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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几乎重新起步的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亟待将西方理论话语转化成自己的理论话语资源，从而形成一种既能融入国际学术研究体系，也能彰显我们本民族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 原文 ：《外国文学研究亟需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作者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乔国强 图片 |网络 重建外国文学的批评版图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局的一年，也是外国文学研究界百废俱兴的一年。这一年，朱光潜在《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上发表《文艺复兴至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一文，在文学研究界引起广泛关注，随即引发了一场论战。1980年，《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又发起了《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翌年，高行健在《现代派小说技巧初探》一书中，表达了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不满以及对多元化美学观念的渴求，从而引发了学界的一场争论。 就在国内学术界对现代派文学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之际，后现代主义已悄然而入。1980年，董鼎山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所谓“后现代派”小说》，首次将“后现代主义”概念引入中国。 20世纪八十年代前中期，外国文学研究界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有两大板块：与传统文学观念、传统意识形态进行抗争，把文学从政治意识形态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并在抗争中重建文学的批评版图。 从一枝独秀转向多元化 进入九十年代后，后现代主义一跃而上，超过了现代主义，成为被人追捧的理论前沿话题。1993年3月，北京大学召开了“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研究者们想把后现代主义的“根”，通过与中国当代文学互为联系的方式，完成在中国土地上的一次转换。然而，由于对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也包括与之相关的现代主义理论缺乏系统了解，加之中国也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进入典型的后工业社会，所以，多数研究者们尽管意识到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已渗透到了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如何渗透的以及这种渗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很难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阐释方式。赵毅衡发表的《后现代小说的鉴别标准》一文，是对这一时期理论空缺的一个补充，开启了学界后来的一些重要论述话题。 赵毅衡 九十年代中期后，外国文学研究界开始由后现代主义的一枝独秀，转向对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探讨。1994年，《外国文学评论》率先以“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探讨”为题开辟专栏，然而竟引发了一场有关“殖民主义”的讨论。这既是中国文化欲以西方文化分庭抗礼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国文化将要参与“全球化”的一次预演。其实，当时“全球化”已不成为一个需要特别论证的问题。迄今为止，这场讨论并无结论，抑或说这个问题迄今还处于继续讨论中。 亟需用中国话语研究外国文学 进入21世纪，在外国文学研究相对集中的研究话题中，最重要的当属文化研究及批评。文化理论及批评早在1985年詹姆逊在北大演讲“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时，就已在中国崭露头角。大约从九十年代开始，文化研究及批评逐步变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不过，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更多还是在理论层面上予以讨论，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做得不多。 2001年4月，《外国文学评论》在昆明召开了“文化的迁徙与杂交”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主旨是，面对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热潮，我们该以何种站位来迎接这种文化挑战？由于这次会议带有反思的性质，加之又选择从“后殖民”的维度切入到文化研究中来，所以，原本宽泛的文化研究又变成了对后殖民主义的研究。由此可见，国内学术界对文化研究接受的夹缠性。 21世纪的外国文学研究，值得梳理和总结的第二方面是有关族裔文学的研究。所谓族裔文学研究应该包括欧美各国的族裔文学，由于种种原因，在实际研究中其实主要还是指美国的族裔文学研究。而在美国族裔文学研究中，又以黑人文学、犹太文学和华裔文学研究为主，出版和发表了许多重要著述，如王家湘的《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2006）、刘洪一的《走向文化诗学: 美国犹太小说研究》（2002）等。 这一时期中值得提及的还有女性主义文学研究。2000年后，外国女性主义文学的批评进入发展期，文章数量大幅增多，研究的范围和深度也出现了可喜变化，但基本还是滞留于对国外女性（主义）文学的梳理和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很少有构建自己批评话语和理念的尝试。 综上所述，几乎重新起步的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学科发展的基本模式和架构都已建构了起来。但毋庸讳言，在文科学术体系里，外国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尚处于一个较弱势地位。我们的学者有能力“学着说”、“跟着说”，却没能力将西方理论话语转化成自己的理论话语资源，从而形成一种既能融入国际学术研究体系，也能彰显我们本民族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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