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主力及中央纵队8.6万余人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加强对各苏区继续反“围剿”斗争，以牵制更多的敌人，减轻对长征主力的军事压力，中革军委决定留守部分队伍坚持斗争，史称中央苏区的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国革命史上极为惨烈、悲壮的斗争。
红军主力长征后，旋即，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50万人马的敌军就从四面八方向苏区腹地推进，占据了各个城镇和所有的交通要道，实行残酷至极的军事“围剿”和政治“清乡”，这些留守人员的处境可想而知。
当时为了所谓的彻底根治“匪患”，叫嚣“石头过刀，茅草过火，人要换种”，一时间红火的革命根据地一片血雨腥风，尸横遍野。这种惨烈之状正如国民党一份报告中所供述的那样，整个清剿区“无不焚烧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可见当时根据地的三年游击战是多么的残酷。
尤其是这些留守在苏区打游击的红军队伍，他们被迫上山，长年累月在风餐露宿、饥寒交迫中野营和斗争，他们无家可住。而敌人还不放过，频繁搜山，不能住房子，搭茅棚目标大，只好下雨天，大树底下把伞一支，背靠背便睡起来，天晴，就往坟山的石板上一躺。
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大部分坚强的革命队伍坚持下去，最后取得了胜利。然而，也有一些人被险恶的战争环境吓破了胆，面对强敌围攻，斗争环境愈来愈恶化，他们对革命悲观失望，暗中策划叛变投敌阴谋。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当时的中共闽赣省领导机关和武装部队，即省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祐、参谋长徐江汉三人，开始出现动摇，最后，在福建德化、永泰、仙游三县交界处的一座大山中，闽赣军区仅剩的一个新编第一团在此处被包围，他们三个人背着主要领导率全团630多人叛变投敌。
当时，刚刚上任不久的闽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钟循仁，闽赣省苏维埃主席杨道明，一觉醒来，发现军区驻地静悄悄，部队开拔了。他俩感到问题严重，山沟里只剩下省委工作团和30多名掉队的战士，经过一场激战，人已经是越来越少了。‘
敌人把紫山包围得水泄不通，还源源不断地向紫山派出增援部队。钟循仁、杨道明等商量准备突围，决定派人去永泰方向侦察，侦察结果，永泰方向山下还驻扎保安团几百人，白天突围目标太大，于是决定晚上乘星光突围。
突围出来后，杨道明化名谢长生，钟循仁化名黄家法，毫无目标地往永泰西面走去，到了同安镇西安村发现路边有座寺庙（九座寺）。钟循仁和杨道明商量，现在我们俩到此人地生疏，身无分文，语言又不通，不管是借宿、要饭都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不妨在寺中暂住一时，再做打算。
寺里的和尚妙智法师倒有几分同情，但考虑九座寺过往行人多，有所不便，怕给寺庙带来麻烦，就介绍他们俩到永泰与尤溪交界的闇亭寺去，钟循仁和杨道明按照妙智法师指点的路于1935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到了闇亭寺。钟循仁法号妙圆，杨道明法号馨杨，从此，昔日的闽赣省领导人隐于峰岫浮云之中，与松萝桧柏、淙淙山泉为伴，当起了和尚。
省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祐、参谋长徐江汉三人被国民党当局送往福建省反省院“感化”监禁，期间写的自首反共文章《误入歧途与悔祸来归》一文，较详细地描述了该三人阴谋反叛的过程：“初我等三人均未正式会议过……亦系暗合；盖均有是种衷曲，互相心知，不谋而同；不过中以宋往返于我与徐之间，因彼在司令部与徐同属一处；迄至五月初旬，军次际上，入夜因宋至伪第二营与该营长、政委相谈，出言不慎，为伪保卫局侦探偷听而迅报于伪保卫局，此时政治部之某特务员又适在保卫局，因与宋有同乡关系，窃听侦探之报告后，知宋有危险，又飞告于宋，于是我等三人，方正式密议，宋、徐先将伪第二营拖出，我负责伪第一营。从起事日起，至完全拖出止，前后共约五天。与在仙游击第四行政督察公署接头，全团员兵五百余名，概归中央。……”此文刊登在国民党各大报刊。
此事称“紫山事变”，闽赣军区部队都被宋、徐、彭等拉下山投敌而去，闽赣省革命力量的活动就此结束。建国后，宋清泉、彭祜等被查清叛徒历史后被逮捕法办，叛徒终于得到应有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