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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在陕西西安南玉丰村汉城遗址，南距长乐宫北宫墙不到5米处，出土了一件青铜羽人小雕像，高15.3厘米。羽人跽坐，身体微倾，背生双翅，翅上饰卷云纹，两长耳竖立，颧骨与眉骨隆起，深目高鼻。羽人两臂前伸，双手作抱物状，两膝间有半圆形竖孔，底部有一小孔，原来应该手持物件。
西安出土铜羽人及其背面 1987年，在洛阳东郊的一个东汉中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青铜“羽人”小型雕像。这件青铜羽人通体鎏金，制作精美，呈跽坐状，双手合抱一前方后圆筒形器。羽人面目奇特，大耳出顶，深目高鼻，下颌有短须，发披于脑后，身穿束带紧身长衣，肩后翘起双翅，腿部亦雕刻成羽翅造型，全身刻有线条纤细的羽纹、卷草纹和云气纹。双手所持筒形器内部中空，上部无盖，筒形器饰三角形及云气纹，显得华丽奇幻。
这件稍后在洛阳东汉墓中发现的鎏金铜羽人，为理解西安出土铜羽人提供了帮助。 洛阳出土铜羽人手捧前方后圆筒形器，后部的圆柱体部分与西安出土的铜羽人两膝间的半圆形竖孔基本一致，由此判断，西安铜羽人手中也持类似的铜形器。另外，两件铜羽人的面部特征和衣着也如出一辙，只是洛阳东汉墓出土的铜羽人通体鎏金，而西安出土无鎏金。 羽人最奇特的除了身生双翅外，还拥有两只伸出头顶的长耳，这和汉代一些文学作品中提及到的仙人形象相似，汉诗《长歌行》有云： “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 诗中描述的仙人形象发短耳长，与出土器物所表现的羽人形象基本吻合，而洛阳铜羽人手中捧的筒形器是否为诗中提到的药箱，还未有充分的证据。由于筒形器中空且上方无盖，所以推测这件铜羽人也可能是插放它物的器座。 另外，羽人高鼻深目，拥有异于当时中原人的面部特征。《淮南子·道应训》中记载秦始皇时的方士卢敖所见神仙即“深目而玄鬓，泪注而鸢肩，丰上而杀下。” 另外，汉通西域后，外域人士相对于当时的中原人“面目奇异又擅长各种幻术杂技”，这件羽人其容貌具有异域人物的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原和外域的接触，以及彼此在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 这种人和鸟组合的“羽人”形象，出现在汉代诸多考古发现中，除了依附于器物的雕刻作品，在汉代墓室壁画、画像砖石及葬具中也不乏羽人形象，这多与汉代流行的神仙思想有关。鎏金铜羽人肩后翘起的双翅、飘于脑后的长发，以及器身上的云气纹装饰，使这件作品充满飞翔的动感，让观者对那个神仙世界充满无限遐想。 秦汉时期，神仙思想大盛，秦始皇和汉武帝均为求仙活动的热衷者。 东汉王充在《论衡·道虚》中提到时人流行的神仙思想时说，“为道学仙之人，能先生数寸之羽毛，从地自奋，生楼台之阶，乃可谓升天”。 由此可见，仙人需有羽翼。而这一时期的诸多文献和考古材料中，常出现一种肩生双翅，面貌独特的仙人形象——“羽人”。 《楚辞·远游》中有，“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注：“山海经言：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山海经·海外南经》卷六又曰：“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 四川新津汉画像石中有羽人六博画像，六博是一种掷采行棋的博戏类游戏，在稍晚的诗文曹植的《仙人篇》中有“仙人揽六箸，对博太山隅”的诗句。
综上，羽人常作为引领和侍从出现在被描绘为仙境的场景中，西王母、玉兔、九尾狐、三足乌、蟾蜍、瑞兽等图像充斥其中。羽人常从事引领、御龙、御车、执药、六博、戏兽等活动。结合图像与文献，有研究者认为汉代羽人肩负三项神圣使命，即：一、接引升仙，赐仙药；二、行气导引，助长寿；三、奉神娱神，辟不祥。 长耳、双翅的羽人形象主要流行于汉代，汉代以后发现较少，随着佛教的传入，人们对新的宗教观念有了新的认识和需求，这类图像也随着观念的转变发生着变化。 (本文节自洛阳博物馆陈列部李思思《鎏金铜羽人》一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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