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汉简中的丝绸之路

思明居士 2018-12-13

展开全文

张德芳，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甘肃省历史学公副会长，甘肃敦煌学会副会长，甘肃省第一层次领军人才，甘肃省政府参事。先后在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简牍博物馆长期从事历史、考古、出土文献与丝绸之路等领域的研究，发表论文70多篇，主持和参与完成（中国简牍集成）《肩水金关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居延新简集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悬泉汉简研究》等。目前主持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悬泉汉简整理与研究》。

西北汉简与丝绸之路[1]

本文所谓“丝绸之路”，是指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而开通的中国中原王朝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北非、欧洲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军事外交行为。不包括在此之前周边民族之间的中转贸易和文化交往。严格地说，只要没有高山大河和难以通行的广漠戈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天下都是路，脚下都是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天下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自然就是路。”再加上一句，“走得人少了，同样也是路。”只不过大路小路而已。西方名言“条条道路通罗马”也是这个意思。因此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范围内，或者即使在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而没有上述高山大河沙漠戈壁阻隔的范围来讨论某地到某地的路，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是一个由一系列馆舍邸店、邮驿站点组成的交通设施体系。它能给长途跋涉的行旅提供停歇、食宿以及其他方面的便利。而这种机构一般都由政府开办或者有法律许可、政府保护。当然，没有这些条件之前，张骞不是也了西域吗？可张骞去了十三年，临走时一百多号人马和大群牛羊，回来时除了半路带回一个堂邑父之外，就只剩孤身一人了。至于他行走过的路线，至今还是个谜。这属于另外探讨的问题，不是本文意义上的丝绸之路。

从上世纪初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里，甘肃河西走廊先后出土了大量汉代简牍，其大宗者，有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包括悬泉汉简）等等。青海的上孙家寨、新疆的土垠、楼兰、尼雅等地也都出土了数量不等的汉晋简牍，总数在70000多枚以上。总体上说，西北地区的70000多枚汉简，无一不与当年的丝绸之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各种关系，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原始文献，是丝绸之路的全景式画卷。本文根据汉简记载，就两汉丝绸之路的路线、走向和沿途站点作以介绍，供有兴趣者参考。

一、两关以东的丝绸之路

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两关以西到葱岭以东（一般被划为丝绸之路的中段），由于南有昆仑，北有天山，中间是难以通行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所以它的通行只能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南道从昆仑山北麓行进，北道从天山南麓通过。这在《汉书》上有明确记载，后来《三国志》裴注所引鱼豢的《西戎传》也有更详细的交待。但是从长安出发到两关以东（即丝绸之路东段）这条路段的走法，却在过去的史籍中没有具体记载。原因就是因为自然山川的分布，从长安到敦煌的路线可以有多种选择。大体说来有南、中、北三线。其中一条就是我们今天所走的道路，从西安出发沿渭河流域西行，经宝鸡、天水、秦安、通渭，翻越华家岭，经定西、榆中过河口，然后进入312国道，穿越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这就是上面所说南、中、北三道中的中道。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记述：“从甘肃省会兰州西北行是甘肃走廊，通过这条走廊，现在的省界显示出最古老最著名的古代通商之路——古代丝绸之路的轮廓。这条商路通过南山或祁连山的融雪所形成的许多绿州，而使中国和中亚相沟通。”[2]显然，他是认为，丝绸之路是经过兰州进入河西走廊的。

夏鼐先生以西宁出土成批萨珊银币为根据，认为除上述中道以外还存在通往青海的南道。“‘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路线，从前我们一般认为是由兰州经过河西走廊而进入今日新疆的。”[3]1956年，青海省粮食厅在西宁城内城隍庙街开挖地基时挖出波斯萨珊朝卑路斯（457-483）时期的银币76枚。这是迄今为止除新疆乌恰、吐鲁番、河南洛阳以外，发现萨珊银币最多的地方。因此夏鼐先生认为：“尤其是一大批在一起发现的场合下，是作为商品的等价物携带或窖藏着。所以，它们发现的地点常可表示当时贸易和交通的线路。”[4]因此认为：“第四世纪末至第七世纪初，西宁是在中西交通的孔道上的。这条比较稍南的交通路线，它的重要性有一时期（第五世纪）可能不下于河西走廊。”[5]从长安到河西要经过西宁的这条丝绸之路南道一说，最早由夏鼐先生提出，[6]后来有学者把它称之为“羌中道。”[7]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论述长安至凉州的交通最为详密。他认为：“长安西北至凉州主要道路有南北两线，南线经凤翔府及陇、秦、渭、临、兰五州，渡河至凉州。北线经邠、泾、原、会四州，渡河至凉州。”[8]两道各州之间都有详尽的驿站和途经小地名排列。他说的南道，就是我们上面说的中道，即兰州道；他说的北道，即泾河道，我们下文还要详加论述。但是，夏鼐先生所讲的西宁这条线是四至七世纪的情况，而严耕望先生细密考证的是唐代的情况。至于两汉的具体路线，只有汉简才给我们提供了确切的记录。

居延汉简和悬泉汉简中的道路里程简[9]，给我们提供了从长安到敦煌的基本路线、走向、里程以及停靠站体系，使两汉时期丝路东段的主干道。它的走向可以分为六段：

第一段，京畿段：“長安至茂陵七十里，茂陵至茯置卅五里，茯置至好止（畤）七十五里，好止至義置七十五里。”这五个站点中，长安、茂陵、好畤是著名的历史地名，至今有遗址留存（好畤在今陕西乾县东郊的好畤村）。茯置在茂陵与好畤之间，义置在今永寿县以北。这一段路程全长255汉里，合今106千米[10]。也就是从长安出发，经今兴平县境之茂陵、过乾县、永寿、彬县进入泾水流域，而后经长武进入今甘肃东部的泾川、平凉。

第二段，安定段：“月氏至烏氏五十里，烏氏至涇陽五十里，涇陽至平林置六十里，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这一段从月氏到乌氏、泾阳、平林、高平，240汉里，近100千米。高平是汉代安定郡首县，遗址在今固原市原州区。泾阳古城在今平凉市西北安国乡油坊庄村北，大体位置在东径106°30'41.17"，北纬35°39'15.66"左右。里程简所记从泾阳到高平140汉里，合58千米左右。中间有一个平林置，当是泾阳和高平之间的一个驿置。位置在中间偏南。泾阳县以南的两个地名乌氏和月氏、分别相隔20千米，因此按里程简的记载，乌氏的位置当在今崆峒区、月氏的位置当在今崆峒区以东四十里铺。总之，这一段路线是从平凉东部往西北到固原。然后绕过六盘山经靖远渡河（北周曾置乌兰关）到甘肃景泰。

第三段，武威段：“媼圍至居延置九十里，居延置至䚢裏九十里，䚢裏至揟次九十里，揟次至小張掖六十里，小張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姑臧去顯美七十五里。”媪围、居延置、䚢里、揟次、小张掖、姑臧、显美七个站点472里，196千米。这是横贯武威郡的路线。汉代的媪围，即今景泰县芦阳镇响水村北的窎沟城遗址，东经104°13'7.50"，北纬37°7'37.51"。现在尚有1-2米的城墙遗址留存。䚢里的大体位置在今古浪县大靖镇，揟次在今古浪土门镇西3千米左右[11]。小张掖在今凉州区以南20多公里的武家寨子一带。[12]小张掖即汉之张掖县，前面冠以“小”者，以示区别于同名的“张掖郡”。由于汉代武威郡是在张掖郡设置若干年后从后者分离出来的，所以早先已经设立的张掖县在武威郡分设时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就划归了武威郡，这就造成了张掖县不在张掖郡而在武威郡的状况。姑臧即今天的凉州区，显美在今天凉州区西北32公里的丰乐堡。

第四段，张掖段：“刪丹至日勒八十七里，日勒至鈞耆置五十里，鈞耆置至屋蘭五十里，屋蘭至池五十里，氐池去觻得五十四里，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連置六十一里，祁連置去表是七十里。”这一段有九个站点，484汉里，200千米。是横贯张掖境内的东西大道。其中删丹、日勒、屋兰、氐池、觻得、昭武、表是七地是当时的县城所在地，而钧耆置、祁连置是两个驿置。

第五段，酒泉段：“玉門去沙頭九十九里，沙頭去乾齊八十五里，乾齊去淵泉五十八里。右酒泉郡縣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 这一段只有西半段四个地名玉门、沙头、干齐、渊泉（属敦煌郡），而东面的七个站点尚不得而知。不过简文后面一句总括的记载“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可知横跨酒泉停靠站点的数目和过境里程，总共11个站点，694汉里，288千米，每个站点相距28.8千米。横跨酒泉郡的路段大致如此。

第六段，敦煌段：进入敦煌郡以后，再没有具体里程的记载。但敦煌郡六县在汉代的县城遗址基本确定，再加上悬泉置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汉简，敦煌郡境内从东面的渊泉到最西面的广武隧，东西横跨300千米，汉简中有“郡當西域空道，案廄置九所，傳馬員三百六十匹”的记载。这九所厩置中，渊泉置、冥安置、广至置、龙勒置四置设在当时的县城。玉门置、鱼离置、悬泉置、遮要置是交通线上的驿站（还有一置尚不得而知）。进入敦煌后，通过这些县城和驿站专设的传舍邸店，行旅商客可以西南出阳关，西北出玉门。

这六段路线，从陕西彬县到甘肃泾川将近90千米、从宁夏固原到甘肃景泰200千米，因简牍残缺而有所中断，其余都是连在一起的。河西四郡有35个站点，安定和京畿有记载的站点10个。从今天的西安到敦煌近2000千米的距离，除上述两段空白300千米外，其余1700千米的路段上，分布着45个停靠站点，平均每个站点相距约38千米。这就是汉简给我们提供的丝绸之路东段明确具体的行程路线。也就是严耕望先生所考定的唐代丝路东段的北道。这是两汉时期丝路东段的主干道。至于经过兰州的中道以及途经西宁的南道，两汉时期的情形，尚不清楚。

二、两关以西至葱岭以东的道路

今天的新疆即天山南北，为丝绸之路中段。《汉书·西域传》说：“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13]可见这里所说的“西域”主要指南疆地区，即塔里木盆地。按今天的地理知识，塔里木盆地东西长1500千米，南北宽约600千米，总共50多万平方千米。“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14]按照《汉书》的记载，汉代时期的西域之路只有两条，分列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边缘。但是到西汉末年，从玉门关以西至吐鲁番高昌地区，又开了一条新道。“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阸。”[15]东汉的情况，三国时鱼豢所修《魏略·西戎传》有记载：“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领，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领，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16]从鱼豢的记载中，从玉门关西北到高昌，主要是避开了白龙堆大沙漠，但最后还是汇入龟兹，进入天山以南《汉书》中所说西域北道，是局部路段的改变。但鱼豢继续写道：“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卑）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王治于赖城，魏赐其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转西北则乌孙、康居。”[17]这又告诉我们，北新道在高昌可以分岔，西行可汇入中道，西北行可直接进入乌孙、康居。说明，天山以北这条线，在东汉才开通。

综合起来说，两汉时期的丝路中段（即新疆段），亦有三条道。南道沿昆仑山北麓走，中道（《汉书》中的西域北道）沿天山南麓走，两条道都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边缘穿行。北道即天山以北，从玉门关西北行，经吐鲁番一带及天山东部诸多小国，直达乌孙，进入康居。西汉时大多走南、中两道，东汉时南、中、北三道都已通行。

西汉末年，西域由早先的三十六国分为五十五国，除难兜、罽宾、乌弋山离、安息、大月氏、康居、奄蔡七国外，其余四十八个国家属西域都护府管辖。其中南道十七国，中道十五国，北道十六国。南、中、北三道中诸多国家在丝绸之路上的来往活动情况，汉简有具体生动的记载。

1．西域南道

南道十七国中，从西到东，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蒲犁等十国。而十国中，有些地处昆仑山山谷，不当道。沿途最重要者是楼兰（鄯善）、且末、精绝、扜弥、于阗、皮山、莎车。

樓蘭王以下二百六十人當東傳車馬皆當柱敦 (Ⅱ90DXT0115②: 47)

意思是楼兰王及其所属260人要东来汉地，人员和随行车马要经过敦煌或住宿在敦煌某地。

……斗六升。二月甲午，以食質子一人，鄯善使者二人，且末使者二人，莎車使者二人，扜闐使者二人，皮山使者一人，踈勒使者二人，渠勒使者一人，精絶使者一人，使一人，拘彌使者一人。

乙未，食渠勒副使二人；扜闐副使二人，貴人三人；拘彌副使一人，貴人一人；車副使一人，貴人一人；皮山副使一人，貴人一人；精絶副使一人。

乙未以食踈勒副使者一人，貴三人。凡卅四人。(Ⅱ90DXT0213③: 122)

此简文字细密，多有讹夺。每一段之间用横线隔开。第一段“质子”之前未交待是哪一国质子。于阗的“于”写作“扜”。疏勒的“疏”写作“踈”。“精绝使者一人”后，又有“使一人”，漏写了国名和“者”字。第二段，“车副使”之前可能脱一“莎”字。

简文中记载的西域国家有鄯善、且末、精绝、渠勒、拘弥、于阗、皮山、莎车、疏勒以及可能漏写名字的国家。这些国家包括了上面提到的南道诸国。各国所派三十四人中，有质子、有使者、有副使、有贵人。他们所到时间是甲午、乙未前后两天之内。从今天的公路里程来看，从若羌（即当时的鄯善）到疏勒有1447千米，从若羌到敦煌的直线距离是650多千米。也就是说，从最远的疏勒到敦煌悬泉要有2000多千米的路程。南道诸国的相互距离，最远者如若羌到且末是345千米，且末到民丰是307千米（精绝在民丰北）。这些国家，处在漫长的将近1500千米距离的不同位置上，且在同一时间的先后两天内到达敦煌悬泉置，没有平时的频繁交流和事先的统一组织是不可能的。南道诸国能联络在一起，统一进京朝拜，说明他们在汉朝的管理下，相互之间是融洽和睦的。正是这种和睦相处，为丝路南道的畅通作出了贡献。

汉朝为保障南道交通的安全，采取的重大措施之一就是在伊循（在今若羌县东北之米兰一带）屯田。元凤四年（前77）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另立在汉为质子的王弟尉屠耆为新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18]现在在米兰发现的古渠道，即是当时及其以后屯田的遗迹。根据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古渠道除南部被沙漠埋没者外还剩一段4千米左右的干渠，干渠北端分成枝杈，有七条支渠和若干毛渠、斗渠。分杈之处的坐标是东经88°57′20.3″,北纬39°12′51.1″。西北距36团团部6千米左右，至今仍是一片可以耕种的平衍沃野。[19]汉简中有大量伊循屯田的记录。比如：

甘露三年四月甲寅朔庚辰，金城大守賢、丞文，謂過所縣道官：遣浩亹亭長桼賀以詔書送施刑伊循。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Ⅱ90DXT0114④: 338)

这是公元前51年6月1日金城太守派亭长桼贺送弛刑徒到伊循屯戍的记载。汉王朝不光发刑徒到敦煌，还派发往伊循。在伊循的屯田戍卒中，相当一部分可能就是流放的犯人。这是在汉简中得知的情况。

敦煌伊循都尉臣大倉上書一封。甘露四年六月庚子上。 (Ⅱ90DXT0216③: 111)

这是伊循都尉给朝廷上书的记载，时在公元前50年8月15日。“伊循都尉”前冠以“敦煌”，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伊循都尉受敦煌太守的节制。

四月庚辰以食伊循候傀君從者二人 (Ⅱ90DXT0215③: 267)

这是伊循屯田吏卒过往敦煌悬泉置停留食宿的记录。“候”，都尉下属之官员。

七月乙丑，敦煌大守千秋、長史奉憙、守部候脩仁行丞事，下當用者小府、伊循城都尉、守部司馬、司馬、官候，移縣置、廣校候、郡庫，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掾平、卒史敞、府佐壽宗。(Ⅴ92DXT1312③: 44)

这是敦煌太守转发皇帝诏书和朝廷公文的文件。罗列的转发对象中，有“伊循城都尉”。说明朝廷和地方对伊循的屯田机构十分重视。

总之，伊循屯田在丝路南道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为保障南道诸国的社会稳定，为后来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2．西域中道

中道十五国中，汉简记载其具体活动者有山国、危须、焉耆、尉犁、渠犁、龟兹、姑墨、温宿、尉头、疏勒等十国[20]。这些国家都是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城郭之国。他们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情况，汉简中有具体生动的记载。比如：

·右使者到縣置，共舍弟一傳。大縣異傳舍如式。

龜茲王夫人舍次使者傳。

堂上置八尺床卧一張，皁若青帷。

□内共上四卧，皆張帷牀内□

傳舍門内張帷，可為貴人坐者。

吏二人道。（Ⅰ90DXT0114①:112）

此简文字残泐，但基本内容清楚。三栏文字，每栏两行。主要讲龟兹王夫人路过敦煌悬泉置的接待规格、居室摆设以及相关仪式。从行文口气看，这种接待规格还要通知到龟兹王夫人沿途所有下榻之处。简中“县置”当为并列关系，“县”指县治所在地，犹今天的县城。“置”指类似悬泉置这样兼具邮驿接待功能的机构。“弟”的本义即次第之义。两字在汉代本可混用。“弟一传”可能指当地最好的宾馆。“如式”，即按有关规定必须达到一定规格和条件的传舍。“舍次”两动词连用，下榻住宿之意。“帷”乃帘帷。“道”与“导”通，指接待人员在前开路导引。悬泉置地处戈壁，土房一院。来往客人就地将息，尊卑贵贱已难有上下。但是，贵为汉朝公主、龟兹王夫人路过此地，尽其所能以示尊贵，也不失汉地对王和夫人的一种隆重礼遇。

龟兹在城郭诸国中最为大国。在西汉末年的人口统计中，有户6970，有口81317人，胜兵21076人。其它国家人口最多者如焉耆，有户4000，有口32100人，胜兵6000人。所以龟兹在西域城郭诸国以及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十分重要，汉唐时期以龟兹为中心形成的龟兹文化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成果。汉与龟兹在公元前一世纪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龟兹先是受匈奴控制、掠杀汉使，后是受汉朝武力进攻，结城下之盟，和亲通好，归服汉朝。第二阶段，随着汉匈关系、汉乌关系、汉与西域其他诸国关系的发展，龟兹成为归属汉王朝领属下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而且来往频繁，深受汉文化影响，对西域其他诸小国的依违向背具有带动作用。”[21]

太初四年（前101）李广利伐大宛回返路过龟兹时发现，扜弥太子赖丹为质于此。李广利当场质问龟兹国王：“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杅（扜）弥质？”遂将赖丹带回汉朝。昭帝时（前86-前74）“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犂地皆相连也。龟兹贵人姑翼谓其王曰：‘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王即杀赖丹，而上书谢汉，汉未能征[22]。”本始二年（前72），长罗侯常惠出使乌孙回返，“惠与吏士五百人俱至乌孙，还过，发西国兵二万人，令副使发龟兹东国二万人，乌孙兵七千人，从三面攻龟兹，兵未合，先遣人责其王以前杀汉使状。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耳，我无罪。’惠曰：‘即如此，缚姑翼来，吾置王。’王执姑翼诣惠，惠斩之而还。”[23]这就是第一阶段的情况。地节四年（前66），“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前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主许之。后公主上书愿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龟兹王绛宾亦爱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24]从此后，龟兹亲汉，来往不绝，开始了龟兹与汉朝关系的新篇章。“元康元年（前65），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25]

上引汉简，就是其时龟兹王夫人来汉时路敦煌悬泉置的记载。除此以外，楼兰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和悬泉汉简中还有若干关于龟兹来汉的记载，是后一阶段龟兹与汉朝关系的实录。

山国:

鴻嘉三年正月壬辰，遣守屬田忠送自來鄯善王副使姑麗、山王副使鳥不勝奉獻詣行在所。為駕一乘傳。敦煌長史充國行大守事、丞晏謂敦煌：為駕。當舍傳舍、郡邸，如律令。六月辛酉西。 (Ⅱ90DXT0214②: 78)

这是一封为西域使者提供食宿乘车的传信，类同于后世的官方介绍信。不是原件，只是抄录了主要内容。公元前18年2月20日，鄯善王副使姑丽、山王副使鸟不胜到京师朝贡回国，朝庭派守属田忠护送，驾一乘传，即用四匹马拉的车。敦煌太守不在署，而以长史充国和丞宴的名义签发文件，要求境内传舍和郡邸，按规定安排食宿。公元前18年7月19日西去，前后五个月时间。山国是一个只有450户，5000人口的小国家，地当在今托克逊南部山区。

焉耆、危须：

永光元年二月癸亥，敦煌大守守屬漢剛，送客移過所縣置，自來焉耆、危須、鄯善王副使

匹牛牛車七兩，即日發敦煌。檄到，豫自辦給，法所當得。都尉以下逢迎客縣界相 (Ⅴ92DXT1310③: 162)

这是一份敦煌太守派员迎送西域使者的过所抄件。时在公元前43年4月3日。三国使者及马若干匹，牛车七辆，从敦煌出发，沿途所需自行采买，都尉以下要在县界迎接。从行文看，三国使者由西向东，刚刚入境，前往京师途中。

尉犁：

尉梨貴人烏丹。丹三褁過，毋致，没入。(Ⅱ90DXT0215③: 133)

这是尉犁贵人来汉的记载，可是不幸，他好像没有正规的身份证明（毋致）。

渠犁：

使送于闐王、渠犁、踈勒諸國客，為駕二封軺傳，載從者一人。（节引）(Ⅰ91DXT0309③: 19)

这是朝廷派官员护送渠犁等诸国客人开具的传信。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渠犁有户130，口1480人，胜兵50人。但此地地处西域中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早在太初（前104-前101）年间李广利伐大宛之后，汉朝就派使者校尉在渠犁屯田，常驻屯田戍卒500人左右。是汉朝在丝路中道建立的一处重要的军事堡垒。“地节二年（前68），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免刑罪人田渠犂，积谷，欲以攻车师。”[26]此时的屯田戍卒已増加至三校，1500人。后来汉与匈奴“五争车师”的战役中，渠犁屯田戍卒多次出征，与匈奴展开拉锯战，甚至往往迁车师的家属老弱到渠犁临时安置。正是以此为据点，后来才建立了西域都护府。河西汉简中记载渠犁屯田士卒过往的材料很多。如“五鳯四年九月己巳朔己卯，县泉置丞可置敢言之：廷移府书到效谷，移传马病死爰书。县泉传马一匹，骊，乘，齿十八岁，高五尺九寸，送渠犁军司令史。(Ⅱ90DXT0115③:98)”“屯田渠犁候丞王常、趙忠更終罷，詣北軍。詔為駕一封軺傳，二人共載，有請。甘露四年五月□□□庚子，使都護西域……□候謂敦煌以…… (Ⅱ90DXT0214③: 67)”可以说，渠犁屯田，在丝路中道的政治、经济、军事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姑墨：

河平元年十二月癸巳大守使

姑墨王使者福奉獻詣在所以令為駕一乘傳 (Ⅱ90DXT0214②: 341)

这是公元前27年2月8日，姑墨王使者来汉的记载。

温宿：

温宿王使者革□□二人來□□□□□□當舍傳舍如律令。

以令為駕，人一乘，載從者各一人，至敦煌郡。願十月戊寅西。從者三食，凡五人已得酒。 (Ⅴ92DXT1311③: 157)

这是温宿王使者来汉情况。温宿国，都城在今新疆乌什县。[27]有户2200，有口8400人，胜兵1500人。西至尉头300汉里（125千米）。建昭三年（前36）陈汤伐郅支时，曾发温宿国兵进入康居。王莽时，被姑墨所灭，并其国。

尉头：

尉頭蒲離匿皆奉獻詣

行在所以令為駕四乘傳 (Ⅴ92DXT1311③: 146)

这是尉头使者来汉奉献的记录。尉头国，王治尉头谷，有户300，口2300人，胜兵800人。都城当在今阿合县城以西50千米处。田畜随水草，衣服类乌孙。是游牧在天山南部沟谷地带的一个游牧部落。

疏勒：

甘露元年二月丁酉朔己未，縣泉廏佐富昌敢言之。爰書：使者段君所將踈勒王子橐佗三匹，其一匹黄，牝；二匹黄，乘。皆不能行，罷亟死。即與假佐開、御田遂、陳…… 復作李則、耿癸等六人，襍診橐佗丞可置前。橐佗罷亟死，審它如爰書，敢言之。(Ⅱ90DXT0216③: 137)

这是公元前52年，疏勒王子来汉奉献，所带三峰骆驼由于疲劳过度而死在敦煌悬泉置。悬泉置佐富昌和其他五人一起案验，证明确为疲劳而死所出具的法律文书。

西域中道的畅通除了如汉简所记上述国家始终同汉朝保持密切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域都护的所在地就设在乌垒城（其地在今轮台县野云沟）。而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是汉朝在西域对匈奴的决定性胜利，是丝路交通史上的划时代事件。汉简中关于匈奴日逐王降汉以及西域都护府的相关活动，都有准确而生动的记载。

神爵二年八月甲戌朔□□，車騎將軍臣□□謂御史□□

制詔御史□□侯□□□敦煌酒泉迎日逐王

為駕一乘傳别□載…… （节引） (Ⅱ90DXT0313③:5)

廣至移十一月穀簿，出粟六斗三升。以食縣泉廏佐廣德所將助御效穀廣利里郭市等七人送日逐王，往來三食，食三升。校廣德所將御，故禀食縣泉而出食，解何？ (Ⅰ91DXT0309③: 167-168)

前简是车骑将军韩增下达的朝廷公文，大意是要敦煌、酒泉等地一路迎接前来京师的匈奴日逐王。后简是悬泉厩佐广德等七人迎送日逐王时，在广至吃饭一次，用粟六斗三升。按规定他们应在悬泉置就餐，为何要在广至吃饭，应作出解释。《汉书·西域传》：“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宣帝纪》记为神爵二年秋）。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28]上引汉简，就具体记述了日逐王降汉后一路进入汉地的情况。

关于西域都护在汉简中的反映：

二人使都護西域騎都尉安遠侯吉謂敦煌

駕當舍傳舍如律令三月甲寅過東 (Ⅱ90DXT0213③: 135)

五鳳三年二月辛亥，使都護西域騎都尉安遠侯吉，謂敦煌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节引） (Ⅱ90DXT0214③: 197)

出粟五斗二升。以食安遠侯副衛司馬遣假千人尊，所將送匈奴歸義抪類王使十一人，質子三人，凡十三人，人一食四升，東。 (Ⅱ90DXT0115④: 39)

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西域中道，地处西域中心，不仅如《汉书》所言，“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就连到天山以北的乌孙赤谷城，整个西汉时都是走的这条路。当年出使乌孙的使者都是从这条路西行到疏勒，再往北在今乌恰县的吐噜噶尔特山口翻越天山到达伊塞克湖以西。汉朝公主和亲、常惠多次出使乌孙都是走的这条路。所以匈奴控制西域、汉朝选择都护府驻地，都是看中了这条通道的重要。

3．西域北道

西汉时期的北道十六国，乌孙最为大国，有户12万，有口63万，游牧于伊犁河谷和天山北部草原。其它十五国都是后来分割的一些小国，从东到西有：两蒲类（蒲类、蒲类后国）、四车师（车师前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国、车师后城长国）、两卑陆（卑陆、卑陆后国）、两且弥（东且弥、西且弥）以及胡狐、郁立师、劫国、单桓、乌贪訾离。这些小国除车师前国和车师都尉国在今吐鲁番高昌故城一带外，其余都在东天山北部和东部，即乌鲁木齐以东到巴里坤。十五国在西汉末年的总人口只有24251人。最多的车师前国有户700，有口6050人。最少的如单桓有户27，有口194人。乌贪訾离有户41，有口231人。根据史书的记载，丝路北道的正式开通当在东汉以后。一是避开白龙堆和三陇沙的北新道直到元始中（公元以后）才得以开通；二是东汉以后，上述天山以北的诸小国都被兼并于车师后国。所以北新道从敦煌玉门关西北行，到高昌故城向西可并入天山以南中道，向北穿越车师古道到今吉木萨尔车师后国，可前往乌孙，西达唐居。

尽管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重点在天山以南的中道，但西汉王朝始终未曾放弃对丝路北道的经营。其战略重点有两个：一是对车师的争夺和驻屯，二是同乌孙的频繁交往。

车师（即今吐鲁番地区）地处西域东部，是进入天山以南城郭诸国的门户，是匈奴和汉朝掌控西域的必争之地。开始“五争车师”，后来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干脆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汉简中有大量车师屯田的记载，引数例：

五月壬辰，敦煌大守彊、長史章、丞敞下使都護西域騎都尉、將田車師戊己校尉、部都尉、小府、官縣、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書到白大扁書鄉亭市里高顯處，令亡人命者盡知之，上赦者人數，大守府别之，如詔書。(Ⅱ90DXT0115②: 16)

这是通过敦煌太守下发的一份大赦诏书，除在发往西域都护骑都尉等部门的同时，还专门发往“将田车师戊己校尉”。

出粟二斗四升。以食車師司馬丞原成、孟定，從者二人，凡四人，人再食，食三升，東。 (Ⅱ90DXT0115③: 6)

这是四位曾在车师的屯田吏士东往京师时，路过悬泉置用餐两顿，用粟二斗四升的记录。

九月甲戌，效穀守長光、丞立，謂遮要、縣泉置，寫移書到，趣移車師戊己校尉以下乘傳傳副。會月三日。如丞相史府書律令。掾昌、嗇夫輔。 (Ⅴ92DXT1812②: 120)

这是效谷县廷发给悬泉置和遮要置的文件，要他们将车师戊己校尉路过所用车马的通行文件上报县廷。

乌孙在西域，东接匈奴，“最为强国”。与乌孙交好，是汉朝对抗匈奴，保障丝路通行的一贯战略。张骞二使西域时就曾许诺乌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距匈奴。”但其时昆莫中子大䘵势强，与太子之子岑陬争夺昆莫王位。“昆莫年老国分，不能专制。”不过，张骞回国后（前115）不几年，乌孙就“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汉朝先后送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与乌孙和亲。宣帝本始二年（前73），汉朝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击匈奴，而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五万骑从西面入，“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污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头。”取得了对匈奴的毁灭性打击。[29]元康二年（前64），乌孙昆弥通过常惠给朝廷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畔绝匈奴。”“昆弥及太子、左右大将、都尉皆遣使，凡三百余人，入汉迎取少主。上乃以乌孙主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使长罗侯光禄大夫惠为副，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闻乌孙昆弥翁归靡死，”汉朝“征还少主”。甘露年间（前53-前50），翁归靡胡妇子（匈奴妻子所生）乌就屠袭杀狂王后自立，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发大军五万集结敦煌准备讨伐。楚主侍者冯夫人锦车持节，招乌就屠赴赤谷城常惠帐下受封，表示“愿得小号”。从此，汉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复遣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田赤谷城，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

汉简中公主和亲、少主出塞、常惠使乌孙、辛武贤穿渠积谷以及大、小昆弥来汉朝贡的材料都极为丰富。比如：

入糜小石二石。本始五年二月乙卯，縣泉廏佐廣意受敦煌倉嗇夫過，送長羅令史。(Ⅰ90DXT0209⑤:17)

此简为公元前69年4月11日，敦煌仓啬夫过（人名）为悬泉置下拨糜子小石二石，悬泉厩佐广意为经手人。此事可能与接待长罗侯的属吏有关。

神爵二年正月丁未朔己酉，縣泉置嗇夫弘敢言之：遣佐長富將傳迎長羅侯敦煌，禀小石九石六斗。簿入十月。今敦煌音言不簿入。謹問佐長富，禀小石九石六斗，今移券致敦煌□□。(Ⅰ91DXT0309③: 215)

此简是公元前60年2月17日，悬泉置啬夫弘上报的一份文件。事由是派悬泉置佐长富用传车送长罗侯到敦煌，用粮九石六斗。按规定应在十月将用粮的账簿汇报到敦煌，结果未能按时报上。敦煌来文敦促此事，悬泉置啬夫上报文件以说明情况。

上書二封。其一封長羅侯，一烏孫公主。甘露二年二月辛未日夕時，受平望譯騎當富，縣泉譯騎朱定付萬年譯騎。(Ⅱ90DXT0113④: 65)

这是公元前52年3月29日传递重要公文的实时记录。长罗侯常惠和乌孙公主分别给朝廷上书一份，日夕之时，由平望驿骑传递给悬泉驿骑，再由悬泉驿骑传递给万年驿骑。如此重大军务，不仅在时间上有严格规定，而且传递时要有详细记录。延误军机，要受到追查。简中“译”通“驿”。

使烏孫長羅侯惠遣侯恭上書，詣行在所。以令為駕一乘傳。甘露二年二月甲戌，敦煌騎司馬充行大守事、庫令賀兼行丞事，謂敦煌：以次為當，舍傳舍，如律令。 (Ⅴ92DXT1311③: 315)

此简记录的是长罗侯亲自派专人，诣行在所，给皇帝上书。敦煌太守府于公元前52年4月1日通令所属沿途各地，按规定为上书人员提供住宿和车辆。这与前简所记，将长罗侯和乌孙公主的上书一站一站通过驿骑传递的情况是不同的。

甘露二年二月庚申朔丙戌，魚離置嗇夫禹移縣泉置，遣佐光持傳馬十匹為馮夫人柱，廩穬麥小石卅二石七斗，又茭廿五石二鈞，今寫券墨移書到，受簿入三月報，毋令繆如律令。 (Ⅱ90DXT0115③: 96)

这是公元前52年4月13日鱼离置啬夫给悬泉置的移文，言冯夫人路过时，用传马十匹，用穬麦卅二石七斗，用茭廿五石二钧。现将有关凭据送来，在三月一总汇报。简中“柱”通“住”。“住、驻、柱，皆取止而不动之意。”《汉书·西域传》“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廷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此简内容当与此有关。

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丁丑，樂官（涫）令充敢言之：詔書以騎馬助傳馬，送破羌將軍、穿渠校尉、使者馮夫人。軍吏遠者至敦煌郡。軍吏晨夜行，吏御逐馬，前後不相及，馬罷亟，或道棄，逐索未得，謹遣騎士張世等以物定逐各如牒。唯府告部、縣官、旁郡，有得此馬者，以與世等。敢言之。 (Ⅴ92DXT1311④: 82)

这是公元前52年6月3日酒泉郡乐涫县（在今高台西北）县令给敦煌郡的一件公文。言当时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以及冯夫人路过时，朝廷有诏书，以骑马助传马。由于军情紧急，日夜兼程，一些马匹在半路上失散了，现在派骑士张世沿途寻找，请通告所属各地，有得此马者，交给张世等人。此简记录冯夫人等路过时，沿途郡县的护送和繁忙。

甘露三年九月壬午朔甲辰，上郡大守信、丞欣謂過所：遣守屬趙稱逢迎吏、騎士從軍烏孫罷者敦煌郡。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十月。再食。 (Ⅱ90DXT0115③: 99)

这是前51年10月23日上郡太守府开具的一份过所，言派守属赵称等人到敦煌郡，迎候曾在乌孙屯田更尽回返的吏士，要沿途各地给予食宿方便。《汉书·西域传》载：“汉复遣长罗侯惠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简中所言“从军乌孙罢者”当为跟随长罗侯屯田赤谷的上郡吏士。

甘露三年十月辛亥，丞相屬王彭護烏孫公主及將軍貴人從者道上，傳車馬為駕二封軺傳，有請詔。御史大夫萬年下謂成（渭城），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Ⅴ92DXT1412③: 100)

甘露三年十月辛亥朔，淵泉丞賀移廣至、魚離、縣泉、遮要，龍勒廏嗇夫昌持傳馬送公主以下，過廩穬麥各如牒，今寫券墨移書到，受簿入十一月報，毋令繆如律令。(Ⅱ90DXT0114③: 522)

以上两简是公元前51年10月30日在同一时间发自不同机关的两份文件。前者是御史大夫陈万年签发的一份传信，言丞相属王彭护送乌孙公主、将军贵人，一路上要提供食宿和车辆。后者是渊泉县丞贺给五所厩置移送的文件，言公主路过时各厩置提供草料账目凭单要在十一月汇总上报。《汉书·西域传》云：“公主上书言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天子闵而迎之，公主与乌孙男女三人俱来至京师。是岁，甘露三年也。时年且七十，赐以公主田宅奴婢，奉养甚厚，朝见仪比公主。后二岁卒，三孙因留守坟墓云。”简中所言，当为解忧公主回返汉地时途经河西各地之记载。

出粟三石，馬十匹。送大昆彌使者都吏張掾。陽朔四年二月戊申，縣泉嗇夫定付遮要廏佐常。 (Ⅴ92DXT1812②: 58)

鴻嘉三年三月癸酉，遣守屬單彭送自來烏孫大昆彌副使者簿游、左大將□使□□，皆奉獻詣行在所。以令為駕一乘傳。敦煌長史充國行大以次為駕如律令。凡二人。三月戊寅東。六月 (Ⅱ90DXT0214②:385)

以上两简，分别是公元前21年3月23日和公元前18年4月2日，大昆弥派使者来汉朝贡，而朝廷派官员一路接送留在敦煌悬泉置的记录。

出粟六升。以食守屬高博送自來烏孫小昆彌使，再食，東。 (Ⅰ90DXT0110②:33)

出粟二斗四升。以食烏孫大昆彌使者三人，人再食，食四升，西。 (Ⅴ92DXT1611③: 118)

以上两简是乌孙小昆弥派使者来汉朝贡及其汉朝官员护送，在悬泉置的食宿记录。

总之，西汉时到达乌孙的道路尽管还是走天山以南，到疏勒后再北行翻越吐噜噶尔特山口到达乌孙王都赤谷城，但从乌孙到唐居的道路是通达的。西汉时汉帝国同乌孙的频繁来往和从盟国到属国的发展，为后来天山北路的开通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三、葱岭以西的丝绸之路

在张骞到达中亚之前的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后来丝绸之路的西段(自帕米尔以西)实际上已经开通,而且此时距亚历山大东征已经两个世纪之久,东部希腊化世界的政治格局和文化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的东西方商路主要有三条。北路连接印度、巴克特里亚与黑海。来自印度的货物可经巴克特里亚沿阿姆河(the Oxus)而下,进入里海（当为咸海）,再转运至黑海。中路连接印度与小亚,有两条支路：一条先走水路,从印度由海上到波斯湾,溯底格里斯河而上,抵达曾为塞琉古王国都城之一的塞琉西亚(Seleucia on Tigris)；一条全部走陆路,从印度经兴都库什山、阿富汗的巴克特拉（Bactra）、伊朗高原到塞琉西亚城,至此,水陆两路会合,由此跨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西达塞琉古王国的另一都城，即叙利亚的安条克( Antioch on the Orontes),由此转向西北到达小亚的以弗所。南路主要通过海路连接印度与埃及,从印度沿海到南阿拉伯,经陆路到佩特拉(Petra),再向北转到大马士革(Damascus)、安条克,或向西到埃及的苏伊士(Suez)、亚历山大里亚等地。”[30]

按照汉文文献的记载，翻越葱岭以后向南向西的走向主要有三条：南道，从皮山西南翻越悬度到罽宾（克什米尔），进入印度等南亚次大陆，同时可从罽宾西到乌弋山离（今伊朗东部和阿富汗西部的锡斯坦地方）即所谓“罽宾、乌弋山离道”；中道，从大月氏（今阿富汗）进入马什哈德、哈马丹、巴格达、大马士革；北道，从大宛（今费尔干纳）、康居（今锡尔河东北部哈萨克草原）进入咸海、里海和黑河北部，然后南转君士坦丁堡。

关于南道，汉简中关于罽宾、乌弋山离、祭越等国的记载，记述了从西域南道进入南亚印度半岛丝绸之路的畅通。[31]

关于中道，汉简中大量大月氏与中原王朝来往的记录，不仅为研究大月氏到贵霜帝国建立前这段“黑暗时代”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为帕米尔以西，经阿富汗到地中海以东地区丝路交通的畅通提供了生动记载。[32]

关于北道，汉简中关于大宛、康居的记载，是研究汉王朝与中亚各国和地中海北岸地区丝路交通的重要资料。[33]

总之，西北地区尤其是甘肃河西走廊出土的70000多枚汉代简牍无一不与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密切相关，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丝路沿途各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注

释

[1]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086《悬泉汉简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2] 李约瑟著、孙燕明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7月。第57页。

[3] 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94页。

[4] 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第108页。

[5] 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94页。

[6] 当然，有人认为霍去病远征河西，就是从青海湖以北穿越扁都口进入河西的。赵充国进军湟中，也曾进入青海。但这跟我们所说的丝路交通不是一回事。

[7] 初师宾《丝路羌中道开辟小议》，《西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吴礽骧《也谈羌中道》，《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

[8]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5月，第416页。

[9] 简号是：EPT59.582；Ⅱ90DXT0214①:130。

[10] 1汉里=415.8米。

[11] 李并成《河西走廓历史地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39页。

[12] 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第104页。

[13] 《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871页。

[14] 同上。

[15] 《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924页。

[16] 《三国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58页。

[17] 《三国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58-862页。

[18] 《汉书·西域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878页。

[1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卷》，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77页。

[20] 这些国家，如果按人口的多少排列，依次是：龟兹，81317；焉耆，32100；姑墨，24500；疏勒，18647；莎车，16373；尉犁，9600；温宿，8400；山国，5000；危须，4900；尉头，2300。

[21] 张德芳《简论西汉和新莽时期龟兹的历史地位及其与汉王朝的关系》，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五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21页。

[22] 《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916頁。

[23] 《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004頁。

[24] 《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916頁。

[25] 《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916－3917頁。

[26] 《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922页。

[27] 冯志文《西域地名词典》，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483页。另，钟兴麒《西域地名考录》965页认为在今“新疆阿克苏地区库玛拉克河及阿克苏河区域。”

[28] 《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872-3873页。

[29] 《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905页。

[30] 杨巨平《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153-154页。

[31] 汉简有“以給都吏董卿所送罽賓使者□ (Ⅱ90DXT0213②: 37)”；“出錢百六十，沽酒一石六斗，以食守屬董竝√葉賀所送沙車使者一人、罽賓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凡四人，人四食，食一斗。(Ⅱ90DXT0113②: 24)”；“遮要第一傳車為烏弋山離使者 (Ⅱ90DXT0115②: 95)”等。论文有：罗帅《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西域研究》2012年第2期。

[32] 大月氏西迁后征服大夏，其中五翕侯之一的贵霜翕侯逐步强盛，在公元一世纪左右统一各部建立了贵霜帝国。在贵霜帝国建立前，即公元前一世纪的历史，由于缺乏资料而被历史学家称之为“黑暗时代”。而河西汉简中关于大月氏的材料，正是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有：张德芳《河西汉简中的大月氏》，见宁夏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第二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8月。

[33] 郝树声《简论敦煌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及西汉与康居的关系》《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郝树声《汉简中的大宛和康居—中西交往的新资料》，见《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永恒通途》太湖文化论坛巴黎峰会论文。201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