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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尖锐地指出：“在我看来，今天压在印度心上的高耸的苦难之塔，其唯一基础即在于教育阙如。”这一评价或许有些极端，因为它将印度面临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因素单独提了出来。但是泰戈尔的评价相当深刻。 基础教育在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的作用非常广泛，而且至关重要。第一，读写和计算能力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让我们拥有理解世界、摆脱无知、与他人沟通，以及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自由。在社会中，特别是现代社会中，许多东西依赖于书面媒介，不识字就像被囚禁，而学校教育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逃脱牢狱的大门。 第二，我们的经济机会和就业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教育程度和掌握的技能。即使对于简单的工作，理解书面信息的能力以及在特定任务中追踪数字的能力也是必需的资质。特别是在商业贸易全球化的世界中，教育的需要不断扩张，比如中国经济的成功基础就在于，拥有一支受过合理的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在为整个世界提供产品和服务时能够满足质量控制和技能形成的要求。 第三，不识字蒙蔽了人民的政治话语权，由此直接导致他们得不到保障。话语权和安全之间的关系经常被低估。不可否认，即使许多人仍然不识字，民主也可以是有效的：显然有必要强调这一点，因为经常听到的极端保守主义的观点经常忽略了它，认为民主权利对文盲人口是没有用的。但是，只有当政治机会与社会赋权相结合，包括阅读报纸、期刊和书籍，以及与他人沟通的能力，人民的民主之声才能扩展到更广阔的范围。问题不是民主制度是否有效，而是如果被学校教育的不足所压抑的人民的声音得到解放，民主制度能够更加有效到何种程度。 第四，在解决健康问题，特别是公共卫生的问题上，基础教育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很容易看到专门的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例如，关于传染病的传播方式和如何预防疾病)。但是即使普通教育也能提高一个人的思考能力，从而产生在面对流行病问题时至关重要的社会知识。实际上，一些研究表明，普通学校教育对健康的影响比专门的健康教育本身还要大。学校教育还能推动公共卫生措施的实施，例如与免疫、卫生设施和流行病预防相关的措施。 第五，对于广义上所谓“人权”的范围和影响的公众认知，教育的发展通常是推动其变革的原动力。例如，在喀拉拉邦以及最近在喜马偕尔邦，教育的发展是医疗卫生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以及社会在提供医疗设施和服务中的作用。由于学校教育和识字的普及，对于什么可以被视为人权的理解——今天在全球视角中医疗卫生显然是人权的一部分——变得更加严格了。 第六，教育还能够影响对合法权利的理解和运用——人民已经拥有，有时候却没有利用的法定权利。当人民不识字时，他们理解、行使和运用合法权利的能力非常有限。特别是对于妇女来说，正如多年以前塞尔玛·苏班(Salma Sobhan)在孟加拉国指出的，不识字是阻碍妇女权利实现的重要障碍之一。学校教育的缺乏使得被剥夺群体没有办法反抗对他们合法权利的侵犯，从而直接导致他们的不安全。 第七，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年轻女性受教育能够显著提升妇女在家庭决策中的力量和话语权。除了家庭内部公平的重要性，妇女的话语权还能带来许多其他社会变革。最重要的一个考虑是妇女赋权通常能够显著降低生育率。这并不奇怪，因为那些频繁生儿育女的年轻女性，生活受到的影响最大，增加她们的话语权、更加关注她们的利益，通常能够使她们避免过于频繁的生育。而且，妇女受教育和识字通常能够降低儿童死亡率。实际上，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许多国家女性识字率和儿童生存率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第八，尽管教育并不是打破阶级壁垒的魔术子弹，但是它对减少与阶级和种姓划分有关的不平等贡献很大。正如第1章中提到的，阶层仍然是印度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障碍，教育的普及是应对印度社会这一弱点的重要方法之一。 第九，如果得到恰当的安排和支持，学习和研究是一件充满乐趣和创造性的活动，除了受教育能够带来的长期收益之外，上学的过程本身就能够显著提高年轻人的生活质量。对于一般的印度学龄儿童来说，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他们的学习环境通常枯燥乏味或者充满敌意，许多时候还会遭到体罚。但是，对于大多数儿童，上学不仅比做童工或家务劳动要好，而且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乐趣并使他们有所收获。 基础教育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显而易见。即使最贫穷的家庭也认同这一点。传言说印度家长通常不重视——甚至反对——学校教育，特别是女童的教育，实际情况刚好相反，在印度即使是最贫穷、最缺乏教育的家庭也很容易认识到所有儿童受教育的重要性。这是1999年发布的《基础教育公开报告》(Public Report on Basic Education，称为“PROBE报告”)最主要的发现之一，最近的一些调查研究，例如普拉蒂奇信托基金机构(Pratichi Trust)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与一般的说法相反，系统的实证研究没有发现家长极不情愿送子女上学的情况，包括男孩和女孩，实际情况是，只要他们的住所附近有负担得起的、有效而安全的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至于个别不情愿的情况，通常都有学校安排方面的原因，例如学校距离家长工作的地方太远，或者有的学校只有一名老师，有时候会不在学校，考虑到儿童的安全，特别是女孩的安全，家长才不愿意送孩子去上学。 教育与发展 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清楚地看到了教育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包括公共服务在推动教育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并且提出了市场机制如何成功运行的经典分析。他希望将更多的国家资源用于公共教育，指出： 国家只要以极少的费用，就几乎能够便利全体人民，鼓励全体人民，强制全体人民获得这最基本的教育。 欧洲和美国的经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以最有说服力的方式显示了教育，特别是由政府主导的教育，在促进和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普遍作用。 自19世纪以来，亚洲的新兴经济力量也总结出了这些经验。19世纪中叶，学校教育的转型作用在日本——亚洲最早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国家——得到了清晰的体现。1868年明治维新时，日本的识字率已经高于欧洲，尽管当时日本还没有实现欧洲一个世纪以前经历的工业化或经济现代化。正如第2章中提到的，1872年颁布的《教育基本法》明确承诺，保证“没有一个卫生保健中心有不识字的家庭，没有一个家庭有不识字的个人”。这种建设性的——或者可以说是专制的——承诺有力地引领了日本学校教育的普及。 日本发展的早期阶段，即明治时代(1868—1912)密切关注教育。例如，1906—1911年间，教育方面的花费占整个日本城市和农村预算的43%。这一时期，小学教育的进步尤其迅速，负责征兵的军官惊讶地发现，1893年三分之一的新兵是文盲，到1906年文盲几乎绝迹了。1910年，日本几乎全民识字，至少年轻人全部识字；1913年，尽管仍然比英美贫穷得多，日本出版的图书数量已经超过了英国，甚至超过了美国的两倍。在很大程度上，专注教育决定了日本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性质和速度。 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发展，特别是学校教育，受益的首当其冲是穷人，而不仅对富裕阶层有帮助，日本整个现代化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战略都证明了这一点。后来，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都选择了类似的道路，高度关注基础教育，并主要由政府来提供。在解释东亚迅速的经济进步时，善用全球市场经济的意愿通常得到了最多的强调，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些国家公共教育的成就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如果人民不能读写，对全球经济的广泛参与就很难实现。 精英与社会分化 不过，印度教育的低质量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在全世界享有的高度评价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谜。印度的教育虽然存在巨大的局限，却经常受到海外的极高赞誉。这带来了一个有趣的认识论问题(是什么让印度的教育系统享有国际声誉？)，而且制造了一种错误的满足感，让人们误以为印度教育大体上已经足够好了。我们得知，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专家正在从以前没有受到过威胁的西方人那里抢走好工作——这甚至成为最近的美国总统选战中豪言壮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主流报纸纷纷刊登文章，敦促改进美国的教育和培训系统，以便赶上来自包括印度在内的遥远亚洲博学的竞争者，据说他们正在尽一切可能从头脑简单的美国人那里抢走良好的就业机会。 这个印度，跟那个学校教育糟糕透顶的印度是同一个吗？事实究竟是怎样的？显然，许多印度人——比例不大，但绝对数量仍然很大——在印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印度有精英学校、先进的高等教育中心，以及重视教育并以之为荣的社会价值观。即使在二流学校中，好学生通常也会受到更多的关注的指导。正如我们在本章前面提到的，高等教育机构，如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能够提供全世界最高质量的教学指导，许多印度大学的个别院系也能做到。许多受过良好教育、充满自信的印度人在海外非常成功，在他们进入的企业和行业中都是佼佼者。而且，印度公司能够以具有竞争力的绩效和经济性处理欧美企业的外包业务——不仅是中低端的熟练工种(如所谓的“呼叫中心”)，而且包括涉及编程和设计等复杂的技术工作。 事实是印度的教育系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严重两极分化，只有特权阶层的少数儿童能够享受良好的——通常是杰出的——教育机会，大多数人只能局限于存在诸多缺陷的教育安排。从入学之初到专业化教育，学生获得的条件有着巨大的差别，一小部分学生——尽管绝对数量仍然很大——位于阶梯顶端，其他人只能待在底层。印度的教育系统——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组织因素——与印度社会“精英与其他人”的普遍分化一道，保证了巨大基数中的少数年轻人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这种选择不是通过有组织地排除某些人(事实上远非如此)，而是与阶级、种姓、性别、地位和社会特权有关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造成的。 总体而言，特权阶层做得不错——值得称道的是，他们没有浪费机会。他们的成功首先出现在教育机构本身，然后扩展到全世界，令印度人和外国人全都印象深刻，然后国家开始欢庆胜利。而且，不仅这些“冠军男孩”(以及越来越多的“冠军女孩”)自己的生活一帆风顺，他们还因为“让国家为他们骄傲”而受到尊敬——当然是怀着谦虚的态度接受了这种敬意。与此同时，垫底的男孩，特别是垫底的女孩，甚至不会读写，没有机会接受任何形式的良好教育。 有必要澄清，我们对冠军男孩本人没有任何意见。国家当然需要他们，有许多不同的理由：为了学术的昌盛、为了经济的繁荣、为了科技的发展、为了医学的进步，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印度面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诸多问题。从任何意义上讲，我们的担忧都不是因为冠军男孩让我们失望。是系统出了问题，在这个系统中，教育机构的成功是由少数(大体上独立的)精英的表现来评判的，忽视了其他人，加之社会对这种不公平和非正义的总体差异的漠视，造成了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阶层化。 我们要寻求的认识是，尽管冠军男孩非常成功，但是印度的教育系统在覆盖率和质量两方面都存在极大的疏失。印度所容许的严重的教育阶层化不仅极不公正，而且在为一个活跃的经济和进步的社会奠定基础方面极度缺乏效率。从结构的角度，综合效率和公平，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印度因为过度关注一些人，忽视了受制于经济贫困、种姓分化、阶级壁垒、性别不平等，以及与种族和社群有关的社会差距的大多数人，而遭受了多大的损失。（以上选自《不确定的荣耀》）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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