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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并不容易，爱也一样难吗？ ——台湾同婚公投日看《谁先爱上他的》 文/廖伟棠 台湾进行关于是否支持同志婚姻、性平权教育的公投那天，我在暂居的新北市也去投票，不过我没有投票权，投的是电影票：入场去看同志题材的大热电影《谁先爱上他的》。看完之后，晚上知道公投结果，我的第一反应是，如果挺同人士都多买一张电影票邀请身边反同的人去看这部电影，结果会不会好一点？ 也许并不会，毕竟电影是电影，现实是现实。电影讲述一个“同妻”（男同性恋为了掩饰身份而娶的妻子）在丈夫去世后，发现丈夫的保险金受益人改成了他的同性恋人，于是大兴问罪之师，结果儿子站到了“敌人”那边，自己才慢慢发现丈夫与同性恋人的真爱是自己难以企及的，并最终与后者和解。后者也获得了母亲的理解，总之大团圆结局。 而现实中，投票结果蛮有戏剧性的，“您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章保障同性别二人建立婚姻关系”一案，不同意的票数是同意的票数两倍有多；“您是否同意，以‘性别平等教育法’明定在国民教育个阶段内实施性别平等教育，且内容应涵盖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课程”一案也如是，不同意的有六百六十万多票，同意的只有三百三十万多。令挺同者不禁质问：台湾真的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文明时代了吗？ 其实，把独立个体的相爱结合的权利，交给一群陌生人公投决定，这是极其荒诞和可悲的。我不知道这个公投的起因时，就很疑惑为什么要和人权观念停留在中世纪的反同团体玩这个所谓民主的游戏？他们根本没资格反对别人的爱不是吗？——可是，这就是民主的溢权，既然接受了玩游戏的邀请，就要愿赌服输。 结果，爱输了，输给了以爱之名的恨。我的感受不如台湾的进步青年朋友们激烈，反而从中看到我们的局限。这一场失败仅仅是同温层里的失败，就像之前我们想象的成功也仅仅是同温层的成功，我们都应该离开我们在社交媒体里选择的那个“同声同气”的世界，去看看外面那些“平凡人”是怎样想怎样做的，无论他们是否平庸之恶的参与者。 《谁先爱上他的》里许多的关键点都呼应同志的现实困境、法理困境。邱泽饰演的高裕杰拿不到男友宋正远遗赠给他的保险金，因为相关文件在男友的“妻子”手里，虽然前者为了治疗男友倾家荡产、也付出晚期照料的重负，他是最配得到这笔钱的。宋呈希的父亲被同志“引诱抛妻弃子”，小宋只能自己去寻找答案：父亲为什么这样选择？父亲的男友是坏人吗？这些问题，如果学校里有性平权教育，也许小宋会更容易解答一些。 这两点，恰恰是公投争议点最大的部分。有人说：公投通过支持同性伴侣法（公投表述为：“以民法婚姻规定以外之其他形式来保障同性别二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的权益”）不就可以解决前一个问题吗？也有人说：性平权还是留给成年人好了，没必要让学生孩子知道。 前者很难说，假如我们认可婚姻是一种正确价值观的表现、是爱情的终极状态（且不论是坟墓、围城还是天堂吧），那么凭什么不让以不同形式相爱的人也拥有这个也许只是命名的权利？《谁先爱上他的》里面有一个明确的反讽，当“同妻”刘三莲辱骂“丈夫”的男友是小三的时候，“小三”的电话响了，录音铃声是“老公，听电话”——来自三莲“丈夫”的声音；问题来了，谁先与他相爱的？谁才是小三？到底是相爱者自己认可的婚姻关系重要，还是法律捍卫的婚姻关系说了算？这一点，从刘三莲的崩溃就能得到答案。 第二个问题，还是电影给予了我们答案。整部电影里悲剧的起源，来自于“同夫”宋正远的“一念之差”，他碍于某种社会压力（也许是来自他服务的主流机构，他是一个大学老师）在十多年前决定和男友分手，去建立“正常的家庭”——这固然有宋正远们（华人社会里这种情况不罕见）的自私与懦弱，但也因为那个时代缺乏对他们的情感支援，缺乏明朗化的社会认知，他们才会放大自己身受的压力，妄想可以通过选择“正常”而扭曲自己的命运。 同妻那边呢，谢盈萱演活了刘三莲这样一个充分的悲剧人物，她颤抖着问心理咨询师：“这一切都是假的吗？连一点点的爱，（都没有吗？）”的时候，我只能残忍地点点头。但试想，假如刘三莲在学生时代有接受性平权以及充分的性教育、同志教育，她会那么天真地看不出来宋正远并不爱异性吗？同志教育不但保护同性恋者，同时也会保护不想被“同夫”骗婚的异性恋者啊。 唉，说这些，不但无补于已经定案的公投（虽然公投结果对立法只有参考作用），对人世间的爱与恨也只有参考作用，现实中的男男、男女、母子之间的爱恨会像电影里那么容易释怀吗？同时，我也想问《谁先爱上他的》这个名字的意义，爱要计算先后吗？不用的，那是异性恋婚配社会的规则，不是同志的。假如我们真的要计较一个婚姻的命名，我们应该进一步来发明一种新的婚姻观，同时解放那些异性恋者，让他们学习同性恋世界的宽容，而不是把同性恋拉进异性恋世界的狭隘。 《谁先爱上他的》里面最令人莞尔一笑的，恰是同性恋对异性恋世界的宽容。自嘲“后母”的高裕杰也的确胜任一个母亲和爱人的角色，但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母亲和爱人，他鼓励孩子的独立思考和行动。而且面对“同妻”的百般挖苦嘲讽，他并没有反唇相讥去攻击她的不堪，这就跟现实世界一样，我常常见到异性恋者有意无意笑话同性恋者、并企图去“扳直”、“治疗”后者，但罕见同性恋者笑话异性恋，试图“扳弯”那些直男直女的。也许是同志们更早地懂得河水不犯井水的微妙好处（电影最后一个镜头，刘三莲才醒悟“互不打扰才是最好的祝福”）。 电影里有几个镜头饶有意味，都是告别的隐喻。一是高裕杰偷看男友结婚，鞭炮点不着的时候他们都掏出了火机。一是刘三莲在街上走路回忆起和丈夫刚刚从产院接儿子回家，现实中一俩类似情景的计程车呼啸而过，差点把她撞倒，她从车窗外观望本来属於她回忆中的场景，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个局外人，必须送别过去。三是病入膏肓的父亲宋正远让男友高裕杰载自己去看儿子放学，但他不敢前去相认，借口说留给儿子恨比较好，恨比较容易痊愈——而高裕杰说爱才比较容易痊愈。 但事实上，他们她们都无法告别。这“无法”才渐渐成为一种弥合的力量去对抗这世界无处不在的悖离。 “为什么我喜欢你会让她难过？”高裕杰问宋正远的这句话其实是电影中最让我难过的台词，“她”指的是高裕杰的母亲，高裕杰的逻辑是现实中同志们的心声：母亲你既然最爱的是我，为什么不能接受我爱的人是同性？电影以一个美好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结局来实施它所渴望的和解：高裕杰的老母亲带着鲜花来支持儿子的舞台剧，这个剧是关于高和宋的爱情的。 那一刻，高裕杰的泪水，我想让所有投反对票的人都看见。我的一个台湾朋友在公投后说：“台湾同性恋人口约3%，支持婚姻平权的人却有17%，我们应该要扫街谢票才对!”是啊——未来，下一次公投，应该会有不止17%的支持，去对抗那些反对，假如我们都能从泪水中学习，毕竟，爱才比较容易痊愈。 《冥王星时刻》重庆专场放映 12.17《冥王星时刻》重庆专场放映，由青年电影手册×重庆市电影家协会x大象点映联合发起。届时《青年电影手册》主编程青松会到现场与观众进行映后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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