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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各个封建朝代都逃不过一个周期律，那就是：建立，发展，鼎盛，衰败，灭亡。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的特点决定的。明朝也不例外。 有些人认为，大明王朝并非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十五年。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无论是史学家还是历史爱好者，都不会简单的得出”大明王朝亡于万历十五年“这个结论。之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或者说疑问，主要的原因应该来自黄仁宇先生的一本书，书名是《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对明朝历史有很深的研究，他写的那本《万历十五年》我认为最核心的价值应该是他以万历十五年为一个时间标本，是一个解剖明朝社会矛盾和政治肌体病变的一个时间标本而已。 通过对这个时间标本的剖析，找出明朝衰败的根本矛盾。这个时间节点的选择并非要说明明朝就是从那一年开始走向衰败的，事实上明朝衰败的迹象至少要往前追溯到嘉靖年间甚至更往前。只不过在万历年间，明朝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开始显得更加突出，并且这种矛盾冲突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万历皇帝不上朝了”。 中国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必然都会最终走向灭亡，无论当权的政治集团作何种努力，努力最大的效果，只是延续灭亡的时间和减少灭亡的损失。 但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却在”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模式下非常稳定的保持了两千多年，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两大政治集团---皇权集团和士大夫集团在最根本的利益上高度保持一致，并且是互相依赖的，皇权依靠士大夫集团的支持而保证稳定，无论皇权的代表姓字名谁，皇权的本质都不会发生变化。而士大夫集团的特权，也在皇权的特许下保持长期”特殊的存在“，即便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个衙门也一定是由士大夫集团所把控。 能够达成高度一致的利益的根本，就是因为土地是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资源，所有的利益平衡其实都是对土地资源的占有比例的不断再分配。 但是到了明朝，资源的构成开始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开始出现了土地之外的逐渐可能成为主流资源的其他资源，在明朝中后期，这个资源就是商业资源和矿产资源。 新的资源的出现，必然导致一种新的利益关系的出现，甚至是新的利益集团或者说新的政治集团的出现。明朝中后期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模糊朦胧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的党争也是从这个时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东林党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皇权。 中国历史上的党争，基本上是”道义之争“和”忠奸之争“，说到底也就是争夺道德高地和”争宠“，通过这两样来获得土地资源的分配比例，但前提是分配皇权之外的土地的分配比例，所以大致上这种党争不存在”党“而在于”争“。 明朝中后期开启的党争逐步演化为以”党“为主。但是很可惜的是，这种有新鲜理念和新鲜资源的”以争论模式代替争斗模式“的萌芽，最终还是被封建社会传统的尖锐的社会矛盾所湮灭。 这才是万历十五年这个时间标本的价值所在。 当一个朝代的各方政治势力的利益不能协调，但又都没有能力压服其他各方，同时又都选择互不妥协的情况下，冷战和斗争就会同时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当中，几乎所有的朝代更替，都是政治势力斗争的结果，“农民起义”毫无例外的都成为了政治集团的工具。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朝代更替的标准模式：社会矛盾达到不可调和时，就会出现激烈的对抗，农民阶级的反抗力量，一定会最终变成某个新生的政治势力的资本，阶级的斗争，最终变成了文人集团的不同政治势力的斗争。这个局面，在万历朝本来有机会，有条件发生根本变化，这个变化的基本条件，就是文人集团形成了有脱离皇权的自己的政党，其标志就是“东林党”的出现。 但是，东林党本身却没有意识到他们身上发生的这种变化，尽管东林党的斗争或者说抗争的苗头指向了皇权以及皇权的代理集团“宦党”，但是，东林党却仍然停留在与皇权争夺利益的阶段，并未有意识的感觉到他们所代表的是一个新兴的有活力的基本脱离土地的一个利益集团，并未把这个利益集团上升为政治集团。东林党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抗争过，但是却没有能够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政治集团。 自万历朝开始的党争，很遗憾的成为了一个与中国历代王朝并无二致，但比任何王朝更加激烈的混战。越来越激烈的党争就成为了大明朝内部矛盾的根源，其结果必然是各方政治势力离心离德，所谓的国力，所谓的民生，所谓的国防都会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这是大明王朝不同于其他各个朝代的最具“明朝特色”灭亡之根本，其外部的表象其实和其他各个朝代差不多：土地兼并造成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推翻一个朝代。满清只不过是”趁虚而入“而已，但满清的入关，使得中国的士大夫集团又回到了与皇权合作的模式，相当于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同盟军“。中国的封建制度再一次得到了延续。 理想的状况应该是党争的结果导致明朝的灭亡，同时也带来封建制度的灭亡。 但中国的封建士大夫集团真的是没有这个改变的意识和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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