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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六年（1279），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了全国。为巩固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上就必须继续采取尊崇孔子、使圣人之后绵长的策略。 翌年，详议官王恽向元世祖忽必烈上疏《立袭封衍圣公事状》： 伏见历代尊礼孔圣，世有袭封，以奉祀事。会验国朝，自壬辰（1232）年间，钦奉圣旨，于南京（今河南开封）取到五十一代孙孔元措赴阙，令袭封于鲁。自元措之后，嗣袭遂阙。岁时主祀，止令曲阜令治（孔治）承权祀事，甚非大宗主祭之义。我国家尊师重道，焜耀百代，三教九流，莫不崇奉，岂惜一人爵位而不议封建。盖未有奉行者，合无闻奏。明考族谱，令宗亲推其贤而有文者，袭其封爵，俾奉祀事，以明风俗之本，实圣代殊常之盛典也。 到了至元十九年（1282）春夏，大元经过激烈的廷议，总算统一了思想。据明成化《孔氏宗谱》所云：“世祖皇帝及时宰之意，谓洙当袭爵无疑。”也就是衍圣公之爵位，“以端友之孙孔洙当袭封”。元世祖忽必烈决定让孔洙“载封归鲁奉祀”。于是，就“降旨征之”。 当时的衢州路达鲁花赤是劄杰。劄杰接到忽必烈的圣旨，丝毫也不敢怠慢，马上拜会了闲居在家、以祭祀读书课子为务的孔洙。他告诉孔洙，大元皇帝要他即刻觐见，旨意是要他回老家曲阜，继续袭封衍圣公爵位，主持孔子祀事。 当年七月，孔洙和以刑部架阁归隐的衢州孔氏族长孔应祥、族弟孔演、嗣子孔楷等人，遵旨北上。此时的孔洙尚无亲生子嗣。这里说的“嗣子孔楷”，实际上是权嗣以为子的族弟孔津。
孔洙一行，顺浙江而下，到杭州。杭州就是南宋的国都临安。元灭南宋之后，临安就恢复了它原来的名称。他们又沿运河北上。 一路上，虽然已经改朝换代，然而风景依旧。孔洙行走的路，正是当年孔端友率孔氏精英的扈跸之路，只不过孔端友和众位先祖是随宋高宗銮驾南下，而孔洙是反其道而行之罢了。孔洙虽从未到过杭州之北，但却无心欣赏沿途风光，他心中琢磨的是如何应对忽必烈的征召。 回忆衢州孔氏的历史，先祖端友公之所以离开故乡曲阜，无非是遵从圣祖“忠信仁义”的教诲，不愿意做异族的臣民。扈跸南渡，则是他忠君爱国的集中表现。自己作为端友公的后人，该如何做才能不改孝道？ 想想头几年为反抗蒙古人而壮烈一死的官宦、将军、众多儒林才俊和难以计数的平民百姓，作为大宋朝的衍圣公，该如何做才能不离经叛道？ 作为南宋丞相的衢州老乡留梦炎投靠大元，虽然赢得了大紫大贵，却召来了人们鄙视的目光；南宋的大儒、名气颇大的严州知州、徽州人方回向元军投降献城，虽然换来了建德路总管的职务，却因变节而被同僚朋友所不齿。自己该如何做才能既能保护衢州孔氏一族，又能维护圣祖嫡长孙的名节？ 孔应祥是孔子的五十一世孙、孔洙的从祖父。作为长辈、族长，他为侄孙的愁眉不展而忧心忡忡，后因病提前返衢。于是孔洙就带着孔演、孔楷（孔津）北上。
是年八月，孔洙抵达心仪已久的阙里故土。孔洙的族弟、权主祀事的曲阜县尹孔治，早已安排好了迎接大宗族兄、衍圣公孔洙事宜。孔子的嫡长孙回归故里，自然引起了四乡八邻的轰动。孔氏族人和官绅乡亲都要一睹圣祖嫡长孙的风采，前来拜访孔洙的族众和乡邻络绎不绝。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孔洙，对老少宗亲热谦恭，按族规家法一一予以应对；对县衙僚吏和儒林士子端庄严整，按夫子之礼一一予以答谢；对异姓乡亲则友善恳切，按夫子的“不亦乐乎”一一予以热情接待。 孔洙选好佳日，在族弟孔治的陪同下，先到祖庙，释奠祭祀圣祖。礼毕之后，孔洙等人则沿庙廊四处察看。只见祖庙、祖庭处处整洁肃穆，并无废颓之像。孔治告诉他，元太宗窝阔台时代，曾经对庙庭做过全面的修葺，加之族众宗亲的日常维护，故而能使之常新。 翌日，孔洙又和孔演、孔楷（孔津）来到祖林。他长跪在圣祖坟前，向列祖列宗叙说了先祖端友公离家的无奈，叙说了寓居衢州的六代嫡长孙维护大宋朝廷的经历，叙说了嫡长孙对祖庭祖庙的思念之苦。当然，也叙说了改朝换代之际，自己的彷徨、郁闷和手足无措。此时的孔洙，已经不是在向冥冥之中的圣祖、先宗祈求自己以后行事的答案，而是在默默地向列祖列宗禀告自己的决定，祈求祖宗的保佑。 孔洙在阙里留连了两个来月。在这些日子里，他广泛地和宗亲们接触，了解他们的生活，询问他们的阅历，告诫他们要时刻遵循圣祖的谆谆教诲；当然，也告诉他们孔氏大宗一百五十多年来的历史，抒发着同族亲情。他还向孔治等曲阜孔氏的核心人物陈述了孔氏大宗准备让爵于曲阜孔氏支脉的打算。十八年后的元大德四年（1300），曲阜的孔子五十三世孙孔淑，在他的《阙里世系图题辞》中，是这样记载和评价孔洙的曲阜之行的：“圣朝混一之初，宋故五十三代袭封洙首膺召命，还谒林庙，与今袭封公暨诸族会。百年之分，一旦复合，实吾族之盛事。”文字中饱含着对孔洙的称赞，与明清时代的口气完全不同。其实，说穿了也不奇怪。孔洙如果遵忽必烈之命，载爵回到曲阜老家，孔治等族属对于爵位当然无望。而孔洙却言出必行，让曲阜的孔氏支脉白捡了一个至高无上的衍圣公的爵位。他们还不欣喜若狂，还不对孔洙感恩戴德？要知道写这段文字的时候，离孔洙到曲阜释奠圣祖林庙才只十八年呀。 随后，孔洙告别了曲阜孔治等众位宗亲，继续北上。不久，就到了忽必烈的朝廷所在地大都（今北京）。
十一月丁卯，孔洙入宫觐见元世祖。 忽必烈在对孔洙路途的劳顿进行慰问之后，就明确地告诉孔洙，要他载爵归鲁，以主先圣祀事。在忽必烈想来，孔洙应该是感激涕零、大喜过望。然而，孔洙早已想好辞封、让爵的理由。他首先奉上《论语》和《孔子家语》两部经典，之后宣讲经典要义，并表示自己要继承祖训，做到“忠、孝、仁、爱、礼、义、知、信”八字齐全。元世祖见孔洙诚恳坦荡，甚有儒家风度，十分高兴。接着，孔洙就坦诚地回禀大元皇帝，一是“先世庙墓在衢，不忍舍”，二是“曲阜子孙守护先茔，有功于祖”，自己须护持衢州先世庙墓、不能接受皇帝的恩赐，故而恳请皇上恩准，自己把衍圣公之爵位让给曲阜族弟孔治，并将“宋政和年所降袭封铜印”交纳于忽必烈。孔洙说的是坦荡的、无可挑剔的理由。尽管忽必烈身边的大臣们再三劝告孔洙奉旨行事，但孔洙终不为动，坚持辞让。并且，孔洙一再按圣祖“父母在不远游”之教，向忽必烈要求南还衢州，以侍奉年迈的母亲。忽必烈虽然贵为天子、一言九鼎，但当时正是安抚南宋官宦子民之时，对义正词严的孔洙也难以责其违背圣意之罪。于是，无可奈何的忽必烈只好顺坡下驴，连声称赞孔洙：“宁违荣而不违道，真圣人后也！”并命孔洙“为承务郎、国子祭酒兼提举浙东学校”，“就给俸禄与护持林庙玺书”，同意孔洙回到南方。之所以让孔洙提举浙东学校，是因为当时的江浙行省浙东道宣慰司的治所就在绍兴，离衢州并不太远、且水陆皆可通达之故。
虽然孔洙竭力推荐将衍圣公的爵位让曲阜族弟孔治承袭，孔治也确实是“成德达才”之人，忽必烈却没有马上让他承袭。忽必烈只是给孔治加官晋职而已。至元二十二年（1285），擢孔治为奉训大夫、单州路（治在今山东济宁）防御使；至元二十八年（1291）晋其为奉直大夫、知密州（今山东诸城）事。直到忽必烈死后，元成宗即位的的元贞元年（1295），孔治才被授为中议大夫，并敕封为衍圣公。忽必烈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也许，他曾经下旨要孔洙“载爵归鲁”，虽未实现，但他至死都要维护皇帝是“金口不开、开口不改”的缘故吧。 当年年底，孔洙回到了阔别半年有余的衢州。
至元二十年（1283）春，孔洙集合全族，在相对简陋的城南家庙隆重祭祀圣祖，祭奠寓衢的列祖列宗。他长跪先祖灵前，诉说了让爵的根由、始末，并向先祖起誓，衢州孔氏子孙必定如以前一样，以仁孝礼义为本，衍圣弘道，做圣祖的孝子贤孙。 若干年后，时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总兵饶、信的元代文学家苏天爵驻扎衢州，到孔洙书房仔细翻阅了孔洙所藏的两宋敕牒，并写了《题孔氏家藏宋敕牒后》一文。该文收录在他的《滋溪文稿》中，文章写道： 宋东都时，孔氏显者则有曲阜道辅父子、临江三仲弟兄，皆圣人之裔也。建炎南渡，衍圣公亦徙三衢。今孔氏居江南者，多祖曲阜。然惟临江、三衢文献，信而有徵。尝闻故老云，宋社既墟，廷议以袭封之爵当归三衢。后固辞曰：“吾既不能守林庙坟墓，其敢受是封乎！”呜呼，孔氏居江南者，皆当以斯言为念也。 事实上，由于先是孔应祥，后是孔洙已向阖族说明了让爵的前因后果，已经统一了族众的思想。 和从叔祖孔应祥一起安排好族内事务，孔洙便携妻子、随从前往绍兴赴任。从事圣祖孔夫子所事毕生的教育事业，在孔洙看来，是皇廷交替之际最好的选择。
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世祖命程钜夫以集贤直学士、侍御史的身份到南方寻求贤良之士。 程钜夫向元世祖举荐了赵孟頫、孔洙等二十余人。孔洙因其提举浙东学校的政绩和两度建庙、奉祀孔夫子的德业而名列第七。至元二十四年（1287），经程钜夫浙江求贤后举荐，孔洙被擢为奉训大夫、江浙行省儒学提举。孔洙也就携家移任杭州。也就在绍兴任职期间的至元二十三年（1286），早已盼望儿子的孔洙喜得贵子，这就是长子孔楷。以后又连得二子。加上早些年生的两个女儿，孔洙就有三男两女了。长子名楷，字鲁林；次子名思俊，字师道；幼子名思溥，字元道。二女之芳名就无从考证了。
至元二十八年（1291），江浙儒学提举秩满，朝廷又授孔洙为奉训大夫、福建道儒学提举。于是，孔洙便在赴任途中，携妻、子在老家衢州暂作逗留。他要回家办两件事，一是祭祀先祖；二是要让权嗣于自己的族弟孔津归宗。自己已经有了儿子，并且是三个儿子，当然不用再过继别人了。这里需要说一句，族弟孔演、孔津皆为从父孔言之子。忽必烈召见时，因孔洙尚无子嗣，衢州孔氏族人只能援宗法“兄终弟及”之例，以拟议中之孔津“改名楷，继洙嗣”，并与孔演一道随孔洙觐见元世祖。现在，自己的三个儿子虽然年幼，却也须告知族人，圣祖嫡长一脉是后继有人的。可就是在这一年，孔洙不幸病卒于任所。孔洙的灵柩，按其生前“归守庐墓”的夙愿，由其族人扶榇归衢，葬于衢州西安县靖安乡金溪垅。
至此，沿袭了六代的衍圣公爵位被不忘南宋朝廷的孔洙让给了曲阜孔氏。在孔洙死后八年，身为孔氏支脉的曲阜孔氏，终于承袭了衍圣公这一崇高的爵位。而孔子五十三世嫡长孙孔洙，却为衢州孔氏留下了圣祖孔子的道德、品格、思想，留下了“宁违荣不违道，真圣人后也”的皇帝赞誉，和两卷掷地有声的著作《承斋集》。（崔铭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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