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杨燕迪教授在《瓦格纳的叔本华》一文中提到，在叔本华看来音乐是世界的本质——无所不在的意志——的直接化身，而其他艺术仅是“意志”的间接反映。叔本华对音乐的理解，影响了如瓦格纳、理查·施特劳斯、马勒等诸多的音乐家。 德国浪漫主义音乐家瓦格纳，在熟读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之后，“以自己一次违反世俗伦理的情恋经验为依托，将自身的理性思考和感性官能冶于一炉，从中孕育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旷世杰作——音乐戏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1859年完成，1865年首演）。” 因文章篇幅所限，我们将分上、下两篇分享郝苑老师这篇《叔本华的“存在之谜”》。 伴着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序曲，让我们一起跟着郝苑老师体会叔本华哲学的魅力，也不失为一种乐趣吧。
叔本华的“存在之谜”（上） 郝苑 时至今日，叔本华已经成为了拥有广泛读者与广大影响的著名德国哲学家之一，然而，在其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叔本华都是孤独的。叔本华的同时代哲学家费希特、谢林与黑格尔广受追捧，叔本华的作品在问世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则罕有人问津。造成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叔本华并不认同与追随当时支配德国学院的主流哲学范式。在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与启蒙精神的感召下，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家通过构筑庞大的哲学理论体系来为种种人类事业的合理性、进步性与正当性进行辩护。 克尔凯郭尔对此尖锐地嘲讽道，哲学体系的制造者为公众建造了无比华丽的巨大宫殿，但他自己至多仅仅居住于宫殿旁边的简陋小屋之中。克尔凯郭尔指出，不同于这种将自身体系视为绝对真理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探求的“关键在于找到一种真理，一种为我的真理，找到那种我将为之生、为之死的观念”。应当说，克尔凯郭尔的这种哲学关切也可以适用于叔本华。对于叔本华来说，“哲学上的惊异并非产生于单纯地面对某个未知世界之时，而是产生自一种对于存在的虚幻及短暂本质的深刻的存在认识”，在这个充斥着冲突与争斗、痛苦与受苦、毁灭与死亡的世界里，存在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永困人心的谜团”，而哲学家的探求就是在这个被诸多“邪恶”主宰的世界中，寻找一种慰藉自身的生命意义和价值。 著名叔本华研究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及宗教研究教授戴维·卡特赖特在其撰写的《叔本华传》中依循着隐藏于叔本华哲学背后的存在主义动因，向读者全面详实地展示了叔本华在智识生活上解决这个存在之谜的清晰思路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卷入这个存在之谜的诸多颇具争议的方式。叔本华曾经不无疑虑地抱怨说，哲学家的传记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不去研究哲学家的思想，却是关注他的各种生活琐事，而“这就如同忽略一副肖像而专心于肖像框架的样式，并喋喋不休地争执于像框雕琢的优劣以及如果涂上金粉将价值几许之类的琐碎问题一样”。 事实上，也确实存在着一些以貌似客观，实则琐屑的方式来记述叔本华生平的传记，这些传记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对叔本华做出的这个不无影响的评论：“倘若可以根据叔本华的生活来判断，可知他的哲学论调也不是真诚的”。按照这种流俗的看法，叔本华的生活本身似乎就反驳了叔本华的哲学论断。里尔克在评述罗丹的生平时就指出，“罗丹在获得荣誉之前是孤独的。荣誉的到来，也许使他更加孤独。因为荣誉毕竟只是积聚在一个新名字周围的一切误解的总和。”这种说法其实也适合叔本华的情况，虽然叔本华的作品如今已经拥有了大批的读者，但罗素式的误解经常出现于人们对叔本华的解读之中。令人欣慰的是，卡特赖特在这部传记中凭借着详实的考证与敏锐犀利的论述，澄清了对于叔本华的哲学和人生的诸多流行误解，揭示了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与人生经历在处理那个永困人心的存在之谜时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关联。毋庸置疑，卡特赖特的这部厚重的《叔本华传》对叔本华在哲学思想与日常生活中的“存在之谜”的追问，将让众多热爱叔本华的读者们更为深刻地领略叔本华的独特魅力。 叔本华对“存在之谜”的追问与解答，有必要根据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来获得更好的理解。自古希腊以降，西方哲学就致力于解答“存在什么”“如何存在”“为何存在”等与存在有关的形而上学问题。在前现代的形而上学传统中，自然知识、哲学思辨、审美体验与宗教体验等都有可能成为理解与诠释存在问题的重要路径。然而，自笛卡尔以降，在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与启蒙运动的“牛顿崇拜”的双重影响下，科学知识成为了一种排他式的“大写真理”，逐渐支配了西方形而上学领域的研究，任何有信服力的形而上学体系都有必要在科学知识中寻求稳固的根基。尽管如此，英国经验主义者休谟对归纳推理的反思与质疑松动了科学知识的确定基础。为了协调在休谟的怀疑论与近代科学知识体系的权威性之间的矛盾，康德的批判哲学致力于探求科学知识的合理性、有效性及其限度，并为康德心中的“未来形而上学”开辟新的可能性。 在康德看来，科学知识是经验素材与先验范畴共同结合的产物，科学知识既不能脱离经验内容，又不能脱离先验的概念范畴，“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康德认为，理性人类所普遍采纳的先验范畴保证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不过，科学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仅仅适用于经验现象，却不适用于经验背后的本体世界。当理性超越自身的界线，想要模仿科学知识的形式与方法来对物自体、上帝、灵魂不朽与意志自由等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进行认知时，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二律背反”的悖谬之中。 尽管康德允诺的是一种“未来形而上学”，但是，在许多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看来，康德的批判哲学不啻为“知性的自杀”，它“彻底摧毁了思辨性的形而上学”。在康德的基础上，费希特、谢林与黑格尔等德国哲学家纷纷以不同的方式来重构诸多新的形而上学体系。叔本华同样不满于康德对存在问题的解答，但是，他认为，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主流在重构思辨形而上学的道路上犯下了两方面严重的错误：在认识论上高估了科学知识的地位，在本体论上高估了理性的地位。叔本华坚信，他构筑的新哲学理论在解答“存在之谜”的过程中将从根本上避免在这两方面误入歧途。 叔本华指出，尽管科学知识通常被视为对现象世界的客观反映，但是，科学知识并非无涉于价值，人们对于日常世界的普通认知是“以利益为导向的”，这些认知深深地受制于人类对自身福祉与厄运的特殊关切，而建立于普通认知之上的科学知识“最终还是实用的”，它致力于满足人类操控世界的需求而不断制造出更为有效的工具，为此不惜“以认知扭曲存在”。在这种意义上，科学知识仅仅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表象，它依赖于主体与主体的意志，科学知识并不足以揭示世界的本质。叔本华据此明确反对通过科学知识所揭示的自然世界来认识人类自身，而是主张一种导源于古希腊箴言“认识你自己”的“变革原则”，即从自身出发来理解这个世界的存在，人类并非宇宙的微观微缩，恰恰相反，世界才是人的宏观体现。 在这个原则的引导下，叔本华对人的身体进行了独特的哲学反思。叔本华辩称，每个人都从两个层面意识到自身的身体。人们根据认知的视角，将自己的身体感知为外部经验的某个客体，这个客体位于种种客观的时空形式与因果关系之中。但这种源自客观认知的外部经验并没有穷尽人类身体的全部存在，在外部经验所呈现的身体的客观表象之外，人们根据身体与诸多意欲的关联，还将对身体产生更为深刻的内在体验，从根本上讲，这些内在体验是被人类的意志所支配的。可以认为，人类的身体呈现的是表象与意志的双重体验，身体在表象上所呈现的每一部分都致力于满足意志的诸多愿望与要求。在身体所呈现的客观表象之下的，是支配着身体客观表象的意志，这种意志是身体在本体论层面上的本质所在。 以这种身体的形而上学理解为基础，叔本华进一步做出了推广。叔本华提出，从形而上学的观点看，身体并非完全迥异于其他的表象，若声称世界上的其他表象仅仅是表象，那么，就会陷入只肯定身体是唯一真实实体的唯我论悖谬。更为合理的方式是，承认世界上的所有存在者都具备表象与意志的双重维度。世界是我的表象，表现为充足理由律的诸多知识揭示的是现象世界的种种规律，但在现象世界这层“摩耶之幕”背后的物自体就是意志。 不同于尼采的那个不断追求着更加强大力量的强力意志，叔本华所理解的意志是一种不断追求着各种欲求的意志，这种意志是盲目的、无止境的、不知满足的。意志在追求欲望时由于无法得到满足而感到痛苦，意志在实现欲望时虽然暂时缓解了匮乏带来的痛苦，却由于满足欲望而陷入无聊和乏味的状态。 人生就像一个钟摆，不断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来回逡巡。进而，意志在现象中将个体化为不同等级的存在者，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植物到动物，从庸人到天才，意志不断将自身客体化为各种等级不同的个体。而根据意志的本性，“位于整个现象世界底层的生存意志，它必须自我饕餮以满足自己的欲求。这样做取决于要构成一种意志现象的等级，每一等级的存在是以牺牲另一等级为代价的”。表现为不同等级意志的诸多个体在各自意欲的驱使下，反复进行着残酷的相互吞噬。相比于被吞噬者的巨大痛苦，吞噬者本身在满足欲望后获得的快感则是微不足道的。叔本华认为，生命意志的本质决定了这个世界的残酷与阴郁，生命本身是受痛苦支配的，幸福与满足只是满足欲望缓解痛苦的短暂状态，事实上，“生活允诺我们的是如此之多，真正兑现的又是如此吝啬。 生活中值得嫉妒的人寥若晨星，但命运悲惨的人却比比皆是”，“举不胜举的痛苦渗透进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它们发源于与生命本身不可分离的需要和欲念”。尽管世界与生活中处处存在着痛苦与苦难，但人类并不必然因此就变得更加悲悯与团结。叔本华的哲学毫不避讳人性的残忍与阴暗，在他看来，恰恰是由于生存的永无止境地煎熬，生命意志倍感痛苦，为了缓解自身的痛苦，生命意志就试图给其他人制造痛苦，“正是通过这种途径，人逐步培育出自己内心中真正的残忍和恶毒”，由此招致的一个不幸结果是，“每个人的心中都隐藏着一头野兽，这头野兽时时伺机去狂吠乱咬，本能上他有着折磨虐杀其他动物的冲动”。 不可否认，叔本华对世界、生命与人性的描绘充满了阴郁、残酷乃至令人绝望的色调，但是，不同于流俗的理解，叔本华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悲观主义者。叔本华完全反对逆来顺受的人生态度，他明确表示，“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战争，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奋斗……我们的箴言应当是绝不屈服，绝不向人生的艰难困苦退却，让我们从不幸和灾难中汲取新的勇气：你绝不能向灾难屈服，而应勇往直前。让我们勇敢地面对生活，坚定不移地迎接每一次灾难。”面对这个充满着痛苦的世界，叔本华给出了两条超越苦难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源自审美主义的艺术形而上学，第二条道路源自禁欲主义的伦理形而上学。 对于叔本华来说，尽管世界作为主体的内在本性丑陋可怕，但是，当这个世界以审美体验的方式呈现于人们之前时，它就拥有一副迷人的面孔。在审美体验中，人类就有可能超脱各种欲求带来的困扰与痛苦，从而实现灵魂的宁静与内心的自由。叔本华指责以亚里士多德、温克尔曼、莱辛与赫尔德为代表的美学研究传统仅仅专注于美的客体以及这些客体的客观特征，康德的美学探究虽然将注意力引回审美主体，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审美的判断。叔本华的艺术形而上学则深入探究了审美体验给人们带来的心灵慰藉。根据叔本华的观点，审美体验将带来主体与客体两方面的根本转变，审美的客体不再是由科学知识揭示的经验世界的各种规律与因果关系，而是柏拉图的理念。 叔本华批评康德的哲学将柏拉图的理念变成了“纯粹理性的产物”与永远无法找到经验客体的“空洞概念”，叔本华则认为，尽管科学知识无法触及这种理念，但是，超脱世俗利益关系的审美体验比科学拥有更加具有形而上学的启示作用，蕴含着审美体验的艺术作品呈现的就是这种理念。在艺术审美的过程中，审美主体变成了纯粹无私的沉思者，审美者止息了各种强烈的生命欲望，变成了“纯粹的、无意志的、无痛苦的、无时间的主体”，这种主体变成了一面反映世界理念的镜子，在对这个世界的本质进行观审的过程中达到了摆脱了意志的纷扰，获得了灵魂的宁静。 在各种艺术形式中，叔本华尤其推崇音乐，在他看来，不同种类的艺术所反映的理念也存在着不同的等级，而这些理念的等级对应的是意志的等级。相较于其他艺术，音乐完全跳过了现象世界，因而能最有效地传达世界的真理，音乐是“全部意志的直接客体化和写照”，是“无意识的形而上学练习”，音乐与哲学一样在表现意志的本性，却比哲学“更加直接而有效”，“更加具有明晰性”，“哲学提供的是果壳，而音乐提供的则是果肉”。叔本华的这种理念深刻影响了以瓦格纳、理查·施特劳斯与马勒为代表的一批在哲学上野心勃勃的作曲家，他们力图透过自身的音乐作品来构筑一副有关世界与人性的宏大图景，并让他们在自身的艺术创作中找到了抵御世俗生活的种种烦恼的形而上慰藉。 尽管审美体验有助于人们摆脱意志的烦扰，获得心灵的宁静，但这种精神慰藉是短暂的，叔本华认为，要真正超越人生的痛苦，克服意欲带来的种种苦难，就需要运用理智的智慧来领悟生命的本质，走上导向“意志寂灭”的禁欲主义解脱之道。尽管叔本华经常被贴上“非理性主义者”的标签，但托马斯·曼却将叔本华评价为“非理性哲学家中最理性的一个哲学家”。应当说，托马斯·曼的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地揭示了理性在叔本华哲学中的复杂地位。叔本华并不像传统的西方哲学家那样，把理性置于支配存在的核心地位。在叔本华的哲学理论中，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通常而言，它屈从于作为世界本体的意志的命令，尽管如此，理性仍然在超越生存意志带来的种种纷扰中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叔本华相信，人类的理性洞识会逐渐看透生命与欲望的本质，“通过超凡的理智超越意志的命令”，人世间的各种厌烦与苦恼也将得到超越。 根据叔本华的观点，尽管人类在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欲求的驱使与支配，但是，在理性直观的洞察下，生活将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追求着各种欲望的实现，仿佛欲望的实现就是最大的幸福与快乐。为了最大化地实现自身的欲望，许多存在者不惜以种种非道德的手段压制、攻击乃至毁灭任何有可能阻碍自身欲望实现的其他个体。对生命与欲望的理性反思所揭示出的实情却是，由于生命的本质是不知餮足的意志，意志不是处于未满足欲望时的痛苦状态，就是处于满足大量欲望后的无聊状态，因此，苦难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东西，世俗意义上的快乐与幸福，仅仅是通过满足欲望暂时缓解了匮乏的痛苦。在满足欲望的短暂平静之后，一个人不是陷于无聊乏味的状态，就是重新被新的欲求所支配与驱使，陷入新一轮的欲望追逐之中。进而，人们追逐各自欲望所带来的尖锐矛盾，在世俗世界中造就了大量的暴行与罪恶。倘若一个人没有充足的理智来看透欲望与生命意志的本质，就非常容易卷入由诸多不满足的欲求所衍生出来的苦难循环之中。 叔本华认为，消解这种痛苦与罪恶的恶性循环的关键在于，运用理性直观来洞悉生命意志的本质。既然不知满足的生命意志带来的是永不止息的苦恼，就应当理性地停止对各种欲望的偏执追求，转而通过哲学反思来获得内心世界的宁静与自由。叔本华非常赞同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贤哲所追求的不是享乐，而是源于痛苦的自由。”世俗享受提供的是短暂的满足，却易于让人陷入痛苦与罪恶的无尽循环不能自拔。充满智慧的哲人能看穿各种欲求与享乐的虚妄。虽然世俗世界中几乎每个人都在为实现自身的欲望而与其他人进行着斗争，但是，就其本质而言，这些人都是本体意志在现象世界客体化而产生的个体，他们的斗争是意志的自我吞噬，他们在本体的世界中都导源于那同一个意志。叔本华似乎相信，一个睿智的人在看破了意志个体化的幻象之后，就会在这种哲学洞识的影响下对其他人产生巨大的同情与悲悯，进而终止围绕着生命欲求而展开的种种斗争。 根据叔本华的这种对生命与生活的理解，幸福就不取决于最大化地满足各种欲望，而是取决于通过哲学反思来节制自身的欲望。尽管世俗的幸福总是强调着用来满足各种生命欲望的物质财富与社会认同的重要性，但是，叔本华却针锋相对地认为，物质财富与社会认同构成的仅仅是外在的幸福，而“外在的幸福远不如内心的福祉，无可置疑，人生幸福最基本的要素——就整个人生来说——就在于人的构成，人的内在素质”。 塑造优秀内在素质的关键是运用理智看穿各种欲望的虚妄，让躁动不安的意志逐渐寂灭，超越生命欲求和世俗享乐引发的恶性循环，转而从自己丰富的内心与富有创造力的理智能力中获取人生的真正幸福与自由。叔本华断言，“内心丰富的人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但需要与之相反的宁静和闲暇，发展和锻炼其理智的能力，即享受他的这种财富；简单地说，在他的整个一生中的每时每刻，他只需要表现他自己”，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人类所追求的多数快乐简直是徒劳多余的，它们甚至是使人痛苦烦恼的重负”，“即使处在完全孤独的状况下，他也能以自身的思想与幻想来获取极大的娱乐；即使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惬意的社交，没有剧场、远足和消遣，他也能避免愚人的烦恼”。 根据叔本华所提供的解脱意志或寂灭意志之道，人们常常会将叔本华贴上禁欲主义的标签，并将之与佛教所追求的种种苦修禁欲联系起来。不可否认，在叔本华的思想发展中，他不仅深入研究过《奥义书》，而且断言佛教因为言明了真理之故而在所有宗教中“高居榜首”，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甚至自称为一名“佛教徒”。尽管如此，绝不能简单地将叔本华的禁欲主义等同于佛教所倡导的苦修禁欲。虽然叔本华在作品中高度赞扬了佛教，但他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宗教信徒。 在叔本华看来，“宗教为大众制造出一种形而上学，它适合于普通人所拥有的智力水平。叔本华认为，真理不能赤裸裸地现身于这样的民众之前，它必须得用神话故事、神秘的宗教教义与寓言给遮蔽起来以安慰常人。被宗教呈现的任何真理均是寓言性的真理”。对于大众来说，宗教足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但对于具备高度个性与原创力的天才或出类拔萃者来说，他们拥有足够强大的心智来直面叔本华哲学所展现的残酷真理，并在这种非宗教的学说中获取内心的安宁与满足。诚然，叔本华的哲学吸收了不少佛教的思想成分，但是，佛教表达的真理仍然“披着面纱”，他拒绝承认“灵魂转世”的教义，并将之评判为真理的一种神话与摹本。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尼采敏锐指出的，叔本华的禁欲主义与宗教的禁欲主义有着天渊之别，宗教教士所宣扬的禁欲主义谴责所有的生命欲求，为软弱者与平庸者的失败与无能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而像叔本华这样的伟大哲学家或像瓦格纳这样伟大的艺术家所肯定的禁欲主义则是为了更好地专注于精神追求而舍弃世俗的欲望。宗教的禁欲主义带来的是道德的压制与生命的阉割，制造了一批批缺乏个性乃至充满奴性的平庸者，叔本华的禁欲主义则想要激发一个人更高的追求、更大的创造力、更加博大的灵魂与更加豁达的激情。叔本华的禁欲主义导向的并不是一种消极无为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超越廉价的世俗享乐，致力于各种精神追求与文化创造的生存方式。 卡特赖特通过梳理叔本华的主要哲学思想，从学理上向读者揭示了叔本华解答“存在之谜”的完整思路，根据他的阐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流俗意见通过“非理性主义”“悲观主义”“禁欲主义”的标签而对叔本华做出的诋毁式评价是完全不公正与不恰当的。叔本华尽管阐明了理性在本体论与认识论层面上的局限性，但他也肯定了理智生活有助于人们超越意志与欲求引起的痛苦循环。叔本华描绘了一幅有关世界、生命与人性的阴暗而又残酷的图景，但他又为超越人世的苦难提供了相应的解脱之道。叔本华主张节制享乐乃至寂灭意志，但这是为了全神贯注于种种高雅思想文化的精神创造。然而，根据某种颇为流行的“知行合一”的评价标准，叔本华的那个可谓声名狼藉的私人生活与他的哲学主张存在着诸多不一致之处，罗素甚至认为，叔本华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构成了他所主张的哲学观点的反驳，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叔本华对“存在之谜”的解答的可信度与说服力。叔本华的哲学与人生似乎构成了一个更加深刻的“存在之谜”，而卡特赖特对于叔本华人生的细致考证，则为读者恰当地理解叔本华的这个更加深刻的“存在之谜”提供了重要启示。 诚如尼采所言，迄今为止的每一种伟大哲学都是“作者的私人告白与不情愿而又无意识的回忆录”，这一点完全适用于叔本华的情况，叔本华的众多思想观念与他的私人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叔本华所描绘的阴郁世界图景，人们很容易揣想，叔本华的个人生活充满了不幸与苦难。然而，初看起来，叔本华的人生并没有遭遇多少重大灾难，凭借着父亲遗留下来的财产，叔本华很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并过上了优裕舒适的生活，他不像一般的哲学学者那样需要严重依赖学院颁发的各种薪金度日，而是可以自由地根据兴趣来从事哲学研究。这个初步的印象很容易让某些人以为，叔本华阴暗的哲学观反映的仅仅是他吹毛求疵、无病呻吟、顾影自怜的性格特质。卡特赖特对叔本华生平的细致考证，则有力地澄清了上述误解，叔本华的人生并不像初看起来那么幸福美满，他在整个人生中所经历的一切，让他逐渐自视为“无家可归之人”，“这种无家可归的感受，成为他生命及哲学的主旋律”。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幸福的人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对于叔本华来说，他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肇始于他的家庭。叔本华出生于但泽的一个富商家庭，父亲海因利希·弗洛瑞斯·叔本华虽然是一位成功的德国商人，但他对普鲁士君主专制并无好感，相反，他对英国公民享受的自由与英国进步的宪法及其政治建制颇为赏识，进而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叔本华的母亲约翰娜·特罗西纳则是一位有着文学志趣的女子，她对艺术有着广泛的兴趣，并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与文字功底，更为重要的是，她拥有欢快的性格与迷人的气质，这让她在社交生活中很容易就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初看起来，这是一个相当美好的开明家庭，哲学家叔本华轻易就可以获得一种塑造健全自我的通识教育。令人遗憾的是，透过卡特赖特的描述，读者看到的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家庭生活画面。 尽管海因利希是一位推崇自由的政治开明人士，尽管叔本华的家族座右铭是“若无自由，则无幸福”，但是，海因利希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下来了一种容易陷入抑郁焦虑并多少带有“暴力倾向”的“病态天性”，他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有着极强的控制欲，虽然约翰娜有着强烈的社交兴趣，他却致力于让自己的妻子留在柏蓝吉庄园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海因利希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他的衣钵而罔顾叔本华强烈的学术兴趣，当然，海因利希所接受的自由传统让他不至于通过诉诸暴力来迫使叔本华投身商务工作。1803年初，海因利希给自己的儿子提供了一个选择未来职业生涯的机会：或者留在汉堡学习拉丁语，为今后的学者生涯做准备，或者跟随他踏上一场漫游欧洲的消遣之旅，并在旅途结束后承诺准备成为一个商人。年幼的叔本华在父亲的诱使下选择了后者，并在旅行结束后成为汉堡一家商号的职员。叔本华对于商业工作毫无兴趣，这种生活方式让他的身心备受摧残。 正当叔本华为自己迈入这条令人厌恶的生活之路而懊悔不已时，1805年，海因利希的突然去世（很可能是自杀）又给叔本华的哲学生涯打开了新的契机。约翰娜终于摆脱海因利希的控制，她在丈夫死后迁往魏玛。她在魏玛举办文艺沙龙，并在丰富的社交生活与文学创作中获得了新生。或许是出于对丈夫生前独断意志的反感，或许是对同为受害者的儿子的微妙同情，约翰娜写信建议自己的儿子“选择他最终向往的东西”。在母亲的鼓励与支持下，叔本华弃商进入大学。按照常理推测，叔本华应该憎恶自己的父亲，感激自己的母亲，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叔本华在私人笔记中对自己的父亲评价甚高，并不无夸张地将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他父亲的“高贵灵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自己母亲的大量批评与谩骂。 结合卡特赖特所提供的材料，叔本华对父母的反差鲜明的态度其实并不难理解。叔本华之所以高度评价自己的父亲，一方面是出于内心的愧疚，叔本华由于父亲留下来的遗产而获得了各种自由，但他并没有兑现他对父亲许下的职业承诺。为了减轻内心的负罪感，叔本华转而在他的作品中对他父亲做出了并不现实的夸大赞颂。另一方面，叔本华拔高自己父亲的形象，更是为了进一步反衬出自己母亲的“卑劣”本性。 根据卡特赖特细致发掘的历史材料，人们可以发现，尽管约翰娜确实在叔本华选择自己的哲学生涯中提供了帮助，但是，伴随着这些帮助的是约翰娜对叔本华的学术资质的大量质疑。在约翰娜看来，学者生涯劳神费力而又困难重重，而自己的儿子又缺乏成为“学术明星”所必需的圆滑品质。作为母亲，约翰娜虽然也承认自己儿子具备罕有人能超越的敏锐心智，但是，她认为，叔本华的“所有美好品质全都因为过分的聪明而大打折扣”，叔本华自认为比他人技高一筹，然而，在学术圈里资深人士比比皆是，没有学者会乐意以这种方式“得到提高或受到启迪，尤其是不愿意被一个像年轻的叔本华这样的无名小辈所引导”。约翰娜认定，不管叔本华有多么了不起的能力，他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固执性格必然让他在学术圈里长期受到孤立。 应当说，约翰娜对叔本华的评判并非完全捕风捉影，叔本华桀骜不驯的性格确实与许多论资排辈，从众流俗的学术圈格格不入。但是，叔本华非常反感的恰恰就是他母亲的那种为了融入特定社会共同体，为了获得某些所谓的学术权威的认可而无原则地牺牲自己的个性与观点的庸俗论调，叔本华坚信，“精神上的出类拔萃是至高无上的”，出类拔萃者不应当过于在意其他资质平庸者的看法，“最有价值的东西以及真正的人生，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靠别人如何看待”，“过高地估计他人的看法，乃是人类共有的痼疾”，“对他人的看法操心焦虑，构成了我们的虚荣心、矫揉造作、自我炫耀以及狂妄自大的基础”，与其为了迎合低劣者的趣味而变得庸俗，不如保持自己的本心而坚守孤独。 叔本华进而指责约翰娜的投机态度，他认为，在自己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约翰娜却默默地服从自己丈夫的独断意志，“一位好母亲自然是会为自己孩子的福祉做出努力，即便这会导致她和丈夫之间的冲突与不和”。叔本华多疑而敏感的性格，让他深深地怀疑自己的母亲并不懂自己真正的能力、才华与价值。事实上，叔本华的这种怀疑绝非毫无根据，无论如何，约翰娜是一个极度自恋与自我中心的女人，当海因利希在世时，她在丈夫的独断意志下不得不收敛自己的锋芒，当丈夫死后，她在获得了经济独立之后就开始过起了符合本性的挥霍生活。尽管她在生活中不断沉浸于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与无忧无虑的文字创作之中，但她总是提醒叔本华不要沉溺于诗意的幻想，而要不断培养自己的实际能力来抵御生活的严酷。约翰娜从不指望自己的儿子在学术思想上有什么惊人之举，她只希望叔本华能有一个具备可靠收入的固定职位，早日娶妻生子，过上一种循规蹈矩但可以不拖她后腿的平凡生活。 约翰娜的双重标准自然激起了叔本华的恼怒，他指责约翰娜在丈夫死后肆意挥霍遗产，并在文化沙龙中与某些人品和头脑都颇成问题的男人调情。叔本华的指责又进一步引起了约翰娜的高度不安，在她眼里，叔本华就像他的父亲那样想要控制与干预自己现在的自由生活，约翰娜对丈夫独断意志的严重不满如今全部投射到了儿子身上。不难想见，这对母子之间的罅隙在不断增长，而叔本华的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的出版，则让双方长期多少有所压制的矛盾彻底爆发出来。 众所周知，叔本华的这部博士论文在出版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是悉数代售的状态，而约翰娜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位比较有人气的魏玛女作家，她的作品销量可观，并拥有一批热心的支持者。约翰娜在没有认真阅读的情况下就嘲讽这本书的名字像在表明它是为药剂师所写的东西，进而还嘲笑了这本书的销售状态。显然，约翰娜对书籍销量的嘲讽击中了叔本华的痛处，他愤怒地反唇相讥道：“即使是连一本她写的书也难找到之时，自己的书仍会有人在读。”由《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这本书引发的白热化冲突长达四个月之久，这段激烈的冲突最终让约翰娜下定决心携带叔本华的妹妹阿黛勒一起逃往耶拿，并与叔本华彻底断绝关系。阿黛勒性格软弱，优柔寡断，尽管她并非完全不能理解她哥哥的思想与立场，然而，她担心叔本华的激进观点影响他在学校的前途，担心叔本华不时透露出来的对他人的轻蔑破坏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阿黛勒在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里都被她母亲所控制与支配，她谨慎地与叔本华保持着距离，仅仅在私人书信中对叔本华有所节制地倾诉着她在爱情、疾病与死亡上的诸多相似感受。可以认为，叔本华与他的母亲约翰娜的冲突，让他逐渐疏离于家庭成员的亲情与人伦关系。尽管叔本华的亲人此时并未全部离世，但叔本华还是成为了一个“无家可归之人”。 对于脆弱的心智与贫乏的灵魂来说，成为无家可归之人不啻为一场巨大的灾难，然而，对于叔本华来说，在现实世界中他虽然成为了一个无家可归之人，但是，他在内心世界中又找到了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家园。正如诺瓦利斯指出，“哲学就是一种怀着乡愁寻找家园的冲动”，不难理解，兴趣广泛的叔本华会把哲学奉为他的精神家园。在柏拉图与康德的经典论著中，他找到了心意的相通与精神的共鸣。相较于现实生活中那些对他充满误解、歧视、怨恨、隔阂乃至敌意的亲人，柏拉图、康德与佛陀才是叔本华真正的家人。叔本华在研习这些伟大哲人的哲学思想时获得了巨大的精神慰藉，哲学对于叔本华来说，不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而是一种用来塑造自我、实现自我和超越自我的事业，一种反思与筹划自己人生的信仰，一种克尔凯郭尔意义上的值得自己“为之生，为之死”的真理。 康德在当时德国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力让叔本华产生了一种期望，或许他自己可以在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专业的学者圈内找到一种如家的感觉。然而，叔本华对黑格尔、费希特、谢林与施莱尔马赫等在当时极负盛名的德国哲学家学说的研习，却让他感到深深的失望乃至愤怒。他在自己的论著中连篇累牍地批判了这些哲学家的思想与理论，其中甚至不乏以刻薄恶毒的语言做出“无度而粗俗的谩骂”。正如海德格尔指出，虽然叔本华自以为并不依赖于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然而，叔本华的作品实际上深深受益于“当时已经出版的谢林和黑格尔的主要著作”。卡特赖特也认为，在叔本华处于萌芽状态的哲学和费希特的思想之间其实存在着诸多关联点。倘若是这样，叔本华为什么还会如此激烈地反对与抨击这些德国哲学巨擘呢？有一种流俗的意见认为，作为柏林大学的编外讲师，自视甚高的叔本华对那些体制内的学者满怀嫉妒，这种强烈的嫉妒让他十分仇恨所有的“哲学教授”。 （未完待续） 叔本华传 [美]戴维·E.卡特赖特 著 何晓玲 译 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是19世纪最富创见与挑衅性的思想家之一。他穷其一生，倾尽全力，以求理解人生活于一个苦难与死亡无处不在的世界中的意义。在他力图解开“永困人心的存在之谜”的求索之路上，叔本华几乎对人类存在的各个维度都进行了探究，逐渐形成了一套论调阴郁、令人信服的世界观。而他这一世界观，无论是对当代文学和音乐，还是对当代哲学和心理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是第一本用英文所写的详尽全面的叔本华传记。为展现出其哲学的全貌，戴维·E. 卡特赖特将叔本华置于其历史及哲学背景之中，讲述了他一生的故事。卡特赖特提供给读者的完全是一幅纪实性画卷。在这幅画卷中，卡特赖特探讨了叔本华破碎的家庭生活，他早年所受的对于其个性形成至关重要的诸多影响，他对于康德带有批判性的忠诚，他同费希特及歌德的个人交往，他同谢林的颇为矛盾的关系，他对于黑格尔的蔑视，他为使自己的哲学为世人所知所做的抗争，以及他对于自己迟来名声的反应。出现在这部传记中的叔本华，是一位血肉丰满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对于众多不同领域中的重要人物，诸如塞缪尔·贝克特、博尔赫斯、涂尔干、弗洛伊德、托马斯·哈代、托马斯·曼、尼采，以及维特根斯坦，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戴维·E.卡特赖特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白水分校的哲学及宗教研究教授，他发表了多篇以叔本华及19世纪德国哲学为研究对象的文章，编辑并参与翻译了剑桥版《叔本华文集》，另著有《叔本华哲学史词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chopenhauer’s Philosophy)。 前言 致谢 叔本华生平及作品编年表 第一章意志的肯定 温布尔登学校 法兰克福 第十章法兰克福的哲学家 索引 点击 |
|
|
来自： 明日大雪飘 > 《世界政治经济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