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魏书•岛夷萧衍传》的叙事与魏齐易代之际的南北观

史学月刊

《魏书》编撰始于魏齐易代的次年，即北齐天保二年（551年），初成于天保五年（554年），几可视作时人所撰近事之作品。因而，《魏书》除了具有正史的共同性之外，还具有政治上的特殊性。《魏书》撰成后获得“秽史”之名，刘知几的批判几乎都源自于此。现代史学建立以后，《魏书》的政治性成为学者深入了解魏齐之际政治与社会的有效观察路径。在这一方而，学界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倘若从北齐建立期的意识形态诉求来看，如何叙述江东萧梁的历史成为魏齐易代中合法性运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萧梁与北魏及高氏政权的不同关系，可被解读为北魏与高氏德行不同所致；侯景乱梁亦可被叙述为天亡江左，由此彰显北齐之天命。《魏书·岛夷萧衍传》的编撰正是服从于这一政治。本文拟以《魏书·岛夷萧衍传》的叙事为研究对象，探究魏齐之际的南北观之于魏齐易代意识形态运作的意义。

一

《岛夷萧衍传》在《魏书》中的位置

自《史记》列匈奴、南越、东越、朝鲜、大宛等列传以来，后世正史遵循此例，常以列传的形式记治外之史地。在《魏书》中，江左诸政权与五胡十六国及高句丽、西域、蠕蠕等同附于列传最末九卷（卷95——卷103）。而在列传次序中，东晋宋齐梁分记于卷96至卷98，前有匈奴刘聪、羯胡石勒、铁弗刘虎、徒何慕容廆、临渭氐苻健、羌姚苌、略阳氐吕光（卷95），后有私署凉州牧张寔、鲜卑乞伏国仁、鲜卑秃发乌孤、私署凉王李暠、卢水胡沮渠蒙逊（卷99）。显然，《魏书》作者魏收是将东晋南朝视作十六国的同类项。在《魏书·崔鸿传》中，魏收批评崔鸿作《十六国春秋》，因“鸿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可见魏收在《魏书》中将东晋南朝夹杂在十六国中叙述是有意为之。

魏收的这一史观源自太和十四年（490年）八月群臣议北魏五德行次、孝文帝的裁断。孝文帝采纳了李彪、崔光以北魏承西晋的意见，并以诏令的形式予以确定。李彪、崔光在其主持修撰的国史中编东晋南朝及十六国于列传之中，以东晋为“僭晋”。魏收《魏书》承袭这一正统义例，凡涉西晋，皆书庙号，凡书东晋，皆称“僭晋”。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六国与东晋南朝的诸多列传中，仅东晋在称谓上有“僭”之名。《岛夷刘裕传》《岛夷萧道成传》《岛夷萧衍传》虽以“僭立”称新皇帝即位，但传名径称“岛夷”，不作“僭”称。这一称谓上的差别反映魏收对东晋与南朝政权区别对待的思维。

正是基于这种区隔意识，魏收将“僭晋司马叡”与“賨李雄”列于同卷（卷96），卷97在叙述“岛夷桓玄”“岛夷刘裕”时，在二者之间夹述了“海夷冯跋”。刘知几《史通·断限篇》讥《魏书》这一体例失之于断限。然而体察魏收之用心，未必不是在否认江左政权的历史连续性，将东晋、宋、齐、梁分别看作是西晋瓦解后的一块地域历史碎片。这与“十六国”的观念一样。虽然“十六国”是或同时并存，或前后相继的政权，但在“十六国”的称谓中，彼此间的内在联系被忽略，其历史的碎片感被凸显出来。

根据周一良的研究，《魏书》江左诸传史料来源不一，《僭晋司马叡传》晋哀帝司马丕以前的记载取材于孙盛《晋阳秋》，海西公司马弈至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历史取材于檀道鸾《续晋阳秋》。《岛夷桓玄传》取材于何法盛《晋中兴书》、臧荣绪《晋书》等中的《桓玄传》。《岛夷刘裕传》《岛夷萧道成传》《岛夷萧衍传》的史料来源则与上述不同，周一良认为魏收虽及见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但因宋齐事实易稽、魏收又自矜才学，故不屑采南人著作。

其实，虽然同为《岛夷传》，但《岛夷萧衍传》与《岛夷刘裕传》《岛夷萧道成传》还是有区别的。萧梁立国于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亡于梁敬帝太平二年（557年）。《魏书·岛夷萧衍传》叙事比于简文帝萧纲被侯景所杀，即梁大宝二年（551年）。就北朝而言，这段历史开始于北魏孝文帝驾崩后的第三年，即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经北魏宣武帝、孝明帝，魏末乱世诸帝（孝庄帝、东海王、节闵帝、安定王、孝武帝），东魏孝静帝，北齐文宣帝，正与孝文帝改革以后至北齐建立的历史相始终。在《魏书》对魏史的时代划分中，这一时期自成段落，且有其独特性：

“世宗（宣武帝）承圣考德业，天卜想望风化，垂拱无为，边檄稽服。而宽以摄下，从容不断，太和之风替矣。比夫汉世，元、成、安、顺之俦欤？”

“魏自宣武已后，政纲不张。肃宗（孝明帝）冲龄统业，灵后妇人专制，委用非人，赏罚乖舛。于是衅起四方，祸延畿甸，卒于享国不长。抑亦沦胥之始也，呜呼！”

这一时段正是北魏走向衰亡、北齐得以建立的时期。对于北齐来讲，这是他们的近代史，是北齐建立的历史根基。东魏孝静帝的禅让诏书上说：

“我祖宗光宅，混一万宇。迄于正光之末，奸孽乘权，厥政多僻，九域离荡。永安运穷，人灵殄瘁，群逆滔天，割裂四海，国土臣民，行非魏有。”

北齐文宣帝的即位诏书也说：

“魏氏多难，年将三十，孝昌已后，内外去之。世道横流，苍生涂炭。”

虽然东魏孝静帝、北齐文宣帝的诏书均将魏齐嬗代视为北魏孝明帝正光、孝昌之乱后的必然结果，但如上引《魏书·世宗纪》及《肃宗纪》所言，北魏的“政纲不张”始自于孝明帝的前任—宣武帝。因此，与北朝这段历史在时间上一致，在空间上并行的萧梁史，对于北齐来讲，所具有的也是现实的政治意义，其性质与《岛夷刘裕传》《岛夷萧道成传》完全不同。

就魏收本人的经历而言，他出生于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岛夷萧衍传》所记的年代几乎与其生命历程一致，所以萧梁史不仅是北齐的近代史，也是魏收本人参与过的历史。据《北史·魏收传》所载魏收《自序》，魏收在简要叙述祖父以上的家族传承后，主要篇幅是介绍父亲魏子建与自己的经历。魏子建在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出任东益州刺史，此前，“释褐奉朝请，累迁太尉从事中郎”。孝昌二年（526年），魏收随父回洛阳，开始显名于洛阳士林。可见，魏子建、魏收父子的命运与这段历史深切相连。

东魏孝静帝兴和元年（539年），魏收以兼通直散骑常侍之职，为王昕的副使出使萧梁。此前，北魏节闵帝普泰元年（531年），魏收曾以散骑侍郎之职，负责编撰起居注，并编修国史。使梁归来后，魏收在高澄的推荐下，继续修史。武定五年（547年）侯景背叛西魏，魏收作檄文声讨侯景，又作檄梁文。武定六年（548年）接待梁使谢挺、徐陵。武定七年（549年）魏收奉高澄之命劝降梁合州刺史萧范。同年八月高澄遇刺，高洋命魏收参掌机密，并撰写禅代诏册。上引《北齐书·文宣帝纪》的两篇诏书皆为魏收所写。魏收在魏齐之际，不仅亲自到过南朝，而且接待梁使，撰写《西魏檄梁文》《喻萧范文》，一直处于对梁交涉的最前沿，又长期担任修史之职，供职中书，负责文翰之事。这些情况使《魏书·岛夷萧衍传》的史料来源更为直接、可靠，并非需要借助南朝的史书来说明。较之于唐代修成的《梁书》而言，《岛夷萧衍传》更为原始。而且魏收对魏梁外交、魏齐禅代的深度参与，使《魏书·岛夷萧衍传》的编撰意图、叙事策略，都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

二

《魏书·岛夷萧衍传》中萧梁、北魏关系的叙事模式

《魏书·岛夷萧衍传》所记主要为四事：齐梁易代、梁与北魏战争、梁与东魏通使、侯景之乱。四事之中，齐梁易代着墨甚少，主要简述东昏侯萧宝卷杀萧懿、遣刘山阳西上袭击萧衍以及萧衍举兵。齐梁易代实为萧衍居雍州以来长期谋划所致，绝非缘起于东昏侯之发难。梁陈时人何之元《梁典·序》载“以高祖创基，因乎齐末，寻宗讨本，起自永元”，即言明萧梁肇基于东昏侯永元之世（499-501）。萧衍入建康后，齐明帝第六子萧宝夤于景明二年（501年）逃亡北魏，南齐永元时事当为北魏朝廷所侦知。武定五年（547年）慕容绍宗的檄梁文所述齐梁易代史事甚至较《岛夷萧衍传》为详，有观点认为魏收即为该檄文作者，可见《岛夷萧衍传》简述齐梁易代并非缘于情报缺乏，而是不愿过多着墨于南朝政权更迭的原委。在以北魏为正统的历史叙述中，江左诸政权被看作是断裂的、碎片的存在，《魏书》在体例上不将其合传。梁武帝既被视为僭立（“衍寻僭立，自称曰梁”），《魏书》撰述自不会对其承续关系付诸过多关注。

正是基于以北魏为正统的立场，在叙述梁魏战争时，《岛夷萧衍传》多视萧梁为挑衅方。如其对梁魏战争的总结，“衍每欲称兵境上，窥伺边隙，常为诸将摧破，虽怀进趣之计，而势力不从”。《岛夷萧衍传》叙事不乏对梁武帝的讽刺，除了将对魏战争的失败归结为梁武帝轻启战端、自食恶果之外，又在萧综叛降事件中强调其昏庸，连亲生子都无法辨明。豫章王萧综为梁武帝次子，因自疑为东昏侯遗腹子而在孝昌元年（525年）彭城之战中北奔，《岛夷萧衍传》云：“衍初闻之，恸哭气绝，甚为惭惋，犹云其子，言其病风所致，时人咸笑之。”据《梁书·豫章王综传》，在初闻萧综叛逃后，“有司奏削爵土，绝属籍，改其姓为悖氏”，显然梁武帝对萧综的叛逃是做出过处分的。后来梁武帝虽然下诏恢复萧综的姓氏、爵位，但这是出于维护宗室团结的考虑，而非本性昏庸。宽待宗室是梁武帝一贯的政策，对萧综如此，对萧正德亦然。正光三年（522年），“其（梁武帝）弟子西丰侯正德弃衍来奔，寻复亡归，衍初忿之，改其姓为背氏，既而复焉，封为临贺王”。

魏收参掌高洋机密，对政治人物的意图当深有领悟，其对梁武帝的描述实为刻意曲解。之所以如此，或许意在以梁武帝的盲动与愚蠢作对比彰显北魏之圣明。正始元年（504年），张惠绍战败被俘，“衍乃移书求之，朝议欲示威怀，遂听惠绍等还”。北魏朝廷处置张惠绍一事见于《魏书·任城王澄传》，“时萧衍有移，求换张惠绍。澄表请不许，诏付八座会议。尚书令、广阳王嘉等奏宜还之，诏乃听还”。释放张惠绍是经由宣武帝下诏、八座会议的程序而决定的，可知北魏朝廷十分重视此事，将之付于御前决策。《岛夷萧衍传》述张惠绍为梁武帝舅子，《杨大眼传》校勘记考证诸史认为“魏书以惠绍为萧衍舅或舅子，实误”。《魏书》之误或非魏收记述之误，而是源于张惠绍被俘时宣武帝君臣对其身份的误判。对北魏朝廷而言，梁武帝“移书”为外交大事，反映了张惠绍身份的重要性，故由宣武帝下诏召集八座会议。八座会议否决元澄意见、采纳元嘉意见，表明北魏礼待梁武帝，而非以仇寇视之，这是魏收“朝议欲示威怀”之语的具体内涵。然而，此事不见于《梁书·张惠绍传》，可见南北双方对张惠绍被俘及获释之事进行了选择性记述。《魏书》叙事旨在表明北魏之“威怀”。

北魏之所以“威怀”，乃在于以藩属看待萧梁，而自居天朝之位。以事实言之，这自是北魏一厢情愿，但《岛夷萧衍传》则着力将梁魏战时交往纳入到宗藩关系中予以叙述。如永平元年（508年），“衍乃厚资遣（董）绍，令奉书朝廷，请割宿豫内属，以求和好。时朝议或有异同，世宗以衍辞虽款顺，而不称藩，诏有司不许”。这一事件的背景是，永平元年（508年）十月，悬瓠城民白早生杀豫州刺史司马悦，萧梁予以救援，宣武帝诏令尚书邢峦率骑征讨，中山王元英后来参与会攻，梁将齐苟仁降，白早生等数十人被杀。董绍为北魏主书，曾奉宣武帝诏宣慰白早生，但被送于建康。按上引《岛夷萧衍传》，董绍被厚资遣归北魏是缘于萧梁“以求和好”，但按同书《司马悦传》，宣武帝下诏从俘获的四员梁将中分遣二人换取司马悦首级及董绍的释归。可见北魏同样有求于萧梁，并非萧梁单方而“以求和好”。上引《岛夷萧衍传》所谓梁武帝“请割宿豫内属”亦为部分事实，按《董绍传》，梁武帝之言为“若欲通好，今以宿豫还彼，彼当以汉中见归”，萧梁割宿豫有北魏归汉中这一对等条件。

三

《魏书·岛夷萧衍传》所述萧梁“朝贡”东魏

自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至于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537年）间，《岛夷萧衍传》记事以梁魏战争为主要内容。所记梁魏通好，以天平四年（537年）为始端：

“先是，益州刺史傅和以城降衍，衍资送和，令申意于齐献武王，求通交好，王志绥边远，乃请许之。四年冬，衍遣其散骑常侍张皋、通直常侍刘孝仪、通直常侍崔晓朝贡。”

事实上，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梁魏双方已经复通使节，魏使刘善明抵建康，在外交之余还慕名与王锡、张瓒雅会遍论经史。《岛夷萧衍传》之所以以天平四年（537年）为梁魏通好的开端，乃是基于高氏政权自我合法化的历史叙述。该年东魏出现了鼓动高欢受禅的舆论，萧梁来使实为东魏内政运作的产物。六月壬申，高欢游汾阳之天池，获瑞石，隐起成文曰“六王三川”，阳休之将之解释为：“六者是大王之字，王者当王有天下，此乃大王符瑞受命之征。既于天池得此石，可谓天意命王也，吉不可言。”“大王若受天命，终应统有关右。”阳休之的解释是在高欢的询问下做出的，实为迎合高欢心意。杜弼敏锐地把握了高欢的这一心意，承间密劝高祖受魏禅。胡三省评价说：“高欢之志，盖如曹操所谓吾为周文王者，非真无移魏鼎之心也。”

在宣扬禅让的舆论氛围下，萧梁遣使成为高氏政权超越元魏的德行象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梁武帝通过降人傅和转达交好之意，但双方之间正式通使却是东魏主动，即《北史》所云“天平末，魏欲与梁和好”。高欢得瑞石的次月（七月）甲辰，遣兼散骑常侍李谐、兼吏部郎中卢元明、兼通直散骑常侍李邺使于萧衍，梁使张皋等于同年九月出使，可知《岛夷萧衍传》所谓天平四年（537年）萧梁“朝贡”是由东魏促成，旨在为高氏禅让提供重要的舆论支持。

此次遣使，东魏“盛选行人”，最终由朝议决定。之所以精选使者，乃因出使时难免涉及正朔问题，故需才学可瞻之士。据《魏书·李谐传》，魏使抵达建康后与梁主客郎范青就此问题言辩，李谐以东魏为中国、否定金陵王气说。梁武帝接见时又问及东魏人士，这一问题因东魏权臣执政的特殊情况而显得格外敏感，李谐应对“大丞相勃海王秉文经武，左右皇极，画一九州，悬衡四海”，言明高欢为九州、四海统治者之意。可见，天平四年（537年）魏梁交聘实为高氏与萧梁交往，其性质己不同于始于正光元年（520年）的北魏与萧梁之间的交聘。对于高氏而言，这是代魏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步骤。

天平四年（537年）事后，《岛夷萧衍传》接连记述十年间萧梁“朝贡”情况，直至武定五年（547年）。记载的重点是萧梁使者的职衔、人名与出使时间，但所列萧梁来使并不完全，如元象元年（538年）七月梁使刘孝仪聘于东魏，《岛夷萧衍传》却失载。对东魏使梁，则简述为“朝廷亦遣使报之”，并不详细列举东魏出使时间与使者情况。据蔡宗宪统计，537年至549年之间，东魏遣使萧梁与萧梁遣使东魏均为16次。魏收本人曾于兴和元年（539年）副王昕使梁，对于这一亲历的事件，魏收也未载入《岛夷萧衍传》。不详细列举东魏聘梁，并不是因为资料缺乏，而是魏收有意为之，旨在将双方的交聘表述为萧梁朝贡。

本文作者李磊

事实上，在梁魏交聘中，“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梁使入邺为当日东魏朝野关注的大事，贵胜子弟竞相交往。即便缺乏与梁使相交的渠道，也常会“潜观梁使”，如出身高门士族的清河崔约“潜观梁使刘孝仪”，因其“姿神俊异”过于突出，而让梁使“宾从见者骇目”。若能成为接对梁使者，则会获得士论，“时徐君房、庚信来聘，名誉甚高，魏朝闻而重之，接对者多取一时之秀，卢元景之徒并降阶摄职，更递司宾。（祖）孝隐少处其中，物议称美”。在梁使入邺的这段时间里，梁使处于东魏舆论中心，东魏士族十分注重在梁使而前的形象褒贬，常会酝酿为门第纠纷。如，谢蔺出使东魏时询问安平诸崔的情况，负责接待的李纬回答“子玉以还，彫龙绝矣”，意指自东汉崔瑗以降安平崔氏已无人可称，崔暹闻之怒，李纬自知“失要人意”，诣门谢之，崔暹却上马不顾。崔暹之所以会怒，在于崔氏声望在梁使而前受损，尤其梁使谢蔺还是谢安的八世孙。

可见梁使入邺是扰动东魏朝野的政治、文化盛事，甚至在文化层而，还有梁强魏弱之势。魏收之所以叙以“朝贡”语境，正是着眼于梁使入邺的巨大影响力，将之解读为高氏德行超越北魏的重要象征。虽然《魏书》出于尊北魏为正统的核心思想，将南朝乃至十六国与北魏及其前身代国的外交往来多描绘为向北魏“朝贡”，但《岛夷萧衍传》中一再将萧梁派遣外交使节称作“遣使朝贡”，仍隐含十分具体的现实政治意义。联系《魏书》编纂时的背景，这一叙事策略隐含着阐述魏齐易代合理性的意图。

四

《魏书·岛夷萧衍传》中的梁武帝与侯景之乱

高欢卒于武定五年（547年），有关高欢时期的梁魏关系，《岛夷萧衍传》以“十余年间，南境宁息”作结。此后侯景之乱爆发，梁魏友好的状态结束。《岛夷萧衍传》对这一过程的表述是：“司徒侯景反，遣使通衍，请其拯援。衍惑景游说，遂绝贡使。衍子纲及朝臣并切谏以为不可，衍不从。”将梁魏断交看作是梁武帝受侯景迷惑所致。

萧梁朝臣反对纳降侯景之事又见于《南史·谢举传》《梁书·朱异传》，可见《岛夷萧衍传》有准确的情报来源，东魏对梁武帝的决策过程知之甚详。只是梁武帝的决定至少经过两次群臣朝议，背后的政治考量也十分复杂，并非单是“衍惑景游说”所致。魏收的这一表述方式是将侯景之乱的爆发归结为梁武帝的个人因素，这正与《岛夷萧衍传》将萧梁王朝视作非制度性的、非文明性的“岛夷”叙事策略相一致。

正是基于这一叙事策略，在随后侯景之乱的叙事中，《岛夷萧衍传》将萧梁的失败归因于梁武帝个人的愚昧。在《岛夷萧衍传》的叙事中，侯景之乱的关键是侯景举兵而梁朝不设防备，直至侯景兵至慈湖，梁武帝才做出处置，但为时己晚，侯景不仅兵不血刃地奔袭建康，而且渡江时的千人在旬日之间壮大为数万人。魏收认为这并非是由于梁朝官员的疏忽，而是梁武帝刚愎自用的性格所致。

“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或有云国家强盛者，即便忿怒，有云朝廷衰弱者，因致喜悦。是以其朝臣左右皆承其风旨，莫敢正言。初景之将渡江也，衍沿道军戍，皆有启列，而中领军朱异恐忤衍意，且谓景不能渡，遂不为闻。景至嵫湖，方大惊骇。”

梁武帝“好人佞己”的性格致使情报传递出现问题，朝臣左右会依据梁武帝的喜好筛选情报，如此一来，梁武帝的决策缺乏事实基础。因而，侯景之乱的蔓延与扩大并非偶然，而是梁朝决策机制的缺陷所致。

在魏收笔下，梁武帝除了“好人佞己”虚荣心强之外，还贪财愚蠢。面对侯景围城之局，梁武帝“忧懑无计”，但是当城内大饥以至于“人相食”之时，梁武帝却因为有人盗取池鱼而大怒，并敕付廷尉，魏收感慨“其不识事宜如此”。所谓“不识事宜”，即不知事情的轻重缓急。《岛夷萧衍传》传末总结了梁武帝贪婪性格在统治中的体现：

“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责其上礼献物，多者便云称职，所贡微少，言为弱惰。故其牧守，在官皆竞事聚敛，劫剥细民，以自封殖，多妓妾、粱肉、金绮。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又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其土侯贵人，奢浮无度，弟兄子姪，侍妾或及千数，至乃回相赠遗。其风俗颓丧，纲维不举若此。”

魏收认为，梁武帝以贡赋多寡衡量刺史郡守的治理能力，由此导致官僚竞相劫掠剥削百姓、聚敛财富，而在官僚、王侯贵人内部则形成了奢淫之风。梁武帝时期的确是南朝租调制产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民众的负担不断加大，但梁武帝的租调制改革有非常复杂的政治因素与经济背景，未必完全出于统治者的贪欲。但在魏收的叙事中，梁朝政治德行的败坏源自梁武帝个人的贪婪品性，政治德行的败坏再影响整个统治阶层的精神风貌。易言之，侯景之乱只是果，萧梁政治德行的败坏才是因，而这一因，却是由梁武帝个人的品行与能力造成的。

在《岛夷萧衍传》的记述中，梁武帝除了德行不足，统治能力更是有限。“衍每募人出战，素无号令，初或暂胜，后必奔背。景宣言曰‘城中非无菜，但无酱耳’，以戏侮之。”陈寅恪先生考证这一戏侮之言出自侯景谋主王伟，梁武帝守台城仰仗北来降人羊侃，羊侃死而城不能守。《颜氏家训·慕贤》对羊侃守台城之事叙述较详，称“于时，城内四万许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魏收对王伟戏侮之言的记述及对梁武帝无将可用情形的描述，当来自于亲历侯景之乱的江左流亡士人。鉴于侯景之乱的灾难性后果，流亡士人对梁武帝君臣多有怨望，上引颜之推之言便隐含着对“王公朝士”的不满。在批评梁朝朝廷这一维度上，魏收与流亡士人是一致的。

将侯景之乱归结为梁武帝个人的德行与能力所致，恐为东魏北齐的官方判断。武定五年慕容绍宗檄梁文即言“伪主昏悖，不惟善隣，贼忍之心，老而弥笃”，“智浅谋疏，曾不自揆”。这一叙事路径将梁朝的存续与梁武帝个人统治视为一体，梁武帝统治的终结即梁朝的实际灭亡。

在述及梁武帝无法平定侯景之乱的原因时，魏收认为这是因为梁武帝已经失去了对地方的节制。“景久攻未拔，而衍外援虽多，各各乖张，无有总制，更相妬忌，不肯奋击”；“自衍为景攻围历百余日，衍子荆州刺史、湘东王绎，益州刺史、武陵王纪各拥兵自守，坐看衍之悬危，竟不奔赴”。外援及诸王的观望迫使梁武帝不得不以台城军民独抗侯景，这是建康沦陷的军事原因，也是萧梁统治崩溃的结果。魏收的这一看法亦当是东魏北齐对萧梁研判后所得的结论。早在武定五年慕容绍宗的檄梁文中便已经言明萧梁的权力结构是“兵权在外”、梁武帝子孙离心离德，以此预测“外崩中溃，今也其时”。侯景之乱中萧绎、萧纪的做法印证了长期以来东魏北齐对萧梁国势走向的基本判断。

魏收还以侯景乱前的诸多灾异来阐释梁武帝亡国的必然性。如记述时人对梁武帝信持戒祭其祖祢而不设牢牲的议论——“虽僭司王者，然其宗庙实不血食矣”，以宗庙不血食否定梁武帝王业之正。又如记述梁武帝所舍身的同泰寺遭灾，其祖父墓前的石麟亡失诸事，认为“识者咸知其将灭也”。此外，魏收还记述梁武帝为侯景所饿杀，简文帝为侯景所杀以及“衍之亲属并见屠害矣”，以皇帝及亲属的遇害作为萧梁统治的自然终结。

五

北齐的对梁政策与《魏书·岛夷萧衍传》的时间断限

虽然《岛夷萧衍传》以梁武帝、简文帝身死作为国灭的标志，但大宝二年（551年）简文帝遇难后梁元帝萧绎于次年（552年）即位，萧梁政权得以延续。《魏书》编撰始于北齐天保二年（551年），终于天保五年（554年），后又经过皇建年间（560-561）的大幅修改，梁元帝、梁敬帝时事为魏收所亲见。《岛夷萧衍传》之所以对此不着一墨，乃是缘于北齐的对梁政策—以藩属对待萧纶、萧绎、萧方明，《魏书》编撰自要遵循北齐政策。

早在侯景乱梁之前，东魏即已侦知事态的发展，“文襄（高澄）遣行台尚书辛术率诸将略江淮之北”。但从武定六年（548年）八月侯景起兵至武定七年（549年）五月梁武帝崩殂的九个多月时间里，东魏正处于魏齐易代的前夕，主政者高澄不仅忙于扫除禅让的阻碍势力，而且高澄亲自率领“倾国之师”与西魏战于颖川，战事从武定六年（548年）八月延至武定七年（549年）六月，几乎与侯景围困建康的时间相当，东魏并无余力积极经略江淮之北。《魏书·孝静帝纪》云武定七年（549年）“衍江北郡国皆内属”，主要发生在三月侯景克建康之后。东魏夺取萧梁江北之地依靠的是郡国的主动归附。

武定七年（549年）八月高澄被刺杀，迟至次年正月高洋才为之发丧，这表明东魏内部经历了长达五个月的激烈斗争，其斗争结果是，高洋于同年五月在争议中接受禅让，完成了魏齐易代。这一阶段正是侯景立萧纲为帝的时段。简文帝虽然崩于大宝二年（551）十月壬寅，但北齐文宣帝高洋早在此前一年九月便“诏梁侍中、使持节、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承制、邵陵王萧纶为梁王”。文宣帝诏书中萧纶的官爵为梁所授，“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为简文帝大宝元年（550年）呈郢州刺史南平王萧恪所上，萧纶“于是置百官，改厅事为正阳殿”，自拟于君主。文宣帝诏书以萧梁官爵相称萧纶，又命之为梁王，这表明北齐承认梁武帝的法统，但却无视简文帝的即位，转而视萧梁为藩属，由其任命梁王。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天保元年（550年）五月北齐建立以后萧梁政权的独立存在。

文宣帝选立萧纶为梁王，有萧纶主动的一而。天保元年（550年）九月萧纶为萧绎部将王僧辩所败，主动遣使请和于齐，故为齐所册封。在东魏北齐有关萧梁的情报认知中，萧纶被视为强藩。武定六年（548年）慕容绍宗的檄文中便特意指出萧纶在萧梁诸王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皇位的凯觑之心（“萧纶凶狡之魁，岂无商臣之佷”）。北齐对待萧梁的政策是，建立一个符合北齐利益的藩属政权，而对萧梁江淮之北的领土则尽力纳入版图。如果对比以后西魏以后梁为藩属，鲸吞益州的战略，便会发现二者对待侯景之乱后萧梁的策略其实具有极强的相似性。

据《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二年（551年）春正月丁未，“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但此次通使却是由北齐主动派遣散骑常侍曹文皎使于江陵，湘东王萧绎使兼散骑常侍王子敏报之北齐之所以主动遣使江陵，乃是因为萧绎已经在与萧纶诸藩的角逐中胜出，且成为侯景劲敌。三月己未，文宣帝“诏梁承制湘东王绎为梁使持节、假黄钺、相国，建梁台，总百揆，承制”，转而视萧绎为梁实际统治者。萧绎于次月遣使北齐，似是对北齐除授予以积极的回应，《北齐书·文宣帝纪》以朝贡书之（“梁王萧绎遣使朝贡”）。此后萧绎又于十月“遣使朝贡”，当月发生了侯景杀简文帝、王僧辩等劝进萧绎、益州长史劝进武陵王萧纪等大事。萧绎遣使旨在获得北齐的支持。天保三年（552年）三月癸巳，“诏进梁王萧绎为梁主”，萧绎的皇位继承权得到北齐的承认。在北齐的叙述中，“梁主”的即位合法性源自于北齐诏书。

天保三年（552年），“十一月辛巳，梁王萧绎即帝位于江陵，是为元帝，遣使朝贡”。按《梁书·元帝纪》，梁元帝即位时间为承圣元年（北齐天保三年，公元552年）十一月丙子。辛巳、丙子间隔五日。按《北齐书》文意，梁元帝即位不久便遣使北齐，以此叙述梁的藩属地位。

对于梁元帝与北齐的交往，《周书·于谨传》认为是双方“将谋侵轶”西魏所致。然而，梁元帝即位之初尚有赖于西魏支持，所谓“将谋侵轶”已是次年（553年）八月失益州以后的事情。梁元帝着眼点在于萧梁内战，故结好西魏、北齐以自固，但是当他战胜武陵王萧纪、下诏移都建康之际，不仅与西魏的关系而临恶化，而且与北齐的关系也急转直下。北齐不愿见到萧梁局势稳定，故于天保四年（553年）九月主动发起对梁战争。“齐主高洋遣郭元建率众二万，大列舟舰于合肥，将谋袭建业，又遣其大将邢景远、步大汗萨、东方老等率众继之。”此战北齐的目标是占领建康、建立以湘潭侯萧退为主的新政权。在北齐所出动的军队方而，郭元建为侯景旧部、步大汗萨为尔朱氏旧部、东方老为河北世家大族高昂旧部。在文宣帝以六镇余众为军事基础的国策中，这些军队属于要被清除的对象，故被用作改换萧梁朝廷的赌注。

梁元帝在得到镇守建康的陈霸先驰报后，部署豫州刺史侯瑱、吴郡太守张彪、吴兴太守裴之横于东关击败北齐军队。天保四年（553年）闰十一月，梁元帝再度遣使聘齐。万绳楠先生认为梁齐通使的背景是西魏占领益州，梁元帝意图援引北齐牵制西魏以收复失土。与西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故而即便经历了北齐南袭建康之战后，梁元帝仍要及时遣使与之修复关系。可以说在梁齐关系中，占据主动地位与优势地位的始终是北齐。

随着梁与西魏关系的恶化，西魏于天保五年（554年）十一月攻陷江陵，梁元帝死于国难之中，王僧辩、陈霸先以萧方智为太宰、承制，萧梁皇位实际上空缺。北齐抓住这一时机，于天保六年（555年）正月“诏以梁散骑常侍、贞阳侯萧明为梁主，遣尚书左仆射、上党王涣率众送之”，试图再建藩属于北齐的萧梁政权。五月丙午，萧渊明即皇帝位，六月戊寅，遣其子章、兼侍中袁泌、兼散骑常侍杨裕奉表朝贡北齐。文宣帝六月壬子诏书曰：“梁国遘祸，主丧臣离，逷彼炎方，尽生荆棘。兴亡继绝，义在于我，纳以长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藩礼既修，分义方笃。”明确梁为北齐的藩属。

北齐的政策最终没有获得成功，它直接引发了王僧辩与陈霸先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梁陈易代。尽管如此，北齐自建立之日起对梁政策却始终一贯，魏收撰写《岛夷萧衍传》正是这一政策的展现。天保五年（554年）三月魏收上奏《魏书》本纪、列传时，梁元帝政权尚存，但在魏收的叙述中，萧梁统治己随侯景之乱而告终结。不仅如此，《岛夷萧衍传》将侯景之乱对建康的破坏视作江左王朝的灭亡。

“初，城中男女十余万人，及陷，存者才二三千人，又皆带疾病，盖天亡之也。”

“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后，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为景军人所掠，或自相卖鬻，漂流入国者盖以数十万口，加以饥谨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为丘墟矣。”

“天亡之也”“江左遂为丘墟矣”这些断言不仅是用以描述萧梁的灭亡，亦是用以表述江左王朝的终结。而伴随魏朝终结、江左王朝终结的，正是北齐的兴起。《岛夷萧衍传》的叙事最终指向了颂扬北齐的天命。

六

结论

《岛夷萧衍传》在《魏书》中占有较为特殊的地位，所述萧梁历史不仅为编撰者魏收所亲见并亲身参与，而且从时段上看，萧梁历史与北魏衰亡、北齐建立的过程相始终。因而，《岛夷萧衍传》的撰写除了与《魏书》中其他江左王朝本传一样旨在彰显其僭伪性、地方性及民族性之外，还隐含以梁魏关系史论述魏齐易代、以侯景之乱论证北齐一统南北的现实政治考虑。

《魏书·岛夷萧衍传》所记主要为四事：齐梁易代、梁魏战争、梁魏通使、侯景之乱。四事之中，齐梁易代着墨甚少，这并非是缘于情报缺乏，而是在以北魏为正统的历史叙述中，江左诸政权被看作是断裂的、碎片的存在，《魏书》在体例上不将其合传，不愿过多着墨于南朝政权更迭的原委。

《岛夷萧衍传》所述“萧梁——北魏”“萧梁——东魏”关系形成对照。前者被叙述为因萧梁挑衅引发的战争关系，《魏书》的史实剪裁及叙事策略旨在展现北魏之“威怀”。后者则被叙述为因萧梁“朝贡”而建立的和平关系，联系《魏书》的编纂背景，这一叙事着眼于梁使入邺的巨大影响力，将萧梁遣使解读为高氏德行的重要象征。“萧梁——北魏”“萧梁——东魏”关系的对照性隐含着论述魏齐易代合理性的意图。

《岛夷萧衍传》将侯景之乱归结为梁武帝个人的德行与能力所致，认为萧梁“兵权在外”的权力结构及梁武帝子孙离心离德是其灭亡的根本原因，《魏书》这一认识为东魏北齐的官方判断。

《岛夷萧衍传》将梁朝的存续与梁武帝个人统治视为一体，以梁武帝统治的终结作为时间下限。这一断限固然以魏祚终结为时间坐标，但同时也是源自北齐的对梁政策。北齐除将江淮之北的领土尽力纳入版图之外，还试图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藩属政权，故而先后立萧纶、萧绎为梁王。梁元帝遇难后，又力保萧渊明即位。《魏书》的叙事立场正与这一政策保持一致，《岛夷萧衍传》将侯景之乱对建康的破坏视作江左王朝的灭亡，最终指向了颂扬北齐一统南北的天命。

end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8年第11期，注释从略。

据反映和编辑部发现：近期有不法机构和个人盗用《史学月刊》编辑部名义，向作者发放稿件录用证明文件，并收取相关费用等。在此郑重声明：本刊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法规进行出版，发表文章不收取任何费用，凡以我刊名义收费者，均系假冒诈骗行为。再次提醒作者，谨防上当受骗。

另，作者来稿，请采用打印稿和电子文本同时寄送的办法。具体请参照本刊投稿须知（本刊官网与“shixueyuekan”公众号有详细说明）。

敬请广大读者和作者相互转告周知，感谢您的支持和厚爱。

《史学月刊》编辑部

2018年9月

向左滑动

关注“史学月刊”

听见史学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