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场部集资房的客厅里，一坐下，梁代莉便迫不及待地播放手机里下载的印尼歌曲，嘴里也跟着不停哼唱。“我手机里下载了六首印尼老歌。”梁代莉拿出手机展示。距离1960年从印尼回国，已经过去将近60年，67岁的梁代莉现在还会说印尼话，也还会一些简单的印尼字。 场部是崇左市宁明华侨农场的总场址，农场曾先后安置了来自印度尼西亚、越南的归侨难侨七千多人。如今，这里常年生活着五千多人，其中一千八百多人是归侨难侨，梁代莉和陈德胜也是其中一员。  1980年华侨农场为丰富工人娱乐生活而购买的架子鼓 在苏门答腊东部的印尼占碑，陈德胜的父母带着他和另外五个兄弟姐妹居住在华人区。在这个以农林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陈德胜的父亲是一名裁缝，靠帮别人缝补制衣，维持一家八口的生计，陈德胜的母亲是家庭主妇，在家里照看六个孩子。 20世纪50年代后期，印尼局势变化，印尼华人区一时人心惶惶，中国政府迅速安排派船接运印尼自愿归国华侨。陈德胜一家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不得不离开印尼。 1960年1月，热带雨林气候的占碑，天气有些闷热。陈德胜一家简单收拾衣物，带上家里最值钱的缝衣机，便匆忙赶到巨港港口，登上了中国政府租借的苏联船。那时中国尚没有一艘自营远洋商船，只能通过租用香港、东南亚华、侨商和苏联的船只开展。7岁的陈德胜，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大规模海外撤侨行动归国华侨之一。 越南归侨王金权 在苏联的大船上，“船很大，人很多，行李放在船下，人在上面。大人小孩挤在一起。”大船在海上缓慢行驶，“漂”了七天七夜之后，陈德胜一家终于到达了广东湛江的港口。一月的湛江，天气阴冷，冷风嗖嗖地吹着。 在港口做简单的登记后，“一下船，就有火车把我们拉到了南宁。” 陈德胜一家在南宁等待了十多天，接受了工作人员的调查。当时的中国实行社会融合安置，政府根据归侨在原居住国的气候条件、地理位置、语言风俗以及原从事工作的性质，进行工作分配。“有的分配去来宾那边，有的就来到这里”。陈德胜跟随父母来到了崇左宁明的华侨农场。 过去的员工住房 从印尼来到宁明华侨农场，陈德胜记得，他们一家分配到了一间棚屋，棚屋是用茅草盖成的，20平米的大小，没有家具，“八个人一起住，不大，也够住了”。能够解决温饱和住宿问题，对于陈德胜一家来说已经很满足。 国家和自治区政府对接待安置工作十分重视，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当时经济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将安置归侨的武鸣、宁明、来宾、柳城、桂林、百色六个农场进行改建和扩建。“每人每月补贴8块钱，小鬼（小孩子）才有，大人没有，那时候8块很多了，国家对我们很好的。”回想起刚来到农场的情景，陈德胜话语之间充满了感激。在农场安顿下之后，陈德胜的父母就被安排进农场当工人，挥刀举锄，种花生和菠萝，开始投入农场的建设中。 同年，同是印尼华侨的梁代莉也跟随外公外婆踏上了回国的船。外公外婆带着10岁的梁代莉先行回国打探情况，父母则带着妹妹继续留在印尼观望等待。后来，中国派往印尼接侨的船都停了，要回国只能自己花钱坐船。高昂的费用，让梁代莉的父母望而却步，只好带着妹妹继续留在印尼。“到了广西后，我才知道父母不能过来了，我就一直哭，一直哭。”梁代莉不得不和父母分隔两地，心里始终牵挂着留在印尼的父母和妹妹。 回国的时候，梁代莉的外婆已经50多岁，外公60多岁。梁代莉的外婆和外公相继去世后，只剩梁代莉独自一人在农场生活，那时她才17岁。回忆那段艰难的时光，梁代莉一边比划着手势，一边断断续续说着。静默了一刻，梁代莉眼角涌出眼泪，含糊地说着“一想起我的童年，太难了。”面对梁代莉的特殊情况，农场给了她诸多的帮助，“公家给我五块还是四块钱，我不用去做工，在农场上学，直到中学毕业才进入罐头厂。” 华侨农场仍在运作的工厂 据农场的数据统计，至1960年4月，宁明华侨农场先后接待五批归侨，安置印尼归侨3394人。 华侨农场的广场 1973年，陈德胜在农场高中毕业，成为农场第一届毕业的高中生。当时正值农场的罐头厂扩建，需要大量工人，陈德胜被分配到了罐头厂，其他五个兄弟姐妹也先后分到了农场的其他分厂。陈德胜每月的工资是18块钱，“只能维持一个人的开支。” 在陈德胜印象中，以前在工厂食堂吃大锅饭，一个月只能吃到两次猪肉，常吃的是青菜。食堂偶尔会杀猪，给工人改善伙食。 到了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农场利用气候优势发展菠萝、龙眼、甘蔗规模化种植，兴建淀粉厂、味精厂、酒厂等，多种经营，农场效益逐渐提高，实现连续盈利，农场工人的生活条件也逐步改善。“我们现在不愁吃不愁穿，肉类随便你买，以前的生活能吃上肉是奢望。”陈德胜笑着说。 后来，陈德胜被调去农场的车队工作，工资也慢慢上升。80年代，普通工人的工资是120块，司机比工人的待遇高，陈德胜每月的工资有150块。“80年代一百多块也蛮多的，其他的人都很羡慕我们在农场工作的。”1985年以后，农场实行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生产责任制，许多职工家庭成了万元户。 1962年，陈德胜一家从茅草房搬到了农场的瓦房里，一家八口住的瓦房是“前后间”，房子还是很窄，但环境却比之前的茅草屋要好得多。2001年起，农场便对原有的土房、危房进行改造和拆除，积极推动“侨居工程”建设，建起了崭新的职工住房。如今，陈德胜住进了农场侨居工程建设的集资房里，房子有一百多平方米。2011年，陈德胜为了方便接送孙子还买了一辆面包车。 后来修建的住房 与陈德胜一样，中学毕业后，梁代莉也进了罐头厂里当工人，和同农场厂工人相识，组建了家庭。如今，儿子在农场工作，女儿也成家有了稳定的工作。生活日渐红火，家里也热闹了起来，梁代莉不愁吃穿，偶尔还跟着儿女去不同的地方旅游。 从1960年归国，一路走来，梁代莉和陈德胜见证了华侨农场将近60年的发展，昔日归国时的农场，现在已经旧貌换新颜。如今农场场部里，修建有侨怡花园、侨兴市场、文化娱乐中心等基础设施，新建的楼房一栋连一栋。7月14日，花山东盟小镇在农场场部开工建设，未来这里将成为一个东盟文化度假休闲小镇。
归国华侨带回来的自行车 对于留在印尼的父母和妹妹，梁代莉一直有一个心结。九十年代后，身边的归侨陆续去印尼、越南等地寻亲，梁代莉的心里泛起了希望。她的爱人在去世前曾嘱咐梁代莉:“你要再去找你妹妹，再去看看。”在爱人的支持下，梁代莉慢慢地存钱，借钱凑够了一万多块的路费，托人帮忙找到了妹妹的联系方式。 时隔30多年，梁代莉又回到了印尼。在机场，即使和妹妹分开了几十年，梁代莉还是一眼就认出妹妹，“脸框是一样的，不会错。”一见到妹妹，两人就抱着哭。30多年的心结终于解开，梁代莉的眼泪止不住的流，紧紧地抱着妹妹。身旁，妹妹的孩子笑着说：“大姨你不害羞，那么多人在这里，哭着见面。”那一次去印尼，梁代莉在那里待了20多天，一直跟妹妹住在一起，还去祭拜了父母。
现在的华侨农场 2016年，陈德胜也回印尼探望了姨妈。几十年过去，印尼也有了很多变化，但姨妈一家住的还是铁皮房，这让陈德胜很是感慨，“他们的生活水平不如我们，现在我们中国住房条件好，有退休金，现在让我去那边生活，我也不要去了。” 在场部，印尼菜的配料很难找，外公外婆去世以后，梁代莉很少再做印尼菜，但平时做饭时，梁代莉喜欢放印尼菜的配料，偶尔煮咖喱和沙嗲。距离场部11公里外的工棚分场有很多印尼华侨，种有印尼菜特有的配料香茅、石栗，容易找到很多配料，退休后，梁代莉便时常去找他们玩。过年时，梁代莉还会在家里做一些印尼美食，在农场举办的美食大赛中，梁代莉做的印尼千层糕获得了一等奖。 “现在生活条件变好后，我还想再去印尼，我已经联系妹妹了。”梁代莉说道。
图文编辑：李焕霖 审核：甘璐颖 梁晓华 沈玥 指导老师：丁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