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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很长时间，一半孩子上不了普通高中的分流政策，以及名额到校的录取方式，在家长群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焦虑情绪。 但我看遍了网上的讨论，却发现没有人去问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会有高中？ 本来的小学-中学-大学三阶体系，为什么只有中学这个阶段被拆分成了两部分——初中和高中？ 如果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会发现高中这个学制之所以会出现，本来就是为了分流。 《孩子王》 如今通行的6-3-3学制并非自古有之，这种学制，最早是美国的中等教育改组委员会于1918年确定的。 在此以前，欧洲大陆通行的是双轨制，即贵族阶层和普通大众接受两套截然不同的教育，贵族接受精英式教育，民众接受基础知识和职业教育。 而美国采用的则是单轨制，也就是所有人都在同样的学校接受同样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层层考核，层层选拔。 美国在19世纪中叶时，广泛采用的学制是8+4，即小学8年，中学4年，但这种制度的弊端在20世纪前后逐渐显现： 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普及，对职业工人的需求大量增加，但要12年才能毕业的学制无疑拖后了他们参加工作的时间。由此而产生的，是大量学生在中学阶段辍学，去参加工作。 《美国往事》 而教育系统也认为原来的学制有问题，即小学太长，浪费了很多时间，而中学太短，学业压力变得很大。简而言之，就是教育的效率不高。 关于学制的问题，美国的社会各界也展开了热烈讨论，最终形成的共识是从8+4改成6+6，即小学和中学各6年。 中学为什么又被拆分成初中和高中？当时诞生不久、如日中天的心理学为其提供了一个解释。 克兰普顿博士对纽约市5000名学生做了调查，对其身心成熟度做了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在这12年里，前6年孩子们的未成熟比例在100%至88%之间平缓递减，中间3年的未成熟比例在76%至47%之间平缓递减，末尾三年的未成熟比例则在21%至3%之间。 这里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数字，即换算到如今的学制来看，初中三年级和高中一年级之间，学生们的未成熟比例会从47%骤降至21%，是各个年龄段之间变化最剧烈的一次。 《春天不是读书天》 这次研究为学制改革和中学拆分提供了心理学依据：既然他们的身心发展程度如此不一致，当然有必要在不同的教学场所里，用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去教育他们。 由此，目前国际通行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学制体系基本成型，并在100年来基本保持稳定。所有后续的教育改革，都是在细节上调整，而很少去动这个框架。这无疑能证明此学制是科学和有效的。 为什么要大幅介绍这些背景呢？因为美国中等教育改组委员会在把中学划分成初中和高中时，明确给出了理由： 初中的重点是帮助学生探索自己的能力，并为将来的发展道路做选择；高中阶段的重点则是针对学生所选的领域进行训练。 把这些内容对应到如今的学校教育里仍然成立。初中让学生去探索：是有能力去走普高-大学的道路，还是选择“学门手艺“；高中则通过文理分科及课程设置，让学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大学专业方向。 在当时的美国，对一部分学生进行职业分流的方案就引发了争议，但这并不阻碍这种学制成为主流，因为初中和高中的设立初衷，就是分流。 《四百击》 分流背后有心理学的依据，如前所述，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工业化、城市化需要大批的职业劳动者，要求一部分学生们尽早进入职场，充当普通劳动者。 原来8+4的学制，学习12年才能培养一个合格劳动者；改革之后，6+3的前9年学完，就可以取得初中毕业证去工作了。 我国在1922年效仿美国确立了633学制，这种学制适合工业化对职业工人的需求，所以后续虽有微调，但主体框架一直未变。 1985年时，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文件中就已经明确提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如今的中考分流政策，并不是刚刚出现，而是早已有之。 再强调一下：从最开始，就是为了分流学生，才把中学分成了初中和高中，而不是因为有了初中和高中，才去把学生分流。 但初衷只是初衷，100年过去了，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已经极大改变，为什么到现在，反而更加坚决地执行分流政策了呢？ 初中毕业的孩子一般是15岁左右，选择在这个年龄来分流，也是国际“惯例”。除了前述的心理学证据之外，还有很多事情可以佐证。 比如经济和合作组织每3年进行一次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对象就是各国的15岁少年。 PISA测试的目标，是考察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能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选择这个年龄，是因为15岁时的测试结果在评估潜在劳动力素质时的准确度很高。 而PISA自2000年开展以来，在很多国家的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教育部门也在关注这个测试的结果。 《青春年少》 2018年，中国由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四省市的“联队”参加PISA，在阅读、数学、科学上都排名第一。 当时这条新闻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激发了很多人的自豪感。但关于它的一些细节信息引起了教育部门更多的重视：虽然各项成绩都排名第一，但各项的学习效率却排名第44位、46位和54位，而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排名则在51位和61位。（此次测试共有79个国家和地区参与。） 也就是说，因为教育内卷和“囚徒困境”式的教育军备竞赛，中国孩子的成绩很好，但效率很低，学习的性价比更低。 另外，PISA不仅测试学业素养，还考察教育的其他维度，其中也提到中国的教育很不均衡，区域差异极大，师资差异极大。其背后的原因很明显是近些年的教育产业化。 所以，你会发现近期的中考分流以及所有相关的教育改革，都旨在解决教育中出现的两个问题：教育效率/性价比问题和教育公平问题。 《高考》 “双减”政策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解决教育效率/性价比问题；而中考改革，则基本都围绕着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 今年3月，上海的中考改革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名额到校”的复杂方案引得众多家长做精细计算，也有不少人看得云里雾里，摸不清头脑。 其实，从教育公平性来看这次改革，会得到更清晰的理解。 在之前，重点高中和一部分民办高中会采取各种方法“掐尖录取”，用高质量的生源换取优异的高考成绩和高额的收入，并以此来获得更好的师资和生源，形成正向循环。 与此同时，那些“坑校”则形成了相反的恶性循环。 而新的中考方案，简单点来说就是把生源打散、搅拌均匀，再用大勺子一舀，尽可能平均地分配到各个高中，打破原来的循环。虽然不可能绝对公平，但相比之前而言，无疑会均衡了很多。 当然，在舀出来以前，先沉淀一下，把“学渣”们沉在底部，下面开个洞，流到职高去。 无论是名额到校，还是多校划片，无论是民办摇号，还是做强公立学校，都是朝着这同一个目标去的。 教育中存在的这些客观问题，所有国人都能感觉到，教育部门做出了解决问题的努力，从逻辑上来讲也无可厚非。 但是，这些“中等教育分流的初衷”和“看上去很美很合理的改革”，却根本无法被家长们所接受。其深层原因，是因为有一些根本性的矛盾无法解决。 回顾历史，我们就能知道，中考分流是一直的政策，并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中国独有。就我国而言，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确立了普高和职高并行的体系。 曾经，甚至有很多人心甘情愿地去被分流，初中毕业上中专，能更早地参加工作，也能“吃商品粮”。 《人生》 只是随着社会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曾经非常受欢迎的分流体系，变得越来越不受人待见，给人的印象也越来越负面。 其原因，当然是因为高等教育比职业教育强很多，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还是发展前景。 当一代受益于或见证了高等教育好处的人成为了父母，撞上越来越严格执行的中考分流政策，大家就坐不住了。 而我们这些家长的理由也非常坚实，谁也没能力说服。 理由之一，是孩子少了。 以前孩子多，能上学的去上学，不适合上学的去打工，拼的就是个概率。比如豆爸我有兄妹三人，分别完成了初中、高中和大学教育，对于我的父母而言，三个孩子有的负责阶层跃迁，有的继承家族资源，有的提供天伦之乐。虽然不尽完美，但完全可以接受。 但等到我这一辈做父母的时候，多数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我不奢望孩子飞黄腾达，但更惧怕一旦有失误，连退路都没有——我的孩子，连种地这个最后的退路都没了。 关于这一点，人口学家、经济学家贝克尔有学术性表述：孩子质量数量替代理论。简言之，就是生的孩子数量变少，就要提高质量。 提高质量的方法，就是投入更多时间、金钱、资源。而投入越多，就越不能接受失败。人口普查的数据和教育内卷的现状都表明，这个理论的解释力很强。 所以，教育改革说得天花乱坠，都无法劝阻家长去掏钱。
《亲爱的》 理由之二，是筛选的矛盾。 参加高考的考生逐年递增，但985/211这些名校的录取人数所增甚少，对比而言，进入名校的概率其实是变小了的。 从录取方式来看，中考和高考是强筛选的，分流的铁拳是客观存在且不容置疑的。 但从教育政策来看，义务教育阶段却是在强减负的，双减的政策是至高无上且强硬执行的。 义务教育目标和非义务教育选拔标准的割裂，决定了家长不敢掉以轻心。 教育部门想做的，是“义务教育减负，竞争上移“，但家长感受到的却是：原来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现在变成了中考一试定终生——不但不能减负，竞争还下移了。 因此，当北大教授姚洋提议“取消中考分流、普及高中教育”时，当携程老板梁建章建议”取消中考高考，普及大学教育“时，人民群众强烈赞同，但同时都知道，短时间内这些提议都绝无可能成真。 对家庭而言，孩子少了，容错率低了；从社会来看，竞争下移，筛选更狠了。 两相比较，家长的焦虑与迷茫完全可以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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