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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明 任春光 “伦”者，辈分等第也；“理”者，条理秩序也。伦理，就是人与自然特别是人与人的关系秩序。那么，什么是科学时代的伦理规范？什么是伦理时代的科学规范？二者的交叉、侧重与关系又是怎样的？ 中国先哲在“制天命而用之”的豪迈实践中，认识到科学通过技术可能呼唤出伟大的力量。只要发现和把握“机”，即自然的规律和法则，并成功地加以应用，人类就能获得驾驭自然甚至改变自身的神通。不过，道家先师庄子同时告诫人们，要警惕科技对人类精神的污染。 古希腊先贤毕达哥拉斯在将科学赋予美的力量之时，也将科学和伦理的善融汇起来。据说，理论（Theory）这个词就来自于毕达哥拉斯学派，原意是“热情动人的沉思”。这一学派认为，科学的目的不仅是追寻背后的美，更要透过这种简单、对称与和谐的美去理解、塑造宇宙万有及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简言之，科学是为了守望和维护宇宙和人类的伦理规范。 在古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伦理与科学的关系基本是和谐的，科学甚至依附于宗教和伦理。近代以来，科学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人成为绝对意义上的“万物的尺度”，本来与人平等共处的自然沦为随意拷问与奴役的对象，于是，生态伦理问题开始成为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人与自然、人与人从疏离走向对抗，科学与伦理殊途，技术与价值断裂。 “科学的世纪”以降，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爱因斯坦、玻尔和杨振宁等一批具有深刻人文关怀的科学家，在充分肯定科学对文明推动作用的同时，又深刻洞悉科学的负面影响，强烈呼吁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倾力实践科学的伦理关怀。 从伦理关怀的角度出发，爱因斯坦将科学家分为智力愉悦型、功利型和终极关怀型三大类。其中，他推崇终极关怀型的科学家，认为只有符合伦理规范的科学研究才是真正的高尚，并能赐予科学家宁静的内心。 历史一再证明，试图通过限制科学发展来维护伦理稳定是不可行的。哥白尼革命、进化论和精神分析等，从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到人在生物界中的位置，再到人的理性尊严，一再冲击着原有的伦理规范，新的伦理规范在痛苦的调试中不断被构建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存在巨大伦理风险的科学技术，从科学共同体到国家、国际，在利益和风险之间，一定要理性、超前地进行评估和预防，防患未然。在风险不确定之前，千万不能为了所谓的“探索”，而置伦理规范于不顾。 事实上，科学技术就如生产力一样，是最活跃的革命力量，不可阻挡地冲击甚至变革伦理规范；但伦理规范也不是被动、消极的，更不总是科学技术的阻碍。伦理规范可以反过来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激发其积极、正面的潜力，规避其消极、负面的风险，引导科学技术健康、向善的发展。这是科学与伦理永恒的辩证关系。 由此，科学研究的底线和红线需以伦理为规范、以伦理为先导。甚至，宁可暂时不作为，也不能提前乱作为。这是敬畏使然。敬畏既是一种伦理品格，也是一种科学品格。从对人的敬畏，中华先贤生出民贵君轻、民本君末的民本思想；从对自然的敬畏，生出“人与天地相参”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 所以，我们可以化用说，只有将科学规范的“充实”与伦理规范的“光辉”合二为一，才能升华为“大”的境界，才能感化人，进而生出对科学无尽探索和伦理终极关怀的永恒敬畏之情。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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