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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师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的金沙河，首先我们来看一件收藏于定州博物馆的定窑印花仿青铜器瓷器的标本。 ▲ 金代 定窑印花夔龙纹方壶底（角度1） 定州博物馆藏 ▲ 金代 定窑印花夔龙纹方壶底（角度2） 定州博物馆藏 如图所示这件标本为覆斗型方形底座，该座体积不大，底边为7.5厘米高4.2厘米，标本胎色白中闪灰，胎质细腻紧密，釉色较白略偏牙黄色，胎壁略微显厚，印花工艺以细密的回纹衬底，中间印有一条小夔龙，底边边沿下均有两组仰莲瓣纹装饰，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件定窑印花仿青铜钫的瓷瓶底座。从纹饰和器形上使我们看到了宋人复古的信息，下面我们具体的谈一下宋代复古瓷器。
当复古运动成为一个国家倡导的运动时，都是伴随着“礼崩乐坏”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变化与重构的时代，也都无一不是儒家思想开始被推崇的时代。如春秋时期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两汉间王莽的“托古改制”，晚唐时期的韩愈柳宗元“载道”“明道”古文运动，和宋朝的复古运动无一不是儒学复兴的过程。 《周礼》是儒家思想的经典，成熟于两汉之间，《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为三礼是古代礼仪制度和礼仪理论的总汇，是古代华夏民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是礼法礼仪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内容较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单独读一下这几本，在此就不再累述。以《周礼》为代表的礼制时代“太平盛世”在汉族人文化血液里根深蒂固，每当时局动荡改朝换代时都被朝臣提出，并加以改造为近“今”使用，无论那时是否真的出现过完美的社会秩序，还是后人借远古为乌托邦教化于今不得而知，总之从孔子的执念到宋代的士大夫大力推崇，再现“三代之制”治国成为宋朝必然。用今人思想来分析，这些都是为了封建帝王维护皇权统治服务的。目的都是在以礼严格的区分上下贵贱等级的界限，是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推崇《周礼》也是在古代礼制中寻找和发现为当今有用的经典，并修订成章为当下环境服务使用的，了解了这一点也就了解恢复“三代之治”的目的了。 唐末五代时期政治动荡，军事集团成为当时最有权力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导致政权不断的更替，赵匡胤以兵变成为皇帝，无论是对政权的合法性的确认还是国家权威秩序的重建，都急需要通过礼制的恢复与重建，用一系列仪式确立权利的天赋性和正当性，加之周边强邻异族外敌的存在与壮大，使这种诉求更加强烈。北宋立国之初，士大夫开始要求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就是恢复“三代之治”。而宗庙祭祀仪式也必然为“三代之典”曾经主持检讨摹画宗庙祭祀器等的聂崇义《三礼图》应运而生，宋太祖以《三礼图》来“作礼立制”，以改变五代以降“礼乐之器，制度舛错”的局面，《三礼图》是恢复三代礼仪和器物制度的发端。那么何为《三礼图》呢？就是以《周礼》《仪礼》《礼记》名物的详意图以图像还原古代器物，衣帽等的外形及使用，是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并伴有图像的较早的一本书。行古礼使用古典器物，由此两宋仿古器制作伴随着朝廷礼制展开，大型祭祀礼器以青铜仿古器为主。因而产生许多仿古青铜礼器，在缺铜的宋代大量使用铜器祭祀品并不是朝廷所期望的，于是士大夫们寻经据典来根据《礼记》中的。“饰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说法来恢复陶瓷引导国人，以减少过多使用青铜祭祀器的使用减少国家铜负担，士大夫们根据《礼记》中“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等说法，提出恢复陶瓷祭器古制。
▲ 南宋官窑青釉簋式炉 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 南宋 龙泉窑青釉簋式炉 遂宁博物馆藏 ▲ 金代 定窑白釉弦纹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宋 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故宫博物院藏
▲ 北宋 定窑白釉三足炉 稽古雅集定窑白瓷特展 从北宋晚期到南宋时期，陶瓷作为礼器时间并不算长，这个时期其他窑口也都有仿制青铜器的瓷器，到南宋一度成为流行，但也并未达到大规模的生产甚至延续时间都不长，政局稍微稳定以后经济复苏，青铜礼器为主的地位便逐渐恢复。 ▲ 西周 青铜矢壶 故宫博物院藏
▲ 南宋 官窑青釉贯耳壶 华盛顿弗力尔博物馆藏
▲ 西周 康侯簋 大英博物馆藏
▲ 南宋 龙泉窑青釉簋式炉 大英博物藏
▲ 春秋 鲁伯大父青铜簋 国家博物馆藏
▲北宋 定窑白釉瓦纹簋式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西周 伯矩鬲 首都博物馆藏
▲南宋 景德镇青白釉印花鬲式炉 遂宁博物馆藏
▲ 春秋 邾友父鬲 山东省博物馆
▲ 南宋 龙泉窑青瓷鬲式炉 遂宁博物馆藏
▲ 西周大克鼎 上海博物馆藏
▲ 金代 耀州窑青釉刻印花出戟鼎式炉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 尽管如此，“器以陶匏”的意义仍然很重大，他改变了复古礼器仅限于青铜制品的传统观念，也为陶瓷陈设器仿古树立了典范，将陶瓷仿古作为一种陶瓷装饰类型和元素，使陶瓷仿古器物不断出现并扩散流行于民间。
▲ 北宋~金 定窑白釉刻划花辅首龙耳方壶
▲ 北宋~金 定窑白釉辅首壶 稽古雅集定窑白瓷特展
▲ 金代 定窑白釉印花夔龙纹方壶 稽古雅集定窑白瓷特展
▲ 金代 定窑白瓷印花兽面方壶 稽古雅集定窑白瓷特展 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民间生活中的礼仪活动也更加隆重和重视相对改变了一些民俗习性，民间也成了复古瓷器的重要市场，带有复古元素的各类型的瓷器更是越来越多，带动和丰富了复古瓷器的设计内容也带动了更多消费市场，随着时间推移到元代复古元素的瓷器也慢慢演变成为普通人家的装饰或实用器物。
▲ 金代 定窑印花夔龙纹方壶底 定州博物馆藏
▲ 金代 方壶底部模具 定窑团队藏品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件标本，从形制看这件标本是为满足特殊造型和装饰而特制的印花合模成型的器物，仿的是战汉时期青铜器钫的造型，但是仔细观察无论是造型还是装饰纹饰都与战汉青铜钫有较大差异。我们在这里大概了解下青铜钫的相关信息及演变过程。
▲ 西周 单五父壶 宝鸡青铜博物馆藏
▲ 春秋 蔡侯申青铜方壶 安徽省博物院藏
▲ 春秋 青铜方壶 国家博物馆藏
▲ 战国 中山王铭文方壶 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
▲ 战国 垂鳞纹方壶 南京博物院藏
▲ 战国晚期 羽翅纹方壶 日本奈良国立美术馆藏
▲ 汉代 彩绘青铜钫 多伦多皇家安大略省博物馆藏 对比这些铜钫和这件定窑瓷器，我们无法根据形制或者纹饰明确判断它仿的是哪个时代或者那种类型的器物。
▲ 战国 嵌松石青铜钫 国家博物馆藏 从器型上看与战汉形制接近，但作为方瓶底座，圈足比例显得高了，圈足底边的尺寸比例看瓶身应显瘦的样子，且身上的纹饰细腻底纹衬薄浮雕的小夔龙装饰方式，又不是战汉时期青铜的装饰特点，这类纹饰属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多有的青铜器装饰风格，主纹和底纹明显分开，底纹多饰以繁密的雷纹与主纹形成强烈的对比，主纹用浅薄的浮雕形式，这种浮雕有圆润和尖锐的两种，有的浮雕分好几个层次，有一层做成斜面衬出立体部分的层次，这类工艺俗称“三层花”，装饰效果视觉美感很强。
▲ 商代 妇好兽面纹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藏
▲ 商代 妇好兽面纹鼎（局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藏
▲ 商代晚期 青铜方彝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件瓷器的装饰应该借鉴的是青铜装饰风格，而这样的装饰风格也正好可以展现出定窑印花的特有的优势，定窑印花产品里就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底纹细密均匀的底纹衬主纹的装饰风格的产品。
▲ 北宋~金 定窑白釉印花夔龙纹标本 2009年定窑遗址出土
▲ 金代 定窑 印花池塘鱼纹标本 定窑团队藏
▲ 北宋 定窑白釉印花绳纹鬲式炉标本 定窑团队藏
▲ 金代 定窑白釉印花夔龙纹方壶标本局部 衬托出的效果非常独特美丽，是定窑所特有的技术，与这样的青铜纹饰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不知方瓶的纹饰设计灵感是不是来源于这种青铜器装饰手法？也是值得思考的话题。 定窑仿古青铜器的遗物出土很少，尤其是这一类三层花装饰风格的，很难发现完整器真容，我们在这里只能用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论定窑》来想象当时定窑复古青铜器的样子了，文中提到：“其所造器皿，式多工巧，至佳者，如獸面彝爐、子父鼎爐、獸頭雲板腳桶爐、膽瓶、花尊、花觚，皆略似古制，多用己意，此為定之上品”。其中“略似古制，多用已意”这句体现出这类仿古并非刻板摹仿，而是反映宋人循古而不泥古的仿古实践理念，大观二年也就是（1108年），徽宗诏曰：“因时之宜，御今之俗。”认为仿古应该“善法古者，不法其法，法其所以为法意”。政和三年（1113年）为《五礼新仪》御制序时又称：“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这些记载明确告诉我们当时皇家主导的复古理念。这种“法古之意”的主张体现在器物上，就是我们看到的诸多仿古器：有古意确与古器有很大差别的样子。也就是说宋代复古器物无论青铜器还是瓷器以及其他材质的，所谓复古多是有古意或加以古元素的设计，又根据仿古材料的特性加以改造和创新而成的。
▲ 北宋-金 定窑白釉刻划花辅首龙耳方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就解答了这件仿古瓷器为何会集多种古元素为一身，虽是仿青铜器却又跟古青铜器差距很大的原因了。 这件标本虽小，确能从它身上折射出当时的历史人文以及与定窑瓷器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就是我们探索定瓷和学习古文化的动力，也是大多数人喜古好古的重要原因之一我的赏析就到这里了。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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