸿章手里，基本上就只剩下总额的一半了。剩下的钱拿去采购时，经办人员又要吃掉一部分回扣，到底有多少钱真正用于海军建设，可想而知。”（《甲午战争120年祭》）当然，李鸿章本人也是个特大贪官，聚敛钱财4000万两白银。晚清，“求一真正清廉之吏，几等于麟角凤毛”。

一个被罢官者，受困之际却有万民自发伸出救助之手，并欲聚众呼吁官府请其重回巡检任上，这分明是向官府示威和挑战。百姓之举，明白无误地告诉官府，暴方子是老百姓需要的爱民的清官，他被罢官是官府错误的决定和昏聩的表现。而官府是不会承认自己有过错的，如果说有过错，那也只能是不懂潜规则的暴方子有过错，官府明镜高悬，怎么会冤枉好人呢？暴方子在体制内被打倒，却在体制外受到支持，有“礼失求诸野”，以期东山再起之嫌，这就形成了官民博弈较量的局面。在一个黑暗腐败的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势力强大，官民博弈较量的结果，注定是暴方子一家人扶老携幼，带着残存老百姓体温的少许馈米，夹着行李卷，踏上归乡的坎坷路途。在是非颠倒的环境中，命运不会向高尚、伟大的人微笑。暴方子的遭遇，就是晚清正直清廉官员的遭遇。正直清廉的官员受到排挤日渐稀少的过程，就是掌兵、刑、钱、谷等事的官吏以及地主绅士腐败加剧、政权走向毁灭的过程。

“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腐败还是由腐败催生的潜规则，都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扩散性。久而久之，腐败开始成为一种人人都要去适应的生活方式，甚至开始成为社会中一种被人们接受或默认的价值。”当正直清廉者开始成为被嘲弄被排挤的对象时，腐败则开始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古人云：“坏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干云蔽日之木，起于青葱。禁微则易，救末者难。”乱之初起，巡检治之而有余，乱之既成，总督治之而不足。那时人们从中可预见到晚清灭亡的日子已屈指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