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形势下如何保证初中等教育机会的分配公平、不产生巨大的阶层分化，将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撰文 | 唐俊超 现有研究多半重视教育机会数量上的不同分布，对教育机会的质量差别没有做出区分。并且，考察教育不平等的另一个重要角度，即教育不平等随入学阶段上升而发生的变化却没有受到重视。 以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背景来度量的家庭背景对差异化的教育机会影响如何? 这种影响是否随入学阶段的变化而变化? 假设存在变化，造成这种变化的背后机制是什么? 家庭背景什么时候发挥作用 本研究在中国内陆的城市和农村地区抽取了一个6000人的样本，其中城市和农村的样本量分别为3982人和2018人，具有全国代表性。教育经历获得被严格定义为正规、脱产的全日制教育，在职教育均不纳入考量。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背景这两个先赋性因素在小学升初中阶段都显示出显著的影响。 到了初中升高中的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文化背景的影响在显著性和作用大小方面都有所下降。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背景影响被削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校等级的影响在这一阶段十分明显。  中学阶段的竞争非常激烈 也就是说，重点初中的毕业生比普通初中毕业生进入重点高中的可能性大得多，其中进入不了重点高中的毕业生则比普通中学的毕业生更有可能进入职业高中，就读普通高中不是他们偏好的选择。 学校等级与入学状况之间的这种非线性关系可能是由于进入普高/职高的重点初中毕业生成绩一般较差，相较于普通高中提供的质量一般的学术教育，他们可能更看重职高可以提供的教育回报。 一旦进入职业高中…… 高中升大学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受教育年限的作用基本都不显著。仅有父母受教育年限对重点本科入学的影响是显著的。 升大学阶段学校等级的影响力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而且这种影响都是显著的。 也就是说一旦进入职业高中，重新回到大学本科是几乎不可能的。即使是在大专的竞争上，职业高中的学生（相对于普通高中学生）也处于劣势，这可能是因为即使职业高中也只有成绩较好的一小部分学生会选择继续上大学，绝大部分职校毕业生在成绩上不达标，也已经有了谋生所必须的某些技能，因此并无意做进一步的深造。  在升大学阶段，重点制的影响也进一步加强 在升大学阶段，重点制的影响也进一步加强，相对于普通高中生而言，重点高中学生（相对于未升学而言）升人大专、普通本科、重点本科的优势比（相对未升学而言）分别要高234.3%、570%和802.8%，影响非常大。 本文认为，教育机会不平等不仅随宏观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也会随着个体升学发生变化。在社会历史条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文化背景的作用在早期入学阶段影响最大，随着人学阶段的上升而逐渐下降；学校等级的作用则相反，随着入学阶段的上升而逐渐上升。 大多数人“输在起跑线” 本文指出，这主要是出于三个机制的共同作用： (1)差异选拔，即早期入学阶段的筛选导致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背景趋于一致； (2)生命历程发展，即家庭资源对学习动机、能力的转化能力下降，学生自身的学习动机、能力逐渐成为学习成绩的主导因素； (3)异质教育，早期优质教育资源转化为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能力，使得结构授予的作用相对下降。  可以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主要在早期实现，后期这种影响逐渐削弱，学校等级则相应地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针对社会低阶层的教育筛选在初等教育阶段表现得最为严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已“输在起跑线”。 在中高等教育阶段，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逐渐为学生的学校等级所取代。高阶层家庭在早期教育阶段帮助孩子进入更好的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接受良好教育的子女在考试中占据优势，从而进入更好的学校，继续接受更好的教育。 这种优势步步累积，直至踏上工作岗位。而最为严重的就是这一社会再生产过程往往会被掩盖在表面上平等的标准化考试中。 如何保证初中等教育机会公平 从政策意涵上看，政府应当重视初中等教育的不平等，高等教育不平等一定程度上仅仅是初中等教育不平等的延续。 事实上，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上海、江苏，已经出现了大批收费高昂的民办学校，尤其是民办小学、民办初中，他们掌握着小学、初中阶段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如果本文所验证的作用机制属实的话，以经济壁垒作为重要入学标准的民办学校不断扩张，无疑为教育不平等的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教育资源的竞争从小学阶段就已开始 在新形势下如何保证初中等教育机会的分配公平、不产生巨大的阶层分化，将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本文并没有讨论宏观社会过程如城乡二元结构、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地方教育投入、区域性营养与健康条件、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变化乃至人口结构变动等因素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这些是深入讨论教育公平问题时需要纳入考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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