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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成明 | 古印度精神文化的核心是印度教教化

 黄埔N期 2018-12-19

和我们一起:想象下一个五百年

转载请注明:经略






古印度精神文化的核心是印度教教化




20181129日晚,应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的邀请,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朱成明老师于重庆市东川书店举办了题为“古印度精神文化略说”的讲座。

我们知道,古印度人生存的年代大约与目前所知的、关于社会组织的最早记载大致相当:远远早于希腊文明的开端;也先于目前所发现的、亚述帝国的遗迹;与希伯来最古老的典籍约略同时代;仅仅比埃及的王朝晚一些。然而,人们常把源远流长的古印度文明进行宗教秘仪式的理解,这样一来,便忽略了古印度文明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意涵。朱成明老师在讲座中,通过对古印度地理、宗教、史诗、哲学等内容的简要讲述,向听众展现了古印度的精神文化的大致脉络。

朱老师从“印度”的名称解释开始讲述。汉语中的“印度”,来自于英语India的音译,英语India又可以往前追溯到拉丁语Indĭa、希腊语Ἰνδία。形容词化的希腊词Ἰνδός [印度人](拉丁文作Indus),又来自波斯语Hindu,而这个词最终又是来源于梵语Sindhu。梵语Sindhu的原始含义为“那条河”,即今天的印度河。

如今,印度的官方名称为Republic of India,用梵语表达为Bhārat Gaṇarājya。在古代,印度人自称Bharata-varṣa或者Bhārata,即“婆罗多王统治之地”或者“婆罗多[后裔]之地”。我国对印度的称呼也在不断变化。上古中国对印度的了解主要借道西域,《史记·大宛列传·西南夷列传》中称呼印度为“身毒”;《后汉书·西域传》中将印度称为“天竺”;从后汉起,中国和印度有了直接的交通,唐代玄奘定“天竺”为“印度”。

朱成明老师提醒我们区分关于“印度的”的两种表述——IndianHinduIndian指的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印度的”,用于古代语境便是“和南亚相关的”,用于现代语境便是“和印度国相关的”。而Hindu,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与Indian语义相同,绝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和印度教及印度教教化相关的”。印度教教化指的是关于神、人、宇宙、世界、社会的整个构想,它不仅是宗教、也有世俗教化和治理,是个人与共同体的生活方式。

随后朱成明老师主要从吠陀、史诗和六派哲学三个方面讲述了印度教传统。

吠陀(veda)源自动词√vid[看、察、知、晓],其含义类似于希腊词eidō(horaō)和拉丁词videō。因此,吠陀的基本含义便是所观看到的、所鉴察到的、知识,又叫“天启”(śruti,所听到的)。吠陀是人类心灵的最早文书之一,分为狭义吠陀和广义吠陀。狭义吠陀指的是吠陀本集,它们分别为(1)梨俱吠陀(Ṛg-veda):诗节;诸神(2)娑摩吠陀(Sāma-veda):曲调;咏唱(3)耶柔吠陀(Yajur-veda):祭祀;祷词(4)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名称意义不详;禳咒、念诵。其中,《梨俱》最为古老、重要、最具原创性;《娑摩》、《耶柔》或多或少来自《梨俱》,以祭祀目的来编排,与《梨俱》合称“三吠陀”;《阿闼婆吠陀》从语言、内容来说,都晚于前三者,后来才被列入吠陀。广义吠陀指的是整个吠陀文献集合,包括四吠陀本集、各本集下属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以及吠陀支等。吠陀支(Vedāṅga)的内容涉及音韵、韵律、文法、辞源、天文、法度;梵书(Brāhmaṇa)的内容涉及祭祀学、训诲和仪轨、神话,并开始追问和求索宇宙万物的“开端”;森林书(Āraṇyaka)产生的时间以及涉及的内容介于梵书、奥义书之间;奥义书(Upaniṣad)是印度古人思想的飞跃,他们在其中观看到“彼岸”异象,因此是印度式哲思真正的、决定性的开端。

古印度有《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和《罗摩衍那》(Rāmāyaṇa)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释名“大婆罗多王族事记”,其作者为广博仙人(Vyāsa),创作年代为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后400年,篇幅有十万颂(śloka)、十八篇,讲述了婆罗多两支后裔般度族和俱卢族之间的大战,该史诗叙述了诗、论、传承一体的“历史”,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罗摩衍那》释名“罗摩的游行、功行”,其作者为蚁垤仙人(Vālmikī),创作年代为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后200年,篇幅有2.4万颂、七篇,讲述了十车王宫廷阴谋和罗摩与悉多悲欢离合的故事,是一部语言、体制较为精致的“最初的诗”。两大史诗的内容遍布历史、神话、政治、礼法、神学、哲学和宗教。对于印度人来说,史诗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而是“第五吠陀”,既有哲学追问,也有宗教、政治、伦理、礼法、日常行为规范的训诲。史诗一般由民间伶工(kuśīlava)或宫廷歌者(sūta)传唱,对所有人开放,成为普通人和低种姓获得知识和教化的主要来源。

六派哲学指的是数论(Sāṃkhya)、瑜伽(Yoga);胜论(Vaiśeṣika)、正理论(Nyāya);弥漫差(Mīmāṃsā)、吠檀多(Vedānta)。它们虽然彼此多有抵牾,但都或多或少承认吠陀(广义)的权威,都承认asti[在!有!],所以也叫“有宗”(āstika)。数论的代表为迦毗罗(Kapila)所作的《数论颂》/《金七十论》;瑜伽的代表为波颠阇利(Patañjali)所作的《瑜伽经》。数论与瑜伽两派联系紧密,前者偏重知见(智识),后者偏重于修炼(实践)。弥漫差的代表为翟弥尼(Jaimini)所作的《弥漫差经》;吠檀多的代表为跋多罗衍那(Bādarāyaṇa)所作的《吠檀多经》(Vedānta-sūtra)、《梵经》(Brahma-sūtra)。弥漫差与吠檀多两派并列(吠檀多也叫“后弥漫差”),是因为都尊重吠陀的权威、注重对吠陀的探究;前者墨守吠陀所规定各种作为(“业”,实物祭祀),后者注重灵魂恢复其内在的自由(“智”,“心灵祭祀”)。正理论的代表为乔达摩(Gautama)所作的《正理经》(Nyāya-sūtra),该经文讲述了“达到真知的真正方法”;胜论的代表为迦那陀(Kaṇāda)所作的《胜论经》(Vaiśeṣika-sūtra)。与正理论相比,胜论处于附属、补充地位,它们有时候也被概括地称作“正理论”。正理论与胜论两派并列,是因为都注重致知的方式,都期望以一种理性化的方式达到知识,所以被学者们称作“印度逻辑学”。

讲座的最后,朱成明老师补充了一些佛教、耆那教以及其他非雅利安文化等非印度教文化的知识,带领听众一起阅读了“三吠陀”中的部分诗篇,并与听众就古印度精神文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邓连冲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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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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